来源：今艺术 作者：严潇潇

去年3月，杨福东将中国美术学院（以下简称中国美院）实验影像工作室的十几位三年级学生带到了敦煌，为期十天的戈壁之旅催生了密集的讨论、观看、聆听、拍摄、创作、写作，这一计划被命名为“有限的知识”。与坐拥江南仙境的杭州截然不同的大漠风景、以及莫高窟之于造型艺术的重要视觉参照，成为这趟旅行预设好的灵感刺激点。然而，宛若山水画的留白，有更多看来无所事事的行走与等待，反而也令大家受益匪浅。

行前：心中的旅途

其实，这趟旅行远超十日之限，整个计划包括了行前、旅途、后续三大部分，前后绵延一年多。计划缘起于自杨福东对于影像创作课程的初衷，他所理解的影像创作“不仅仅是拍摄”，更重要的是将到异地走走看看作为“一种心理上的拍摄方式”。他提出的这种“心中的摄影”观念得到了校方的认可，又幸运地获得客座教授张颂仁的资金支持，才有了这一从内心到行动的“旅途”。

当时，杨福东已受邀在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任教约两载，耳闻目睹与思考的经历之下，感到中国艺术学院体制内的教育仍存在问题，他说：“艺术不见得是像厨艺，不是手把手可以教会的，那怎么办？还有一个教育的概念问题：怎样才是给学生好的启发。”他根据自己当年在校时的经验，对实验影像工作室的所有学生提出了两个学习上的要求：首先要求在校期间独立思考，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是培养做事的态度，要学会坚持。

至于敦煌，这是杨福东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目的地。在他看来，“敦煌也是很多年、很多朝代积累而成的，时间凝固感也很强。从南北朝、魏、到唐宋，整体上壁画艺术的脉络都可以看到，再与当地地域文化交织在一起，便成为了第一选择。”

他引导学生们为此次敦煌行做足了功课。行前的主题调查研究名曰“行前定格”，每个人都穷尽一切可能的资源，构建起一个自己所理解和设想的敦煌，与其他人进行三次讨论，并各自择取一帧影像（包括电影、老照片、图绘等等）来描绘自己心中的图景，用杨福东的话来说，这些讨论与分享便是传递了“初步意会的影像概念”。

途中：于无水处寻水源

尽管每个人初期都做了知识上、感性上的准备，真正的旅途仍旧充满了未知。敦煌在他们面前展现为一座简单中透着庸俗的小城，戈壁滩、胡杨林以及包裹着它们的干燥气候督促着来自潮湿江南的人们很快进入状态，而他们的人物，便是从这片干涸的土地中唤醒滋润创作灵感的源泉。

“即兴”是旅途中的一个关键词，它看似与整个计划的整体规划有所差异，甚至与影像这一媒介生产所要求的时间性与团体性背道而驰，却在此次敦煌行中成为重要的经验，因为它提供了行前乃至旅途中因厚积而薄发的机会。据杨福东介绍，在敦煌的第一次创作就是即兴的，学生们被要求在短短一个下午的时间内拍摄创作，晚上就要拿出一部很短的作品来与大家讨论，“这时候所有人就得想办法逼着自己强上，在现场、或者所有他路过的地方、他感兴趣的东西，他认为可以形成作品的，就去创作了。”同时杨福东也厘清了即兴创作与惯常创作之间的差异与连接：“即兴是不可预见的，去掉了很多矫情的东西，或者设计化的东西。但是如果进行二次再创作，把即兴进行规划，要做一个大片的时候，这事就完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由此可见，即兴创作也可以是“诗外功夫”，在生活中无形积累的经验与成熟创作之间搭建起桥梁。

敦煌行中，大家在前往榆林石窟的路上途经塔石乡附近一处干涸的河谷，过去的采石场，现在仅剩遍野的灰白色荆棘与嶙峋碎石。在这里进行的另一次相互协作的即兴创作被赋予了“无水之源”这一点睛之题，直接意味着有限的环境、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能量。杨福东将它作为与整个计划的名称“有限的知识”相互呼应的一环：“也就是说，去发掘当所有的事情都不是那么充足、甚至在没有选择的时候怎么办。这理解起来就有点像探讨真理、信仰与实际生活有多近、有多远。简单来说，这儿说知识有限，是要获取更大的自由。”

整个旅途中安插了三次讨论，每次都成为马拉松式头脑风暴，讨论时间甚至会延续至凌晨四点。杨福东将之描绘为“一种小型的理想化的、桃花源式的影像创作生活，而非任何的主题创作。”这些既定的团体时间，让走入个人体验的学生们从中抽身，在交流中将想法打开，生发出更多对事物的理解和感悟。而作为教育者的杨福东本人呢？这位著名的影像艺术家此时似乎甘于做一个“生活委员”，负责安排行程、照料起居，没有太考虑到自己的创作，他说：“看他们去拍东西、去感受，自己有莫名其妙的开心。”

后续：潜移默化

来自学生们最好的反馈，自然是创作出的作品。从敦煌返杭后，“有限的知识”分别于去年9月、今年3、4月间在中国美院与香港城市大学展出，随展刊印的手册也登载了学生们于旅途前后以及在敦煌期间的手记。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暑假，各自返乡的学生还利用一个夏天的时间创作新的影像长片，尽管与敦煌行并无直接关联，但杨福东依旧认为这是“有限的知识”的一种延续，因为他将后者看作是“一种开放的自由，探讨如何去选择、更多地针对个体的独立思考来推进”。

杨福东把学生当成未来的年轻艺术家来看，希翼他们不要悖离自己年轻的心所生发出的真诚感受，而不希望他们将这样的旅行及创作看成是作业，要有发自内心的喜欢才好。甚至在学生们看过彼此的作品后，也觉察出些许的变化。对杨福东而言，这些变化“一部分来源于去敦煌的旅行以及其他经验，源自对艺术的理解，变化是潜移默化的，很多感受并不是直接、具体的，眼界的拓宽在其中起了作用。”原来，知识之源，竟在作品所言之外的“留白”处。

“有限的知识”学生作品访谈

袁可如：

敦煌行之前，袁可如曾对莫高窟古迹和戈壁沙漠怀揣着普通游客般的向往，但在一番调查研究后就改变了心意，在搜集到的各种影像、文字、画册等资料与对它们的整理、组织和分享作用下，她说：“当你了解了故事，就会自然承载它的情怀，那么也不会只仅限于眼镜的观看。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一种创作，我们每个人分享的东西透露了各自感兴趣的方向，让我们提前进入了旅途的状态，同时也作为一部分重要的映像融入了之后的创作。”

袁可如对待即兴创作的态度很纯粹，就是以直觉来捕捉令自己有所感受的东西，由于“没有多余时间思考和修饰”，即兴创作反而成了“最本真和坦率”的表达。在敦煌，她即兴拍摄了《界-虫子》，便是无意间将镜头对准远处沙漠上行走的陌生人，后者在摇晃的画面中所呈现的跃现场对这种感觉的把握，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意味着它能否在完整度上成立”，而是“最后的筛选”，她在当时拍摄的诸多素材中选择《界》作为完整创作，在于她“看到它已经超出了日常影像，正好表达了自己所有的某种情绪”。

不过，贯穿《界-虫子》始终的驼铃声倒并非袁可如当时的同期录音，由于掺杂了大家的欢笑声，最后出现在片中的录音出自其他同学之手。与这件极简的录像作品相比，她回杭州后创作的肢体表演影像纪录《轨雀》则要复杂得多，但二者之间不仅有声音元素的延续，在内核上也有一致之感。她说：“它们都是我当时情绪的比拟——《界》中的人慢慢跳跃成一只焦虑的虫子、一只不安的兽；《轨雀》中男孩的舞蹈宛若灵雀开屏，是对敦煌行在自己生命里昙花一现的感怀。”

尽管在旅途中也不时因为大家所遇所见之物的类似而焦虑于如何创作出独特的作品，袁可如仍是觉得自己得以在那趟旅行中寻找自我：“在整个过程中我在精神上是保持孤独和清明的，因为到了那宽广原始的土地，有非常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和自己对话、思考，然后做出自己想做的作品。而这场旅行最大的影响是它给我烙上了敦煌所拥有的精神品格，也让我相信坚持影像创作是件有意义的事。”

袁可如用“充实”来描绘那旅途中的日日夜夜，旅行和创作自然融合，这个“课堂”“不仅关注作品，还关注每个人的状态”。然而她对老师的这种理念其实是后知后觉的：“因为他在旅行过程中没有明确规定主题让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是自由的摸索着进行创作的。直到回杭州拍摄《杭州回望》，才慢慢明白他整个过程的理念，所有的过程都是必要的，是有联系的，并且隐含在了旅行当中，整个就是一种生命感悟的过程，我能体会他的用心良苦，以及希望我们独立思考、建立自己的艺术品质的期望。”

冯冰伊：

冯冰伊刚刚从中国美院实验影像工作室毕业。在去年那趟令人难忘的敦煌行中，她在当地即兴创作了短片作品《但它是漂浮的》，回到杭州后又拍摄了《退浪》，两部作品都以双荧幕影像的形式展示，沉缓、优雅，色调朴素。

在行前调研中，冯冰伊饶有兴致地查阅了敦煌石窟壁画的各种资料，从各个石窟的经变故事到文物修复的一些问题都有涉猎。而在敦煌的日子里，他们花了大量时间流连于各个石窟内，聆听导游巨细靡遗的讲解。也正是在这些溢彩的环形空间内，壁画彩塑连成一卷卷故事长轴，同样的人物、类似的形象在画面中反复出现，在这些静止的图像面前，是观者的步伐移动让整个叙事“动”了起来。这给了冯冰伊以很大的启发，她说：“同时一个洞窟中有多个经变故事同时发生，这有点类似于我在之后创作中的环状叙事，洞窟的叙事方式在我之后的多屏影像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走出五彩石窟，这只艺术队伍每天有许多时间都是在路上度过的，苍茫的大漠景致单调乏味，但冯冰伊还是对它充满好奇，也不时获得惊喜的馈赠。无人烟的地方容易给人的视觉造成幻觉，冯冰伊会着迷于远处地平线上冒出的胡杨枝桠，或是一只鼓着风在石隙间飘扬的白色垃圾袋，“这种感觉在特别荒凉的地方想象着特别刺激”。对她而言，即兴意味着有感而发，也正是这些偶然冒出的景象让“举重若轻”、“举轻若重”这两个词挥之不去，并直接给予她灵感创作出了《但它是漂浮的》。影片画面尤为简洁，看似漫不经心，拍摄时也着实不容易，寒冷、烈风和光秃秃的山都造成了实际的困难甚至是危险，而冯冰伊渐渐放弃了掌控局面的努力时，反而开始得心应手。“山本身透出一股极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特别聒噪的大风里经常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大家都试着想办法控制住这些山，为自己所用。但我觉得很难。我就想那就这样吧，让生命力变得自由一些，何必那么沉重的想要掌控所有这些。”

绵延的山脉，在她回杭州后的作品《退浪》中马匹呼吸的起伏、浪潮的涨退中有了视觉上的延续，同时也引发生命力的联想。她又钟爱双荧幕这种形式，希望“制造出一种荧幕和荧幕间的蒙太奇效果”，在观众心里投射出第三个荧幕的形象，并藉着后者表现出力量。

敦煌之旅以及整个“有限的知识”计划给了冯冰伊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在毕业创作时她再度回到西部，利用洞窟的经变故事结构创作了一个六荧幕的影像装置作品。她引用杨福东的话说，敦煌之旅就像一个“旅行箱”：“每个人都在路上往里面放了很多东西。我最大的变化大概是心里被突然拓宽了很多，对于所有事物的理解，怀着一颗敬畏之心。”

在她看来，最重的是有感而发：“这种‘行走中的影像’体验让我们的感官变得更加锐利敏感。传统的技法不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表达你内在生命力的媒介。”整个计划因其延展性、持续性而区别于学校的其他课程，用冯冰伊的话来说，“这口气被延续下来了，并且它可以继续延续到无穷无尽。”

徐卓君“天葬”  彩色单频录像2’37’’

敦煌工作照（摄影 石印）

袁辉“又一阵春风来袭” 彩色单频道录像5’50’’

袁可如“轨雀” 彩色单荧幕录像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