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卢迎华博客

2012年的年初，《独立评论》（前身《当代艺术与投资》）被停刊，虽然这个事件没有得到很多的注意力，但实际上，对于在艺术行业内持续写作的部分人而言，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写作者展开实践的方式，至少对于我个人而言是这样的。

2007年，当时居住于合肥的策展人左靖来电邀请我参与共同创立《当代艺术与投资》，组织第一期杂志时，我们基本是通过电话和邮件完成了对于杂志栏目的设置和约稿的计划的。当时设置栏目最基本的想法来自于艺术家的工作，既有对于艺术家个案的深入考察，也有对于艺术家新阶段的工作或年轻艺术家的报道，还有对于国内外策展项目、实验和概念的推介。大多数栏目的设置既有明确的关注内容，比如艺术家长期的工作、策展人或批评家的思考、展览的实验等，使杂志在形态上有连贯性；但同时我们对于文章没有体例上的限制，长度上也很灵活，没有很多的边界，只要是有意思的创作、概念、思考、讨论、工作方式和写作实验都可以被纳入杂志当中。

2009年以后，因为工作时间的调整，我较少参与该出版物的构思、计划、约稿和编辑的工作。在董冰峰担任主编期间，我主要以撰稿人的身份参与到这本杂志中。在这期间，我分别和苏伟、蔡影茜陆续开始在《当代艺术与投资》中开启了两个专栏，一个专栏是翻译和评述汉斯·贝儿廷的书《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另一个专栏是“策展问题”，与蔡影茜一起推荐国内外关于策展实践的论述，并就一个具体的策展问题进行写作和讨论。这两项写作对于我个人影响很大，写作的频率很高，关于贝尔廷的栏目是每个月一期，策展问题虽然每人轮值一个月，但即使当月不用写文章，只是挑选供阅读和讨论的文章，以及提出问题，那一方也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索搜和思考。这两项工作规划了我每个月的工作，一到月中，不管手上在忙任何的项目，不管身处何方，总要停下来，为这两个栏目想一想，写一写。特别是在这两个栏目中，我们都设置了一个重要的写作规则，就是要将评述和所写的内容建立在我们本土的实践上，观看我们自己的现实，并在写作中尝试去分析和认识这些现实。这样的规则使得我们始终保持对于在中国的实践的密切关注，并尝试用严肃的态度和专业的角度去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和现实。

2012年之前，每次说起《当代艺术与投资》，我总要从初创者和撰稿人的角度向他者解释杂志名字的缘由，并强调这本杂志在内容上完全是围绕创作和艺术理论的，不是关于艺术品的投资。2012年迎来了《当代艺术与投资》更名为《独立评论》的好消息，再也不用为杂志的名字多做解释了。但非常遗憾的是，更名后的杂志在出版了两期之后就被迫停刊，我们当时在这个杂志中开启的一些写作和实践也随之中断。

回看2012年，这个缺失让人遗憾，这些写作工作是一个令人安心的思考训练，更重要的是，这些写作开启了很多思考和其他工作的线索，比如，蔡影茜和我就因为“策展问题”栏目的合作和体会而共同组织策划了2012年7月在时代美术馆举行的《脚踏无地：变化中的策展》的国际策展论坛，邀请国内和国际的策展人、艺术家和写作者共同来讨论与策展和想象相关的诸多问题。今年，苏伟和我也因为围绕着《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所开展的讨论而即将把这些文本集合成书出版。

除了个人的博客和网站以外，在中国能为写作者提供的自由讨论和写作的空间并不多见。大多数出版物有自己严格的体例和字数要求，打开很多现有的刊物，大多数的评论文章和展览评述墨守陈规，在写作的样式上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包括在写作的内容、关注的对象和价值观上也非常的单一、乏味和缺乏冒险精神。开放、灵活和有想象力的写作平台对于艺术的写作者非常重要，它对于写作这种创作形式本身没有预设，而始终保持对于想法的尊重和好奇心，这种状态和出发点也可以给一个出版物带来有感染力的活力。

缺乏了截稿日期的督促和合适的发表语境，写作者和艺术家一样，缺少了表演、表达、操练和实践的平台，也缺少了基于理性和彼此尊重的基础上的对话、交流和相互的刺激。在我个人的经历中，虽然2012年过得没有一刻松懈或空闲，我还是非常珍惜这样一种可以持续地写作和讨论的机制，也怀念在这个语境中其他写作者所展开的很多深入的论述。这种写作对于所谓的“西方和东方”没有想象，也没有对所谓的“先进或完整的系统”有所想象和期许，而是始终把在这里的工作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展开的讨论和思考放在一起来观看，放在一个平等的基础来彼此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