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博客“鲍栋的艺术空间”




要想用几句话概括出徐坦的“关键词”，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即使是他自己，也无法轻松说清楚。实际上，早在2005年的《徐坦：松了》中，就已经有了“100个日常用语”这样的“作品”，旨在选取一些在日常生活中比较流行的词，但是不久之后，这个关注范围就被自觉扩展了开来，除了流行性之外，词语的出现频率和敏感性亦被作为入选标准，而那些没有直接出现但却十分重要的“潜台词”也成了徐坦的搜寻目标。由此，“关键词”这个艺术项目得以成型。而徐坦的工作方式亦相应调整、延伸，一些社会学的方法，如计量、统计等，出现在了“后台”工作中，而“前台”工作则主要是访谈或对话，或者说，在随机遇到的“语言田野”中随即展开调查，其目的是收集包括文字、录音、影像在内的语言样本，以供“后台”分析研究。最后，徐坦从这些语言样本中“提纯”出一些关键词，通过这些词语，我们或许能获得对某种社会意识状况的体知。

但徐坦一直强调他的工作并不是为了获得语言学或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他做的事情只是某种“类学科”，它们并没有学科研究应有的抽象化、概念化与逻辑化的过程与结论，反而始终在保持着一种表象的，即可感的状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徐坦是把词语放置在其非常具体的语境中把握的，具体到一次面对面的谈话，谈话中的一个句子，说出这个词语时的声调、语气，乃至表情。可见，徐坦所着力的不是词语在字典意义上的语义概念，而是最大程度地在语言的生活形式中去观测词语，于是，言语行为中的那些非概念的但却可传达的，或者说无法言传、只可意会的东西才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因此，远远不同于语言学研究的情况的是，在徐坦这里，词语出场时的声音及视觉形象的重要性是不亚于其语义的。一个典型之处是，徐坦会让受访者给他们的关键词附加上色彩，这些色彩并不构成一个——比如像交通红绿黄灯那样的——符号系统，它们只是受访者的安排的某种个人化的秩序，或者只是某种色彩趣味的体现。当我阅读这些关键词的时候，它们的色彩总是在提醒着我这些词语的非概念性存在的价值。其实，这些特别的标记方法在2007年“关键词学校”的影像中就已经出现了，是以声音的方式，当说到关键词的时候，影像中的读音会加重或拉长，有趣的是，我至今还记得那些有些变形的声调，却早忘记了当时听到的是哪些词。

如果最简单地概括地话，徐坦的“关键词”旨在不断地把观众、参与者及自己拉到一个“意识现场”中去，在那里，词语是活的。因此，徐坦把这次在OCAT的展览理解为是一个“语言工作室”，它并不在意要向观众展示什么结果，反而更希望的是牵扯出更多的“意识现场”，也即 “语言田野”。这个展览可以描述为徐坦与各种参与者连续谈话的过程，因此，可视为整个关键词项目的一个缩影。

于是，展厅里的东西几乎都是在为了创造某种谈话环境而设立的，四周是已有的文献，包括影像、文字与手稿，中间是三处谈话的地方，其中两个封闭但透明的空间，最小的那个是提供给较私密的一对一谈话的，稍大的是一个资料室，也可以举办小组讨论，而最大的那个展厅正中的半圆形开放空间（徐坦叫它回音壁）是为了让更多观众能够参与公共性的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空间结构所使用的建筑材料，它们是廉价且易见的，散发着一种日常性及功能主义的品性，在最大程度上抵御着那种取悦观看者的“展览景观”的倾向。彩条布一直是徐坦所迷恋的现成品，在“关键词”项目中也随处可见，这次则被用作为椅子面的材料，建筑的面料使用的是软性的PVC膜，比起玻璃，既便宜又安全，同时，它们不试图成为对空间的某种硬性分割。而椅子及建筑们的骨架是由轻型钢材搭建而成，这些材料来自上一次关键词学校的举办地青岛Cowin Global，它的产品包括超市推车、机场手推车等，徐坦取用的就是其中的不合格产品，把它们从青岛运到了深圳，而最小的那个“密谈室”的框架则是用运输所使用的物流木箱改造的……

这些细节之间的相互生成关系正好体现了徐坦的思考与实践方法，以及对艺术活动的独特理解与体会，在与这个展览的策划人黄专的对话中，他把艺术形容为河流，“在河流里，工作生存是合一的，河流一直往前流，不断地有碎片式的视觉艺术意义的“结晶物”被抛到两岸，看到这些结晶物，不是像得到一幅画、一个雕塑、一部影片或者有什么结论，而是可以感觉到一些关于这条河的情况”。也就是说，展厅里可见的那些东西，甚至展览本身都只是一些“结晶物”，一些无法回避但也不必排斥的结果，但徐坦真正希望人们把握到的是那些他们亲历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经验遭遇。在观念艺术的概念越来越干瘪、贫乏的今天，他试图通过对身体力行的强调，而使概念充盈起来。

在这个叫做“关键词”的艺术项目中，徐坦既是在审慎后撤，也是在刨根问底；在这个语言工作室中，他既是在做语言/意识的调查，也是玩“可能的语词游戏”，至于他和我们通过这些关键词能不能触摸到某种社会意识，以及这件事情的意义何在，这是一些暂时次要的话题。

鲍栋
2011-3-7

顶！

写的象放屁

它们是廉价且易见的，散发着一种日常性及功能主义的品性，在最大程度上抵御着那种取悦观看者的“展览景观”的倾向。

说得不错，老徐一种给人这种感觉

Ding +1

[quote]引用第3楼guest于2011-4-4 23:42:05发表的:

它们是廉价且易见的，散发着一种日常性及功能主义的品性，在最大程度上抵御着那种取悦观看者的“展览景观”的倾向。

说得不错，老徐一种给人这种感觉...[/quote]

沉溺于理论的快感中－－－最大程度上抵御着那种取悦观看者的“展览景观”的倾向，这给批评家解读留下无限的空间，这样是不是丧失了艺术本身

[quote]引用第5楼guest于2011-4-5 13:17:40发表的:

[quote]引用第3楼guest于2011-4-4 23:42:05发表的:

它们是廉价且易见的，散发着一种日常性及功能主义的品性，在最大程度上抵御着那种取悦观看者的“展览景观”的倾向。

说得不错，...[/quote]


这句话说不通啊

关于“关键词”的关键词 ——自述与一些词

我们的“关键词”项目的过程中，除了直接从采访和对话当中收获不同层面的关键词，也从对所有采访和对话的综合分析中总结出了以下的关键词，我想在这里展开对它们的讨论，将这些词的讨论串联起来，将有助于了解整个项目（活动）的展开过程。
文字的、语音的、可视性言说的
意识、yi-shi 集体主义 亚信念 个人 功效性、非功效性、（有效、无效）、（无用、有用） 分析、交换美学 概念、概念艺术、“贫乏概念”、“充实概念” 视觉的、非视觉的 自圆其说、遭遇(对话) 态度
文字的、语音的、可视性言说的
我目前关心的工作，是用视听媒介涉及语言和意识活动，以了解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关系，而语言是涉及这种关系的重要媒介。 语言对于我来说，分为： 1，文字的，即写和阅读。 2，语音的，即说和听。 3，可视性言说的，即可视的面部表情及肢体动作辅助的表达。 电话、广播，以及录音技术发展以后，语音的语言变得重要起来。
中国人都知道，语气有时对于一句话可以起到决定性的解释作用，在中国“广播时代”开始以后，人们通过语音来捕捉政治气候的变化，通过广播的语气去了解“中央精神”的实质。
听讲话，不仅可以通过语气，还可以通过观察说者的面部和肢体表情，了解说话者的真实意图。
现在，视频技术的发展，记载和传播可视的言说，成为家常便饭。 发展了的视听媒介，和人的语言活动结合，对于社会意识的重建和改变，其作用和结果很明晰。 文字的语言，是所有科学、学术和知识活动的基本载体。 文字，至今是所有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的不可替代的独尊的媒介。 所以，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人类的思想的历史，其实是文字语言的思想史？
我们是否可以把知识领域看成：文字的哲学，文字的历史学，文字的……
如果说语言建构了人类意识，那么文字建构了人类思想。 到今天，学术研究依然沿着文字为主的路线发展，有学者告诉我，文字印成书的，和讲话不同，一定要谨慎，即“白纸黑字”比讲话重要。 我想，这种文字语言在知识和学术领域的独尊，是否仅仅由于历史的原因？因为书写、印刷，曾经是人类学术活动唯一得以记载和流传的手段，数千年直到20世纪。 从20世纪开始，再往后，是否会出现以语音，可视性语言为主的方式，进行思想，创建知识的研究活动呢？现在显然已经有了，先走只是开始阶段而已。 我想，未来语音和可视性语言将有可能成为和文字一样重要的知识载体，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改变。
意识、yi-shi
中文“意识”是一个现代汉语的词，古代汉语里有“意”和“识”，和佛教语言有关。 二十世纪初，现代汉语产生之时，“意识”这个词被组合使用，其英语翻译为“consciousness”，或者说它是 “consciousness” 的西方语言汉译。 我认为，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的使用过程中，“意识”含义已经有了许多变异。 现在汉语中，在“意识到”这个词组中，“意识”是动词，相当于英语的“be conscious of”、“be aware of”、“awake to”和“realize”。 作为名词，在“思想意识”和“意识形态”（二者都翻译为“ideology”）中，“意识”更偏向思维性的活动，有较强的概念活动的含义。 “自我意识”中的“意识”有更多的非理性倾向，即作为人，如何能够明了自己作为一个存在的人，这是先于分析的；而“意识”用在“潜意识”、“下意识”等词组里，指总体意识中非理性的那一部分活动。 相对于“物质世界”来说的“意识”，不仅只有非理性含义，还强调了总体的人类知觉和思维功能，也包含了信念的共同活动，或者说是恰好包含了“意”和“识”的总体活动。 语言的社会实践带来词义变化。 我相信现代汉语变化非常大，“意识”在被使用了一百年之后，和“consciousness”有了距离。 虽然“consciousness”依然有“意识”的含义，但词义上更接近现代汉语的“知觉”，而不是现代汉语的“意识”。 除了最初由于构词所带有的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思维、想象的背景语境)，“意识”在过去六、七十年里面，一直是被中国社会实践所大量反复使用的热点词。 它从一个倾向于叙述有关人类精神活动的词，变得更多偏向于有关人的总体思想活动、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描述。 我认为中文“意识”一词体现了“统摄”人类概念性思维活动和感性的知觉活动的协同功能。 我以为，英语“consciousness”虽接近“意识”，但不具有“意识”的这种“统摄性”含义，而且含混不清，大概“统摄性”的思维和感知方式在西方思想里没有意义。 我认为，在今天，这种“统摄性”的思维方式有其重要性。 有人认为，这个语词变化是意识形态运动的结果，是意识形态的“污染”，意味着污染了的词义没有“合法性”。 我认为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是需要优先考虑的。 比如在中国大陆，过去60年来的哲学教科书中的一句关键性的陈述：“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基础性的断言，对确立了“意识”这个词在中国大陆汉语中的含意有很大意义。 在“关键词”项目的活动中发现，大部分人，无论年龄，即使他/她说并不喜欢或接受那种总体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没有认真（只是敷衍）地听哲学课，但都倾向于接受这个陈述，可见教育的力量是强大的，而且这也是社会实践。 我认为，即使这是“污染”，一旦使用这个词的社会主体人群接受了这个“污染的”事实，我们就必须承认这是一种语言事实。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未来有可能情况下，我呼吁“意识”一词译成英语时改为“yi-shi”。 集体主义
我想解释的是，集体、集体意识、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意识都是意识形态意义很强，但有不同的含义。以下是我的理解： 1，集体，指人的集合体。 2，集体意识，指集体，即“人的集合体”对于许多事务看法的总体倾向。
3，集体主义是一种价值判断：集体的价值“强烈而显著”地高于个人看法，要求个人“义不容辞”地服从集体。 集体主义社会是以“集体主义”作为构成原则的社会，在集体主义社会中，意识趋同，带来集体意识的一致。 在之前华语环境的“关键词”项目调查中，我感受到集体主义倾向的影响与渗透，人们认知上强调认同，互相靠拢，反对过分的个人独立意识，在互相影响中生成“信念”；不赞成偏离主流价值，强调集团的价值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对“公正”的看法一致。 爱国主义也是这种集体主义的表现，爱国是社会道德判断的底线，“民族利益”是笼罩其他价值判断的最高追求和最低衡量标准，如果一个人有种种不良习气，但只要“爱国”，就还有药可医。 “个人”、“自由”、“民主”等概念则变成了羞于启齿的意识，这也是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传统。 今天情况也没有改变，比如我们在香港开展过一次“关键词”活动，获得一个词：“羊群现象”。 以上说的是集体主义的意识，从事实的角度来说，任何社会都是“集体”的，都有“集体意识”，但不是所有社会都以“集体主义”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原则。 1，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集体主义”对于“个人主义”有很强的针对性。 2，不同结构方式构成的集体主义社会，匹配不同的集体主义意识。 强调共同应付自然和与其他社会（民族）关系带来的各种问题，包括生存问题，有时也应对本社会内部混乱，长久地形成的一种价值，成为集体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 要使这种基础性的价值意识渗透到每个社会成员血液里，需要经常进行一种意识性的“演练”，做一些不确定的预测，比如我们讲：如果“鬼子来了”，或者说，我们正在很多方面受到欺侮、打压。 这种不停的演练，能够刺激全社会达到更加紧密的一致意识，这样不断地刺激，能保持集体主义意识不涣散，个人主义意识就不断边缘化了。 我非常反对某些对极权制度的判断，即认为极权主义是少数人在社会顶端统制多数人，而多数人在下面抵抗少数人的专制。 我用“集体主义”来描述这种类型的社会，基于我认为，事实上，在一个这种类型的集体社会里，整个社会以集体的、共谋的方式建构了这种——所谓集体主义的也好，极权的也好——的社会结构。 这种“共谋”，就是建立在“集体主义意识”上的。 如果集体主义只强调个人服从集体，那么就不存在个人价值了吗？ 完全不是这样的，任何人类社会，个人价值都是被强烈诉求的。 在集体主义社会里，个人价值实现方式，也成为了一种集体意识。 我们社会有各种意义的集体，比如人群、单位和圈子，由基层的集体构成更大或更高一层的集体，每个圈子或不同层面的集体里，都有领导，“老大”，和地位高的人。 在一个圈子中获得地位，才有可能参与更大范围地位的角逐。 在集体主义社会环境中，个人本来是没有独立意义的，个人属于所在集体，必须利用、借用集体的力量，这就已经是有关权力的问题了。 所以在集体主义意识的环境中，强烈的个人价值实现意识，体现为个人的实现首先必须在基层集体中获得地位（权力），然后在更大范围（更高级别）的集体中获得地位（权力）。 与之匹配的隐蔽的集体意识体现为好斗和顺从。 好斗常常体现为内部竞争，是为了在所在集体获得地位，即权力，个人价值必须在集体范围内实现，而且是在逐级上升中实现，那么“内斗”是必要的。 顺从是对于总体的集体社会来讲的，由于次序是严格的，越级是困难的，并且在合法性上受到质疑，对于总体次序来说，必须顺从，顺从的相对面是“野心”。 个人价值实现于集体，所实现价值的集体范围越大，级别越高，个人价值的实现就越大。 这样，个人价值实现和权力运作是成为一体的。 这是一种以“权力-实现”为主导的结构，任何其他类型的工作进入这样的结构，都和权力关系密切，包括艺术。 中国近代，大部分伟大艺术家都采取从这种权力结构中逃逸的态度，艺术得以幸存。 亚信念 我们在社会的行为常常根据一种信念，并非根据理性或独立思考，而是根据一种社会的“价值”气氛，在互相影响中得到的，并且不需要经过亲自认证，这就是“亚信念”。 之所以是“亚”信念，因为这种信念受控于集体意识，它因集体影响而产生，也随着集体意识的变化而改变，个人很难去坚持这种信念，以抵抗其变迁。 我们的环境里，个人意识建立在一种对集体判断的依赖之中，这是一种价值。 我认为中国艺术家的概念思维自觉或不自觉地也都处在了这个集体的“亚信念”活动中。 个人 “个人”这个词（概念）意义很广泛。 我在此讨论的“个人”，主要是相对于“集体”这个词而言的，有关个人意识和独立意识，即独立性。 我认为“个人”是必须被重视的，独立意识是反对集权主义必经之径，这是毫无疑义的。 任何对于集权意识的批判，不从解放个人，而只从法、理、善等角度来进行，都可能只是以新的集权意识代替旧的集权意识。 但是，当“个人”、“独立性”，这些词在变成许多人的口头语的时候，又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也会像一种集体意识，或者“亚信念”，已经背离了词的原来意义和价值。 困难的是，如果这样说的时候，又有可能被指成是集权意识的籍口。 有大量有关东方和西方，对于个人，集体的不同价值判断的论述，我不打算讨论这些，只想从文化创造角度看个人与集体的不同情况。 在集体意识强烈的社会里，要求社会成员协调一致，也就是说，你作为社会成员，你必须具有保持与其他成员某种相应关系的意识，这种意识常常体现自觉/不自觉的警戒,警戒有时相当敏感。 当你有任何超出社会成员一般规范的认知，脑子会出现一种警告：离谱了！你会执着（纠结）于这个离谱，多数情况下，纠结之后，你会不自觉地修正你的方向，渐渐地失去了“离谱”。 这种对“离谱”的警戒是全方位的，不仅只在社会人际关系上，也体现在任何认知方面，即所谓的认知上的“羊群现象”。 创造性常常出现在这种“离谱”位置上的（“离谱”不一定意味着创造性，但“创造性”常常有“离谱”的倾向）。 集体意识强烈的社会中的个人行为和意识的合法性，经常在于引用历史，如果曾经有人做过相似的“离谱”的事情（最好是成功案例），那么我就可以是合法的。 人有维护现有价值的意识机能，会产生“抵抗”（此概念来自于汪建伟2011年2月13日的谈话）对于认可价值的变更。 虽然我们也听说过诸如“人民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但这是一个政治口号，观察人类文化具体的发展历史，我觉得 即使文明总体上来说是由人类集体创造的，具体文化的创造来自于个人，总是由作为“单子”（“单子”概念来自于张志扬2011年1月23日的谈话）的个人，进行具体地发现和发明工作。 然而，一个集体主义意识浓厚的社会，发现性的创造，总是记录不佳的（我是说记录，不等于未来可能性）。 中国古代传统十分注意在创造性活动中的个人，所以有“百家”，还有鲁班和蔡伦。 当人群共同维护已有价值的时候，个人“离谱”的想法受到保护或压制，对于社会的创造性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我在此强烈提示：“创造”、“创造性”等词，在这里没有褒义，只是叙述，这是我的态度。 概念、概念艺术、“贫乏概念”、“充实概念”
作为始终关注西方“概念（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的艺术家，我经常在想究竟“观念”、“概念”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意味着什么？ 我一直是这样理解西方近现代语言研究的：用语言去言说“正确的思想”，确立概念，建立知识，把可表述的思维活动不断扩大到不可言说的领域，拆解感觉和知觉的材料，用理性的方法去分析、捕捉、思辨、求证，以固定和建立“正确的思想”。
概念活动是这种语言研究的基础性的方式，（我称为“语言－思维”的方式），“概念（观念）艺术”也来自于这种语言－思维方式的延伸。 我一向崇尚这种伟大的思维方式。同时我也觉得，这与我们经常说的“东方思维方式”（包含了佛教的方式）具有很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很重要。 这种东方思维方式不同于将问题拆开来具体研究的做法，而是强调了整体性，注重以流动性的眼光、全景式地看问题，并且尊重意识中不可言说的领域。 中国传统对思维和知觉的想法，一贯强调人类意识活动的诸种参与功能的高度一致。 当一些“正确的思想”以概念和语法的形式被接受时，这些思想就会变成一种“知识”。 在中国社会中，我们都知道知识是正确的，但不一定要按照它去做，此时的知识只是呆在我们理性认知层面里“知识”的位置上。只有被意识认可的知识（包括信念或“亚信念”）才对我们的行为有意义。 比如大部分中国人都认为“自由”很好，但只是作为“知识”来说是很好的，对于我们的行为来说意义不大。 在此，概念被强调不能离开总体意识活动，否则不具有独立和确定的存在意义，它依存于意识活动的情境；概念成为一种观察意识活动的尺度，而要体察和表述意识活动，就需要使用概念和“感性”感知这两种尺度。 所以，中国人常常认为，过分强调概念的重要性或感性的意义，实际上是将测量用的标尺误认为是被测量的事物本身。 纯粹的概念思维是不存在的，也没有纯粹的“感性”感知。 从这个角度看，艺术既不是概念（观念）的，也不是感性的，艺术是“意识的”。 纯粹的概念艺术或纯粹的感性艺术是不存在的，过分强调其中一方，是很有问题的。 是否能够进行正常的概念活动，还需要我们自身的生物环境——正常思维的基本生理和心理条件的支持，比如精神不正常的人，其概念活动能力将受到怀疑；内分泌失调、饮酒、吸毒和情志失常也都不能保证正常的概念活动。 西方哲学体现了排除这些影响以获得纯粹、正确的思想和形成概念的努力。 作为艺术工作者，通过对社会语言活动的观察，我发现社会中的人，在其意识活动中，要排除“不正常”生理和心理的影响，维持纯粹的“概念”活动状态，其可能性几乎是零。 和这些影响共存的则是我认为的意识活动的真正状况，即概念活动处于总体的意识环境内。 另外一种影响概念活动可能性的因素，即所谓的学术活动，都要求处在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否则归于无效。 我称此为“内心的表情”，现在社会里，人的“内心表情”越来越丰富多彩，也使概念活动的稳定性受到影响。 具体来说，从观看具体视听物质事实或行为，引起某种概念性的意识活动，又从这个概念性的意识引起了美学意识活动。 我认为这就是概念艺术的美学活动基本方式，相对于直接诉诸感性的艺术来说，这种美学的知觉活动，在“路径”上“拐了一个弯”（对于我来说这个拐弯是有意义的）。 在面对作品时，过分强调概念，抽离于总体意识，一旦抽离于总体意识，也就离开了美学意识，也就放弃了美学意识意义上的活动，概念运作就有可能是其他别的行业也能够承担的工作。 任何概念，有可能是“充实”的概念，也有可能是“贫乏”的概念。 比如“社会”这个概念，是需要大量其他概念，像网络一样环绕和支持的，需要个人经验性意识的支持。如果上述知识和经验不足，即使你知道“社会”这个词的词典意义，你也只是有一个关于“社会”的“贫乏概念”；反之，如果你拥有大量有关“社会”的知识和经验，就可能有一个“社会”的“充实概念”。 和这个问题有关联的实际问题是，概念艺术在流行以后，与一些被称作“形式主义”的艺术有看似相同的地方。 艺术家一旦“抢先”使用一个概念，犹如一个制高点，这个概念就被认为已被“占据”，就不再继续被展开了，成为类似一种专利上的意义。 对概念的占有大于对概念进行展开，这种做法也导致“贫乏”， 也许这不是概念艺术本身的问题。 在当今，当代艺术在当代的社会存在中运作，对概念展开的要求是强烈的。
对于我来说，概念艺术是历史上伟大的艺术运动，对今天的艺术依然有重要意。
我主要想指出它对于我们，特别是当今中国当代环境来说的不足指出，主要在于反对这种有碍于概念展开的，仅仅强调占据“概念高地”的艺术做法。 有人疑问我，为什么你做“关键词”项目，不像前人那样，只是把社会科学的方式作为借口，点到即止，这样更为艺术一些？我认为，这样就和以前的“概念主义”的方法没有两样了。 如果要使用“在社会存在中展开艺术活动”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即使在概念上也都不能停留在“点到即止”，这就是不同于“概念艺术”之处。 以接近社会科学的方式和社会存在发生关系，这本身就是我的“概念”（如果在这里概念还有意义的话）。
如果这种活动不在社会中展开，就意味着仅仅是一个没有达到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缺少含义，只是一个词，一句话而已。 分析、交换美学 “美学”这个词十分难用，在哲学、艺术活动，以及作为社会常识中，含义不一样。 这个词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含义。 有关感性的学问（aesthetics）。 关于美（beauty）的学问。两者都涉及艺术。 对于中国人来说，普遍倾向于采用第二种含义。 按照第一种含义，感性的学问，也有可能包含丑陋，就不一定美，从现代主义以来的西方艺术，丑陋远远多于美。 所以这个词的含义1和含义2，至少在中国是冲突着的。 承认语言事实，但是由于这种冲突，我觉得“美学”这个词，第一，“有关感性的学问（aesthetics）”毫无疑问是重要的；第二，关于美的学问，只属于这个词的部分意义（意项）。 所以美学主要不是关于美的。 附带地说，“审美”，“美感”这两个概念（词），是易混淆的词，对于艺术来说没有太大意义。 我想谈的是第三，美学用以描述艺术活动。 在描述艺术创作时，常会见到“艺术是概念的”，“艺术是感性的”，“艺术主要是语言的”，“艺术主要是表达情感的”等等说法，它们都不足以避免枝节地描述艺术创作活动。 艺术来自于意识的，意识包含有概念活动，也包含感性和情感，还有物理性的“艺术语言”。 艺术主要来自于意识中“美学意识”部分。这个“美学意识”中的“美学”接近“有关感性的学问（aesthetics）”。 对于我来说，关于艺术活动的“美学”是指艺术家总体的艺术工作方式，包括了概念（观念）、动机、艺术语言、感性和情感表达，这些都是这个美学意识的不同方面的显现。单独拿出其中一项或两项，不足以叙述艺术创作。 美学意识存在于每个人，并伴随一生，这是“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的基础。即，每个人终身带有“美学的眼”，“美学之耳”…… 从事分析、研究性工作的时候，“美学意识”是否存在？ 我认为依然存在，问题在于是否抑制或者排除它。如果我是科学，或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当我在分析、研究问题的时候，或许我认为“美学意识”对于工作来说“毫无意义”，但它是存在着，隐藏着的。 在“关键词”项目里，我们制作不少语词表格，面对大量的、纷乱的素材的词，在制作表格的时候，体验了一种概念意味的序列感，一种从容、通达同时又是宁静的意识景况，在做分析活动的同时，美学是同时存在的。这是我所认为的“分析的美学”。 在“关键词”活动中，强调参与者的身份交换，在所谓“学校”的工作坊中，没有固定教师和学生，身份在随时交换之中。 艺术家和观众也可以互相交换角色，我常常邀请观众假设自己是艺术家，设想和尝试进行艺术创作，我作为观众的助手，协助构思他/她的艺术方案。 这是基于认为美学意识存在于每一个人，人人都有能力鉴赏艺术，和可能成为艺术家。 当观者尝试从艺术家，创作者的角度观察艺术的时候，互动不仅仅是象艺术家做饭，观众吃这样一种单向度的互动，当观者站在设想艺术创作的角度，观看艺术时，艺术的欣赏有可能进入新的情景，更希望这有可能成为一种美学经验的体验。
功效性、非功效性、（有效、无效）、（无用、有用）
“我思故我在”：“思”应该不是指胡思乱想， 阅读有关西方近现代思想书籍，常常会看到关于“真”，以及“真理是什么”探索。 “真”应该是西方近现代思想的“思”的核心问题。 当看到诸如“真假”命题的讨论，我理解各种假的或伪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命题，如果要坚持讨论，思考的有效性可能将是零。 从另外的角度，这意味着思想是否有效的问题。有效的思想，多半指有成效的思想活动。 在此，我所说的“功效性”或者“有效”，非指日常所说的“功利主义”——即我们的思考、思维活动以获得社会效益为目的。 一般的社会交谈中，“功利”、“功利性”，常常带有贬义， 即使我理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里查.罗蒂的说法，人类的认识活动都不能超越功利的追求。 无论我们怎么看待罗蒂的看法，而我所指的“功效性”这个词不带有任何贬义。 只要我“思”，必定在语言环境内进行，而这种语言内进行的思维，同时又是为了知道什么是“真”。 任何思想（意识）－语言活动，只要在启动之时不是漫无目的，而是为了知道“什么是什么”或者“什么是真”，即进入有效的或功效性的思维方式，包括“合目的的无目的性”。 这种“语言－思维”有效的思维方式，对人类的生存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所以，围绕为了知晓“什么是真理”的思，无论是有意义的命题，还是无意义的命题，都是功效性的思维活动，都是“为真理”，即“为他”的思。 只有漫无目的的思，才是没有功效的思，“为己”的思，即为思想“自己”的活动而已。 从传统中国思想，包括佛和道，于“无”，“知”，“悟”和“空”等的看法，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对语言及思维“功效性”的警惕。 语言之思辩也存在于佛、道之中，但是非常警惕和回避对语言表达及认知的执着。 其一，是对于语言作为知晓世界工具的怀疑。 其二，是对于语言/思维方式的执着态度的怀疑，越执着，就越值得怀疑。 这种态度和方式，一定意义上超越了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对于语言/思维方式的功效主义性质的迷恋。 我们是否能够超越功效性思维自身，能否超越语言，认识到语言能力触及范围以外的世界？不仅佛、道，而且许多西方思想，都持怀疑态度。 毫无疑问，偏重功效的思想方式，在创造有关客观世界的知和识方面，西方思想比佛、道有效许多，即使我们永远都只能是“部分”地知晓“我”和“世界”。 在主要是西方思想活动的努力下，这个对世界的知晓不断在扩大，有效地改变或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态（也有人认为恶化了这种状态，促进了人类衰亡）。 无论如何，都体现了一个西方的信念：“知识就是力量”。 功效性和非功效性的思维方式区分，究竟有什么意义（显然这是一个功效性角度的问题）？ 上面强调了，功效性思维不是指社会活动中功利主义的态度。功效性思维是指思维追求真理。 但是，在仔细分析以后，两者在强调“有效”这一点上是没有区别的。功效性思维的社会系统，也无法避免朝着功利主义方向发展。 当批评功利主义社会倾向时，许多人以呼吁“追求真”作为制衡功利主义社会活动原则。 我认为，这二者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只是两者发生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阶段。 当面对艺术的时候，我怀疑，如果将功效性的思维贯彻到底，艺术可能是十分无趣的。 以功效主义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当代艺术为例，许多活动的动机都是围绕着社会进步、政治正确为议题，那么“非功效”的意识活动受到侵害，将不断压缩一直到无。 至少在艺术里，需要保护人类的非功效的那部分意识活动，虽然这些意识的内容有可能是懒散的，贪恋无意义的趣味，或者情绪化的。 以上我的谈论，并不是呼吁反对功效主义思维方式在当代艺术里的运用。 而是说，要维护功效性的和非功效性的意识活动方式，在艺术里取得平衡，在当代艺术的社会性展开同时，充分保持艺术的非功效性意识的存在。
视觉的、视觉呈现的
关于视觉艺术。 “视觉艺术”（visual art）是至今当代艺术界里广泛使用的词。 我认为目前存在一种混淆的看法，即视觉艺术就是当代艺术，进而有时产生一种看法：视觉问题是当代艺术本质性的问题；视觉呈现，也就是当代艺术的首要问题。 我觉得以上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当代艺术不等同于视觉艺术。 如果这只是一个说法问题，是个“语词之争”，而不是“事实之争”。但如果接受这种说法，就要以视觉呈现问题来判断当代艺术的艺术性问题了。 这和前面的“美学”问题相似，“美学”包含了“美”（beauty），这没有问题。 但反过来说，美（beauty）也就美学的主要问题，这就错了。 “视觉艺术”称谓的出现，是与现代绘画，现代雕塑兴起相关的。应该说，视觉因素的重要性，也本质性地体现在（特别是现代的）绘画和雕塑里。 从呈现形态和事实的角度来看，新媒体艺术、录像艺术等，并不是典型的“视觉艺术”。 比如，当代艺术中的录像和电影有更多的相似性，行为艺术也和各类表演艺术更具有相似性。 电影和表演都具有视觉因素，也存在视觉美学的问题，但是视觉性和“视觉呈现”不是它们首要的和最本质性的因素。 我认为“视觉艺术”是一个边缘相对清楚的概念，而“当代艺术”是一个更大的、变动中的艺术形态，它包含着前者，而不可以前者来框定。 我认为当代艺术是在当代社会环境，或情境里展开艺术活动，在这个环境里展开的艺术，就不仅仅是视觉的了，而有可能是以更广泛的知觉方式参与的意识活动。 假设你可能不是一个视觉艺术家，但你可以是以视听等多种媒材和多种方式进行的一种有关多层社会美学性意识活动的，在当代社会情境里展开工作的“当代的”艺术家。
自圆其说、遭遇（对话） 在交谈、采访和工作坊活动里，将遇到不同的环境和对话者。 谈话方式自身，会带来完全不同的谈话结果。 谈话的“客观性”，是所有社会科学学科所强调的，但是，任何客观性都是对于具体条件来说的。 在保持“客观”的采访姿态时，也不可能排除个人视角的存在，向陌生的受访者提问，有可能得不到任何你想得到的信息。 所以在很多时候，我常常感觉自己在搜索交谈语境中的“空子”，空子是交谈变得有意义的机会。 有朋友指出，访谈、对话，应该建立在对被访者了解的基础上。 我觉得在任何不同的了解程度上都可以进行对话，在于你想知道的信息不同，你能知道的东西也不同。 在中国谈话，会遇到两种情况。 第一，由于人们常常有所顾及于自己谈话的内容与社会处境的关系，我常常要努力用各种方式去接近了解对方的想法。 第二，谈话者对于一些熟悉的话题十分熟悉，往往能够谈出许多自己的想法。但我觉得在侃侃而谈的同时，已经存在着遮蔽。 有时这种遮蔽和有所顾及的谈话带来的困难是相同的。 从“关键词”的活动中，我了解到人都有一种自圆其说的倾向。这种自圆其说不仅体现在与他人交谈、辩论之中，同时存在于自言自语之中，有时常常是一种无意识的活动。 自圆其说在此没有任何贬义，它事实上构成任何内心价值建立的理由和行动合理性的理由。 任何思维说理——包括对自己的说理，都存在于这种自圆其说的逻辑活动里。 自圆其说，其中的“圆”，使这个词带有动词含意，和“理性”不同，它带有一点动机的意味。 我相信，这种自圆其说，不仅仅存在于日常生活话语中，也存在于任何思想、文化领域和学科里，存在于这样的“自圆其说”研究模式中：自圆其说——检测——再自圆其说——再检测。 任何“自圆其说”需要在检测中修正和完善，达到新的自圆其说（提升）。 在这样的基本谈话或者自我描述环境中，遮蔽性来自：1，谈及遮蔽了不谈及；2，来自自觉和不自觉的“自圆其说”的遮蔽。 在言说者称自己在作一个“客观性”的非判断性的叙述中，我怀疑，作为有立场、态度的人，叙述是否真的能够是“客观性的”？ 中国有俗话：“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们对于语言的态度是，不仅要听懂所说的，还要听“弦外之音”。 弦外之音即是“潜台词”，当了解了潜台词，事实上“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还要了解潜台词后面的动机，这是汉语在交流中的情况。 对于我来说，了解和“动机”相关的意识活动也是“关键词”活动的起因之一。 将欲要表达的意识活动分为作为“知识”的层面的意思，和不可清晰言说的“意思”。 当一个对话者滔滔不绝的时候，也许是谈话最缺乏意义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在交谈中不断搜寻，看准“破绽”，撕开一个“口子”，暂时性打破自圆其说。 对于这种“打破”，我称为谈话中的“遭遇”。 在谈话之前，面对不了解或者了解的对话人，这种破绽都是不能预测的。 态度 当所有言说问题讨论以后，我最后发现，最重要的是态度问题。 有时候，我发现，和一个与你意见相左的人在描述一个问题时结论相反，但对于基本事实叙述却是一致的。 比如：“关键词”活动中，在个人与集体的问题上，A认为个人是没有意义的，B认为集体是没有意义的。但A和B在对于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描述是大体一致的。 哲学家陈嘉应在批评查尔莫斯有关“语词之争”和“事实之争”的时候举例：人肉炸弹，西方的媒介会称之为“恐怖分子”，而某些圣战组织或许会称之为“自由战士”。 我设想，如果在电影中出现“人肉炸弹”的话，一种形象是“鬼鬼祟祟”的，另一种形象就是“大义凛然”的。 对于一个处在科学言说方式内的人，态度不是问题，因为他/她已经选择了寻求“真”，“进步”等基本态度。 对于一个佛教徒，态度也是不言而喻的，他/她已经选择了寻求“执着/不执着”等基本语言态度。 作为我，常常出于一种困境，在面对上面描述的词的时候，常觉得处在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里，难以简明地给出一个态度。 比如面对词“功效性”、“非功效性”的时候，我无法给出自己的态度；对于“创造性”、“进步”这样的词，我也很难给出明确的态度。 我曾经和人讨论，我们能否在谈话中排除“创造性”这一类词的当下的社会环境中的含义？ 诸如“创造”、“创意”和“创新”等词，都充斥在政治、文化、经济、商业、媒体和广告话语中。 我尝试回避目前的泛滥状态，以图在使用中将这类词“还原”到它比较原初的状态。 “创造”（create）这个词在西方语言中的最初始含义，是上帝（造物主）创造了万物——这个原初的含义也不是我需要的。 我意识到，任何语词现在的状况就是它目前的实际意义，没有另外一个“原来的意义”，使用自己对某个词确认的理解和解释，本身并不具有更多合理和合法性。 这种语词的情况，有时体现了个人与集体在意识上的不沟通。 更困难的是，即使对“创造”这个概念，我们在广泛意义上持怀疑态度，但在具体工作上却继续追求这个词所带来的价值。 我觉得自己是在努力以创造性的方式，来说明“创造性”这个词没有意义。 每当我们毫不犹豫、脱口而出地说出一些词，比如“进步”、“独立性”时，恰恰是走到了反面——这些词都是难以表态的词。


徐坦
2011年2月18日


最后，对于多年支持“关键词”项目的维他命空间，在此表示极大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