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博客“理论车间”

唐福珍的自焚、钱云会的被车祸，在我们时代的政治里具有标杆意义。

在集中营政治逻辑里，一个人获取体面和尊严的方式，一定是不体面和不尊严的，这是我们大多数人也许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在里面的局面。我们以冷酷为代价，在为自己和家人争取体面和尊严，而后者只要有一个钱云会来质疑它，就是哗啦要塌的。在奥斯维辛里面，仍有很多的人高昂着头，用尊严和体面，来瞧不起周围的受难者。可是，在这种集中营政治逻辑里，他们的这种撑体面的方式一点都不体面。真正体面地接受了他们的命运的人，是带着自己的“主权”走进毒气室的人，这些人永远不会来讲他们的故事，他们永远是对我们人类历史的挖苦。他们的体面和尊严是受到册封的，是那些乖巧的大小资产阶级永远学不像的。

在集中营里，总会到这样一个点上：这时，进一步的压迫使裸生命无路可退，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反击开始变得致命（阿甘本《奥斯维辛的遗留》，52）。要知道，身为裸生命，他们只得将主权背在自己的身上，像乌龟壳一样随身携带着它了，像尚方宝剑一样。这个主体这时就像南逃的宋朝或明朝皇帝，虽狼狈至极，但对周围生命更生杀自如了。霍布斯描述的那种人人如狼的无主权人群是抽象的，而我们在全球景观国家装置里的这种遭遇，则是真实的。

总会到这样一个点，犹如我在街上被十多辆正赶着去睡情妇和打麻将的汽车包围，无法穿行，每一步都被压制，于是，在那几秒钟内的反应，就是让它们像疯狗一样地互撞，或用甩炮，像激光蚊子炮那样，一辆辆消灭干净，连烟都不起，管它里面是不是坐着我的亲人和朋友。要知道，体面的汽车里面坐着的，其实也都是被剥夺和被遣送的裸生命，他们的体面，也就是端着集中营的饭菜时以一些不屑瞟了几眼旁人而已。汽车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自灭方式，我们出于人道，应该尽力成全他们。在集中营政治逻辑里，每一个裸生命都有权来这样做了，不，有主权来这样作出决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