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二文本实验室 文：毛晨雨

今晚谈谈媒介社群主义 

0，免不了让人忧伤的农夫

前天，1月7日，对门陈氏村落来了在外发展的中年人，他要买我100市斤“洞庭红霑”送给长沙某干部。我拒绝了，建议他买两头土猪送人实在得多，当然，我送他一礼品袋红米尝味，他却之不恭，欣然接受了。他顺道问我是否愿意租种他们的稻田，我说有这个意向，只是此村落有两位种田大户。他要放心地去那边谈，他说整个村庄都在等着我去发合同文书。他说那位种田大户（陈友良），“全身都黑了，癌细胞扩散了，现在躺在床上等死。”对门陈氏村落的两位种田大户，一位种了30亩的中年农夫，突然查出肝癌晚期，可能熬不到过年了；另一位有感于生命之无常，突然醒悟了，决定明年少种20亩。由此，这个村落在土地资源上与我们存潜在竞争关系的两位农夫，宣布退出了（他们每亩付50市斤稻谷的佃租，实在无力与我们500元／亩来竞争）。这是否利好消息？但却让我觉得忧伤，农夫命运之卑贱，天道还不来护佑。我做农场之根本目的不是“圈地”，而是要建立自然生态主导型的农耕种植社区，逐步让农户适应我的种植习惯并乐于尊崇自然秩序和我们约定的规范。

1，识大体者，当执牛耳

识大体者，当抡大器，主执牛耳，发语新声，是谓中流砥柱，国之栋梁，当承担重任。

这是儒家习惯的担当论，也是于某EMBA大师课上的训育精粹。一国的商业资本精英和享受特供的政治精英们，都在讲担当。之前我说过，政治伦理的失序，无以保障关联的政治道德、社会道德、文化教养的合法性话语资源。主体失序了，强调主体性和建设主体性显然是荒唐滑稽的。权力集中和话语强制不过强盗逻辑的掩耳盗铃而已。此等教养之徒所识之大体，当然是国器，所执之牛耳，当然是权力的利益关联体。

而社会精英，叫他们公知吧，所识之大体，多是思想资源上好大喜功的宪政逻辑，都在强调与最高权力抉择机构过招的体魄和雄心。但我保守地甚至戏谑地讲，我们讲宪政讲宪章很是能达成全球共识，很是能表达学理上很是磅礴的普世价值观。问题是，如何在基础上构造起一种基础性的认同。这种在基层建设意识的认同，事关对最没有话语能力和最不具备权力表述的那绝大部分非知识分子、无公民意识的中国基层人群的基本利益。这个基层没有被认真地倾听，他们被权力主体规划着，又被宪政强制着必须站起来。站起来当然好，不下跪当然好，问题是为什么总有声音在知识内部强制性地要求那些无法听到声音的人站起来。他们有些内部比拼大爱的思想，但没有倾听（当然也不会被倾听到）要接受他们所要赐予爱的人群。哦，他们叫这是启蒙，而且这是必须甚至甘愿被西方奴役150年也甘愿接受的过程。

2，基础范型

我国的社会学人类学教育、研究、推广工作开展得较晚，目前来看，40年代前的江村经济等应是巅峰，之后特别是49后的工作基本停留在政策性研究领域，也就是服务于行政体制。

几十年来，我们没有好的基础范型。我说的好的基础范型，是指学理领域的富有开创性的学理范本。我的极为局限的知识中，马塞尔－莫斯《论“礼物”》是此类学理范本。其目标区域是礼物－市场、礼貌性馈赠－强盗性抢掠、制度的公义－制度的暴虐，等等这些事关人类社会群集特别是族群间邦国间共同体间所要面临的文化制度的伦理。此基础范型在后来的布尔迪厄等法国知识分子那里获得了重新阐释和发展的活力，它给市场制度、全球贸易的制度法则提供了常新的思想资源。这些，我们这里很少。关于从某少数族裔的文化内部寻源这种特定文化的内部认同的制度，也是极为缺失，这些叫民族学者的知识精英们给政策和少数民族法治能提供什么“受益”的基础？没有学理基础，没有富有动力的学理范本，何谈社会学建设和文化间真正的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和共建。

3，下地

2012年1月5日我写了篇《细分范型与地理权力》，就是希望能引起独立电影领域的作者们充分的注意，这些在社会基础层面上工作和写作的电影作者们，需得充分自觉地意识到我们这个社会，文化认同的非主体性的惯习。1911学西洋东洋，1921学苏维埃，然后我们在西欧和东欧认同体上建立了自己的东欧观念和西欧观念，极权与民主、计划与市场，我们站在中间两头都不误。当然，以中国特色而建立了各种所谓合法性资源。现在，我们还是在这样两种主体价值逻辑中寻找非此即彼的绝对性价值，如前节所说，这种价值论战总是在国家精英和社会精英两大精英阵营间展开，老百姓抬头望着天，各路神仙云中乱舞，看不清也听不懂。由此，我觉得应该特别尊重地理（文化地理、价值共同体、社群）所决定的权力，而不受制于某种外在的绝对价值观。不受制于并非抗拒什么，而是要本着这一文化认同的制度来相生衍化。如此，只有建立对话通道。这自然地就排除了总体化的高高在上的权力逻辑，从基础上保障了各种话语自己有效的、受益的作用区域。

现在，对媒介社群的内部研究和田野体念，需得下地，需得用身体和心智去经验，需得强调古老的实证手段。

4，中国独立电影领域，甚是灾难

这个领域还谈不上什么原罪。它今年及以往所遭遇的灾难，总体上只在传播领域。形象猥琐的龙标“独立电影”，既想走向大众，勇猛地要进行一种文化的突围，但必须甘愿接受洗礼，甘愿（完全可以不嘛）一种独立语言和一部电影所应具备的独立文本的被破坏。或者说，他们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何谈独立。

而另一个主要领域的独立制作，其群体性状也很是混乱：a,快速抵达目的地的，所谓科长体；b,暂且寄身之所，虽苟且存活，但谋来日大发大富之徒，或叫招摇过市的过客；c,徒慕其名的策略；d,最近《电影作者》上我专门说的政治文本的一种适用型；e,那些颇具民粹意识的欲掌管权力重筑主体的（我有些接近这一类型）。问题是谁有权力给他者权力来重新阐释独立电影？我认为重新来细分不是表面意义上的狭隘的涤除异己者的清理门户，通过构造“范型”来达成某种清晰的边界理念，要开放得多。

关于混乱及无需阐释，放弃边界的开放，甚至寄望发展式来调和决断的武断，以及个人文化罪责的可能借口，就难做出什么定论了。(我潜在意思是张献民的开放与无限包容吧)

相关联的独立电影领域的策展、策划、主持、学术，独立电影领域的各种“大体”

学术上有些跬步自持，潜意识有种巨人屹立的“中国”学问（动不动就是“大体”话语，谁认为中国独立电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在细分的具体维度上的工作很是不够）。这其中就没有必要讨论什么圈子什么南北及其策划权力的分配问题了，甚是让人觉得荒谬。因为无实用的领域还在以世俗的价值来清晰什么文化价值，甚是徒劳荒唐。好，我们来谈谈几种倾向。a,那些愤怒的展览文本中没有清晰的愤怒；什么意思呢，有些电影展览（包括影展）被阐释在某种愤怒的政治抵抗形态中，但其所选具体电影文本则难如此导向，甚至语焉不详；策划的功利性在于忌惮“没有向未来开放”，这种声音较普遍，试图表达对鼓励、激励新型制作的勇气和努力，担心遗忘了发展独立电影的激励功能，是为有大体意识；b,那些政治性的展览文本中忘记了电影艺术的主体，部分评论家在美学、政治学、电影艺术间混乱地缠绕着生产阐释文本，其伦理素养很是欠缺；他们没有清晰的方法来阐释他们的电影观，到底是艺术呢，还是写作社会时间文本，还是政治文本，还是性的诗歌的文本；混乱在于没有明确的学理范型；c,圈子化的权力交接，狭隘的失大体而不识大体的私欲等功利性行为，这种行为已然显见，甚是灾难。

当然，我讲这么多也是灾难。我很矛盾，我的电影有些做得素，有些腻麻，有些狷狂放肆，我反对一种行将朽腐的权力，甚至有凌驾于一种权力之上表达另一种绝对自我的权力，这是我让人觉得矛盾的地方。在此可清晰表述的是：我的阐释权力建筑在我个人的自由之上，不关乎某个群体某个机构某个形态。我说点名道姓地直面批评很是重要，但这个领域甚是灾难，还有什么必要。

说了这么一堆，目的还要回到大体上。无道的政客会要求群众讲道德，我的批评识大体的担当，是因为我骨子内有那种担当的因子。这样不好，慢慢来改，或者就不要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