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家长们，律师们，丹麦！
你触摸着你正在做的事，但当艺术成为了它的表面时，你用什么来触摸它？
你通过什么来观察这个如此人类化的现象？
当代艺术对我们丹麦人来说似乎特别遥远！
丹麦从来没有过激进的精英分子。精英会自然地将文化带入到持续的论述过程中，并以此来影响公众，使艺术更加接近身份的产生过程。这种缺失是为什么我们全体都难以与当代艺术产生联系的原因之一。由于缺乏这样一种批判性的激进话语，我们只能通过安静的中产阶级较为审慎的技巧来构成我们的国家。这些丹麦式的日常生活标准形成了我们的惯例，塑造了我们的语言并因此塑造了我们对周围事物的回应、期待和理解。在阐述政治和艺术问题时，我们利用的也是相似的参考物。
这有点像是一个有附着性的离合器。艺术建造起了对不合理的事物的认知，与日常生活中的物理过程形成了对比。如果说目的是在物体的深度与我们自身的深度之间形成一种真正具有诗意的共鸣，那么这是一个困难的转变。在这里，我将两个不同的环境并置在了一起：作为一个国家的丹麦以及个人充满了诗意的体验——亲密性在两者之中都扮演了一个角色。
这段文字并不是要控诉一种特别境况的缺乏，而是试图说明当我们在体验艺术时，我们接触的是一个集体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