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东京艺术博览会即将开幕
来源：fotoTAPETA 翻译宋爽
你拍摄照片的方式非常个人化，这是某种摄影疗法么?
对。摄影拯救了我的生活。每次经历那些恐怖的，创伤性的时间，拍照都能让我解脱。
你也帮助其他的人生存。对他们的记忆不会消失，因为都被记录在你的照片上了。
是的。我拍照的意义在于记录逝去的生活，那样记忆就不会彻底消逝。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和记忆打交道，对我来说每天能够通过我的照片而更贴近生活的本质，这非常重要。人们会死去，像Cookie，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有一系列的照片都展现了她那种复杂的性格。因为这些照片并不是统计数字，不是展示人们如何死去，而完全是对一个生命个体的致敬。在纽约，大多最有创造力和自由灵魂的人都死了，纽约已经不在了。我很想念以前的那个纽约。而代表以前纽约的那些人都因艾滋病而离我而去。
你以前决定离开美国是因为艾滋病在纽约的同性恋和作家圈子里泛滥的缘故吗？
我1991年离开美国去了欧洲。我去了柏林，部分原因是因为那里有我的挚友，Alf Bold，他临死前我一直陪在他身边照顾他，他周围的人都离他而去，我的意思是，他以前可是有非常多很有名的朋友的，但是没人能做到天天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我的这位朋友是柏林电影节的创始人之一。
那段时间我在巴黎的照片交易商Giles因艾滋去世。他有巴黎最前卫的画廊。整个欧洲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患有艾滋病，因为欧洲和美国对待艾滋病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巴黎没有ACT UP(艾滋病联盟)。1993年的巴黎对此事的态度就像五十年代的美国。现在好多了，但是我欧洲的朋友一直跟我说：“哦，我们不需要艾滋病联盟，我们有最好的医院。”
你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
我的作品是政治化的。首先，是性别政治。关于女性是什么样的，男性是什么样的，性别的角色各是什么。。。特别是《性依赖的叙事曲》基本上是关于性别政治的，在出现这个词之前，在大学里教大家什么叫性别政治之前就出版了这本画册。
我有一个朋友说我生来就有一颗女权主义者的心脏。在我五岁的时候我决定我弟弟什么都不许做而我无所不能。我就是那样长大的，并不是说我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准备拍摄关于性别政治的摄影作品，我只是顺其自然。后来我做了一个幻灯片秀，是关于我的过去的，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些照片充满政治色彩。
照片讲述的是不同的的情侣，快乐的情侣。对我而言，幻灯片秀最重要的意义是展现人们如此沉溺于和他人的情欲之中但是彼此之间却没有爱情，这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一种暴力，是关于被归类与为男人和女人的暴力。你可以轻易分辨出男人，女人和小孩这些不同的角色，以及孩子是如何被养大的，这一切构成了非常多的暴力元素。
Nan Goldin - Clemens squeezing Jens' nipples. Paris. 2001
183.00 x 122.00 x 2.50 cm Galerie Yvon Lambert
Nan Goldin - C. Z and Max on the beach. Truro. MA. 1976. 104.00 x 72.00 x 4.50 cm Matthew Marks Gallery
Nan Goldin - Simon and Jessica kissing in my shower, Paris 2001, Matthew Marks Gallery
你可以告诉我们那些人或者艺术家影响了你的艺术创作吗？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朋友们。Bruce是七十年代第一个把我介绍到幻灯秀的人之一。我之所以做幻灯秀是因为我当时已经不上学了。上学的时候我搬到普罗文斯顿生活，离波士顿三个小时车程，是一个同性恋的据点。
这座城市在美国东海岸的最远处，景色非常美丽，就像一个艺术家社区。Norman Mailer也住在那里，许多画家和作家都在那生活。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与Waters, Cookie, Sharon, 还有 Sharon儿子一起在那定居，那是一段非常放荡不羁的经历。我给朋友们拍了非常多的照片，像《Bruce在雪中》，从1972年我就认识Bruce了。
Rothko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也喜欢Richard Todd的作品，但是我不能说他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任何我看见的并且喜爱的东西都是一种影响，但是我从不会尝试复制别人的东西，就像我从来不打算制造出另一个Rothko。我喜欢卡拉瓦乔，但是我从来也没研究过他的作品。我也从来不会制造出任何卡拉瓦乔式的作品出来。我的一些照片是男孩们做爱，这与卡拉瓦乔的作品有相似的意味。
卡拉瓦乔认识所有他画中的人，她们是他认识的妓女或者情人。帕索里尼用那些他在街头看见的，喜欢的男孩拍电影，法斯宾德也只用他认识的人拍电影，卡索维茨把相同的人用了一遍又一遍，所以我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但是人们可能忘了我八十年代的作品有多么激进了，当我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没有人像我这样做，许多人像Wolfgang Tillmans, Juergen Teller, Corinne DayÉ那样工作。现在人们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其实他们不了解当《性依赖的叙事曲》出版的时候是多么激进和极端，当时没有人那样做。
你下一步准备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从来都不知道。我觉得这次将会和以前不同，因为我刚刚渡过了一些难关。我们拭目以待市场将对此做出何种反应，但是其实我压根不在乎市场。我的交易商变得越来越贪婪，他们用很奇怪的口吻告诉我：“我们会展出这张和这张照片，因为它们肯定会大卖。”我很担忧他们也许连假装有想法都不会了。
你拍摄照片的方式非常个人化，这是某种摄影疗法么?
对。摄影拯救了我的生活。每次经历那些恐怖的，创伤性的时间，拍照都能让我解脱。
你也帮助其他的人生存。对他们的记忆不会消失，因为都被记录在你的照片上了。
是的。我拍照的意义在于记录逝去的生活，那样记忆就不会彻底消逝。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和记忆打交道，对我来说每天能够通过我的照片而更贴近生活的本质，这非常重要。人们会死去，像Cookie，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有一系列的照片都展现了她那种复杂的性格。因为这些照片并不是统计数字，不是展示人们如何死去，而完全是对一个生命个体的致敬。在纽约，大多最有创造力和自由灵魂的人都死了，纽约已经不在了。我很想念以前的那个纽约。而代表以前纽约的那些人都因艾滋病而离我而去。
你以前决定离开美国是因为艾滋病在纽约的同性恋和作家圈子里泛滥的缘故吗？
我1991年离开美国去了欧洲。我去了柏林，部分原因是因为那里有我的挚友，Alf Bold，他临死前我一直陪在他身边照顾他，他周围的人都离他而去，我的意思是，他以前可是有非常多很有名的朋友的，但是没人能做到天天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我的这位朋友是柏林电影节的创始人之一。
那段时间我在巴黎的照片交易商Giles因艾滋去世。他有巴黎最前卫的画廊。整个欧洲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患有艾滋病，因为欧洲和美国对待艾滋病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巴黎没有ACT UP(艾滋病联盟)。1993年的巴黎对此事的态度就像五十年代的美国。现在好多了，但是我欧洲的朋友一直跟我说：“哦，我们不需要艾滋病联盟，我们有最好的医院。”
你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
我的作品是政治化的。首先，是性别政治。关于女性是什么样的，男性是什么样的，性别的角色各是什么。。。特别是《性依赖的叙事曲》基本上是关于性别政治的，在出现这个词之前，在大学里教大家什么叫性别政治之前就出版了这本画册。
我有一个朋友说我生来就有一颗女权主义者的心脏。在我五岁的时候我决定我弟弟什么都不许做而我无所不能。我就是那样长大的，并不是说我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准备拍摄关于性别政治的摄影作品，我只是顺其自然。后来我做了一个幻灯片秀，是关于我的过去的，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些照片充满政治色彩。
照片讲述的是不同的的情侣，快乐的情侣。对我而言，幻灯片秀最重要的意义是展现人们如此沉溺于和他人的情欲之中但是彼此之间却没有爱情，这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一种暴力，是关于被归类与为男人和女人的暴力。你可以轻易分辨出男人，女人和小孩这些不同的角色，以及孩子是如何被养大的，这一切构成了非常多的暴力元素。
Nan Goldin - Clemens squeezing Jens' nipples. Paris. 2001
183.00 x 122.00 x 2.50 cm Galerie Yvon Lambert
Nan Goldin - C. Z and Max on the beach. Truro. MA. 1976. 104.00 x 72.00 x 4.50 cm Matthew Marks Gallery
Nan Goldin - Simon and Jessica kissing in my shower, Paris 2001, Matthew Marks Gallery
你可以告诉我们那些人或者艺术家影响了你的艺术创作吗？
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朋友们。Bruce是七十年代第一个把我介绍到幻灯秀的人之一。我之所以做幻灯秀是因为我当时已经不上学了。上学的时候我搬到普罗文斯顿生活，离波士顿三个小时车程，是一个同性恋的据点。
这座城市在美国东海岸的最远处，景色非常美丽，就像一个艺术家社区。Norman Mailer也住在那里，许多画家和作家都在那生活。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与Waters, Cookie, Sharon, 还有 Sharon儿子一起在那定居，那是一段非常放荡不羁的经历。我给朋友们拍了非常多的照片，像《Bruce在雪中》，从1972年我就认识Bruce了。
Rothko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也喜欢Richard Todd的作品，但是我不能说他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任何我看见的并且喜爱的东西都是一种影响，但是我从不会尝试复制别人的东西，就像我从来不打算制造出另一个Rothko。我喜欢卡拉瓦乔，但是我从来也没研究过他的作品。我也从来不会制造出任何卡拉瓦乔式的作品出来。我的一些照片是男孩们做爱，这与卡拉瓦乔的作品有相似的意味。
卡拉瓦乔认识所有他画中的人，她们是他认识的妓女或者情人。帕索里尼用那些他在街头看见的，喜欢的男孩拍电影，法斯宾德也只用他认识的人拍电影，卡索维茨把相同的人用了一遍又一遍，所以我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但是人们可能忘了我八十年代的作品有多么激进了，当我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没有人像我这样做，许多人像Wolfgang Tillmans, Juergen Teller, Corinne DayÉ那样工作。现在人们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其实他们不了解当《性依赖的叙事曲》出版的时候是多么激进和极端，当时没有人那样做。
你下一步准备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从来都不知道。我觉得这次将会和以前不同，因为我刚刚渡过了一些难关。我们拭目以待市场将对此做出何种反应，但是其实我压根不在乎市场。我的交易商变得越来越贪婪，他们用很奇怪的口吻告诉我：“我们会展出这张和这张照片，因为它们肯定会大卖。”我很担忧他们也许连假装有想法都不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