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短跑俱乐部 作者：蒋亦凡

最近在闽西某村旁观一个“乡村文明论坛”，顺便了解会议主办者在当地所做的乡村建设现状，再加上对国内几个乡村建设项目的观察，记下这么几条。虽然粗陋，但或许有助于打破某种围绕“乡建”的集体无意识。

1.乡村建设者必须深入了解其所建设的村庄，了解其社会之构成，以及历史和当下之议题。在这种知识的基础上寻找助力的切入点，同时避免“越帮越忙”。

2.农民在外来知识分子面前往往是很卑微的，往往不正面提出议题、发起挑战，外来知识分子们不要因此以为问题不存在。

3.乡村建设者必须持续地研究自己，了解自身的活动对村庄的影响。更期待对乡建团体的独立的民族志研究，将知识分子同样置于敏锐的批判目光之下，而不是指望常常沦为走过场的“项目评估”来评价其得失——因为研究的对象不该只是这个“项目”，而是乡建人士与乡村在在发生的互动与相互影响。这种研究必须涉及乡建团体本身内部的文化和组织。

4.人文知识分子在乡建中需要意识到自己的知识结构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开展研究和干预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工具的不足。必要时须向社科知识分子、在基层的社会工作者学习，并参照其他地方的成熟经验，比如台湾的。

5.在当前关于乡村的未来安排的诸多话语中，试图抹去乡村的农业属性、社区属性，而欲使城市化洪流将之席卷，萎缩成食品生产基地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话语仍然很有市场。在这种背景下，倡导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正在通过编织自己的话语和建立自己的实践样板来证明维持乡村生活方式的意义。在这种话语博弈中，“象征层面”的工作是必须的——布局、表演、讲故事、炒作，但是实际层面的工作必须跟进，乡建不能仅仅是“象征性的乡建”。

6.选取一些历史底蕴和当前状况都比较好的村庄做乡村建设，固然便于向城市人口投射一个“更性感的乡村”的形象，从而有助于改变乡村在人们脑海中的地位，以便获得城里人对乡村建设的呼应，算是一种策略。但是相信乡村建设者的知识分子们也知道：中国更广大的乡村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它们还有着棘手的问题有待解决。所以将条件良好的乡村作为样板和舞台来进行发言，其有效性是十分有限的。很快就会需要回答：它们建设好了，然后呢？

7.任何乡建都必须以村庄和村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发扬为旨归，就是说：表达出他们的诉求、发挥出他们的智慧、调动他们的知识、施展出他们自我动员和组织的能力。看似善意而实则将村庄和村民当作孩子般摆布、“恨铁不成钢”式的干预计划都必然失败。“知识分子和农民应该是什么关系”的问题，应该被时时拿来自问。

8.所谓“逆城市化”本身只是一个趋势、一种预期或愿望，并不隐含着好坏评判，它本身不构成乡村建设追求的目标。如果“逆城市化”意味着城市人定居乡村，将之作为休闲、养老之所，未尝不是好事。但如果下乡的城市人带着经济和文化优势凌驾于村庄社会之上，甚至将村人挤出村庄，那么只是加速村庄社区的瓦解和文化的衰落。

9.所谓“乡村文明”的弘扬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乡村建设和发展作为基础，而不仅仅是改变城市人口看待乡村的观念。“乡村建设”不应是一个内涵狭隘的专有名词，特指秉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传统的知识分子所发起的乡村干预计划，这个词应该回归它固有的语义，让我们开放性地探讨谁来做乡村建设、如何做乡村建设、乡村需要建设什么。

10.乡村文明得以维系的前提是农业的存续。不仅是农业本身是一种文化，是“乡村文明”的源泉，还在于有利可图、且以村民为经营主体的农业能为乡村社会带来活力，这不仅意味着更多的资金，还包括返乡务农的年轻人。所以农业必然是乡村建设最主要的问题。

11.旅游在经济上无法替代农业可以来给乡村带来的活力。村民往往会缺乏对旅游经营的参与机会，也难以都分得合理的、充足的利益，更别说旅游经营的复杂性经常造成社区内部，或社区与外部经营者、政府主管部门的分歧。糟糕的旅游开发还会扭曲甚至抹杀一个乡村社区的文化。

12. 一种糟糕的乡村建设是在因为旅游和非农化而已成为“主题公园”的村庄做贵族乡建，它解决的不是乡村的问题，而是满足文化精英的创造欲和城里人进入美丽乡村获得宜人生活环境的需要。乡村已经死了，可他们还在尸体上搞“建设”，使之进一步主题公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