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娜•哈透姆（Mona Hatoum）~莫娜•哈透姆（Mona Hatoum）莫娜•哈透姆（M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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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11/02/17 13:41:24 by shirley_88
在这个当代艺术被资本摁到在地进行“女体宴”的时代，逆流而动，还象那么回事的“2010中国当代艺术金棕榈奖+金酸莓奖”出炉了。也算个事件。
没实地看到整个过程，没有发言权，不好说三道四，就网络资料上来看，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可以用上面这个获得金酸梅的高氏兄弟的雕塑作品来暗喻。
高氏兄弟的巨型雕塑《列宁》作为公共性雕塑在加拿大温哥华双年展两年展出期间产生的持续不断的社会性争议。在中国艺术家中，这种在国际范围产生如此长期而广泛争议和影响的艺术作品实在并不多见。遗憾的是因为体制性的限制，在中国除了网络上的零星争议，中国大陆评论界对此却视而不见。然而有意味的是这件作品在海外的争议焦点恰恰是有关专制批判及有关自由表达与审查边界的国际性境遇这样一个极为重要议题。
而这样一件作品在此次评选中却遭到最大程度的误读和曲解，可见艺术作品的鉴评完全是各说各理的事，用陆南萍的话说，“该奖的局限也恰恰是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正视当代艺术中最重要的政治性议题。当政治变革的呼声在整个社会甚至在整个国际范围成为最重要的关注点的时刻，当代艺术决不可能也不应该例外成为以玩弄早已成在国际范围习以为常的语言游戏为乐的世外桃源。”
由此，我不认为“这次评奖活动具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只是年轻批评家们的一次对一年中某些艺术个案的价值判断和学术交流而已。至于评委们出人意料地给了有权有势的潘公凯院长一个金酸梅奖也不能被视为与官方体制和权力决裂和对抗的勇气，它只是“显示”了青年批评家希望具有基本的评判勇气。
艺术的事情很不好说，批评的境遇在当今也不容乐观，如果用理性思维和文字语言就能把需要用视觉和心理来解读的艺术阐述的合情合理，那这艺术就不必要存在了，如果理性可以解决一切价值判断，那我们只要科学，所有包括艺术在内的人文学科全部可以退场了，如果，文字可以解决一切人文价值的实现，那我们只需要文学，所有的视觉艺术都可以去从事广告业了。
说到广告，我想谈谈影片《非诚勿扰2》，由此可以返观目前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实际境况。影片《非诚勿扰2》因为植入太多广告，引起观众不满。人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买票进电影院，买的是电影，而不是广告。那么电影与广告的区别在哪里？在电影中植入广告对于电影的损害是什么？资本和权力对于当代艺术的染指，包装，炒作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利害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可以从下文的阐述中引发出相应的思考。我说的不是电影，而是“当代艺术”，希望看官们能够跳跃式阅读，在这里，你拥有自由联想和自由阐释的绝对权力，就和看艺术品，看电影时一样。
电影由一定的时间长度构成。在时间轴线上出现的每一个镜头，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其前后的其他镜头，组合成一种上下文的关系。因而，它的含义，只有在上下文的关联中，才能够“挤压”出来。比如，观众看到镜头特地停留在桌子上的一把手枪上面，这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到一定的时候这把手枪就要发挥作用。
“后来呢”？“为什么”？观众是带着这样两个好奇心，耐心地坐在电影院里。他们急切地想跳入下一个单元，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他们的记忆力在这里非常重要。只有理解并记住了前面发生的事情，能够搜集和提炼前面发生事情所携带的能量，将它们加在一处，才能够理解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有些故事比较复杂，假如观众无法消化前面的交代，后面的叙述就叠加不上去。比如有人看不懂《盗梦空间》。其实该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另一部影片《失忆》（2000，又译《记忆碎片》），才更加深邃复杂。
这个叫做叙事。叙事是在时间的轴线上依次打开，前后关照呼应。衡量某个镜头好不好，不是看它本身是否光洁甜美，而是看它在上下文中是否起到衔接、过渡的作用，是否承接了上文并带出下文。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在电影中植入广告，是明显损害电影的。那就是损害了正在前进中的叙事，将一个正在前进中的过程打断，将观众的注意力带向别处。中国当代艺术现在就如被植入广告的电影一样，有被打断有效叙事的危险。
电影这个东西作为艺术，自从发明以来，就有一层“揭示”的功能。揭示生活或周围环境中那些未被关注的事物，那些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的事物，那些漫不经心的、含糊不清的事物，那些飞鸟一般转瞬即逝的事物，在生活里那些人们更愿意掉过头去而不愿见的触目惊心的现象。电影不仅让人们“看见”，这种看见还有助于破除人们头脑中的已有的定见和偏见，拓展他们的头脑和视野。
世界是一个比个人更大的存在，有太多东西仍然在人们目前的视野和触摸之外。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个人也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极为有限，因而是有待打开的。由此，我一直觉得艾未未的瓜子是去年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因为他用最简单的手段，最朴素的语言方式揭开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以前没有被看见的“系统”，对这样的作品进行充分的理解需要的不仅仅是学养，良知，还需要“心智”。这次金棕榈的几件作品都具有这种揭示生活真相的特质，因而它们是优秀的艺术。
电影中的街道与人的面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街道上充满意外不定，行走的人群会突然奔跑起来，树叶会卷起，风高高地吹过屋顶，这些与运动影像是如此般配。而人的面孔及身体所蕴含的含义，往往是这个人本身所不知道的，远在他本人的意识之外，具有某种独立性。在这方面运用得特别突出的是法国导演布莱松，这位一生只拍过十二部影片的人，被戈达尔誉为“导演中的导演”。他从来不重复起用同一个演员，他认为每一个人的面孔所包含的意义，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因而不能带进第二部影片。
有人将《非诚勿扰2》这部影片看成是编剧王朔本人的 “道歉与告别”，有相当的道理。它处处留下了当年顽主的浓厚气息。离婚典礼、试婚、人生告别会，它们之间并无内在联系，但是有一根红线将它们串了起来，那就是“恶作剧”--人生的无常与荒谬。不同的是，这回“使坏”的对象不是他人，而更像是针对自我的反讽揶揄。收拾的是自己的破碎山河。虽然表面上故事情节在往前走，但是每一句话、每一个设计背后，都包含了人物的过去，以过去的某些伤痛作为铺垫。
秦奋与笑笑的试婚，既不是蜜月的开始，也不是七年之痒的开始，而是从白头到老开始，从坐轮椅开始。轮椅这个道具在影片中被反复使用，后来得了绝症的香山也是坐在轮椅上。如果是一个对于中国所知无多的外国观众，看了这部影片，也许会认为中国的男人对于轮椅有一种偏爱，或者中国是一个出口轮椅的大国。其实不然，也许在王朔看来，有数千年封建历史的今日之突飞猛进的现代化中国，正如这现代化的轮椅一样向山坡下滚去，渺小的个体对此实在无能为力，艺术家何云昌以自己的放血来验证民主的矛盾，庄子的寓言里尽是怪胎和畸形，老子也深谙无为与有为的道理，但这一切都是在轮椅上发生的。正如题图，你可以百般戏谑，尽情玩耍，但你只是在列宁不屈的头颅上走你的钢丝，谨小慎微的维持着你的平衡，对于轮椅中的老人来说，我们都是孩子。
轮椅是一个什么地方？身体被囚禁住，腿部丧失力量，胸部往下塌陷，这是一个自溺的动作。对于秦奋来说，是一个自恋的举动。他完全好好的，却希望别人拿他当末代皇帝一样伺候。坐在轮椅上像婴儿一样四肢无力，让他觉得很受用。他太珍惜自己了，一点力气都舍不得付出，试婚之夜他趴着睡着了，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真不“给力”。与吃屎的片山和放血的何云昌相比，他连个人渣都不是了。你愿意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吗？没有人愿意。
他呈现“去势”，完全丧失行动能力。但是他又不愿意独自面对，他需要女人，是需要一个说话对象，更准确地说，是希望听到自己说话的回声。与秦奋演对手戏的笑笑，是一个女版的王朔。这让人想起那部也是王朔编剧、徐静蕾导演的 《梦想照进现实》（2006），那是在一个幽闭房间里的性别战争，其中徐静蕾扮演的女主角，也是一个王朔的传声筒，女顽主。她们看上去的个性，是别人从外部贴上去的，虽然他们被称呼为“剩斗士”，可是其内心是软弱的。
这个人也需要观众，需要掌声。即使他内心已成为一片废墟，他也要让别人看到这堆灰烬。他认为别人有责任有义务为他本人的这堆废墟负责。死亡本是一件最为私密的事情，是真正属于自己唯一的事务，影片中却拿出来大肆渲染，赚得众人一片唏嘘。真是赚足了。这个貌似独特的情节，颇像电视上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与此有一拼比，在当代艺术中，我们对此也见怪不奇了。
那个叫做香山的男人，其实也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分身而已。影片中所有这些人物说话怪怪的，做事怪怪的，仿佛处在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当中，其中的规则就是反规则。这个“反”法本身，只是将事情简单地反转而已，你说结婚他说离婚，他把那个结局事先想好了，将它放在前面而已。观众感到乖戾、乖离和反常，并不能走进这样的世界。对当代艺术看不懂，这是困扰观众的最大问题。
在轮椅上耽于幻想，耽于自恋，将女性作为自己幻想的回音壁，这样的人当然不能算是中国男人的标本，否则在中国大地上，就不会出现这样巨大的变化了。但他是这样一类人的某个标本，那就是男性作家。资深的、有了许多晦涩浑浊经历的男性作家。当人们在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人在创造有关自身的幻想。
一般来说，这没错。一个作家和一个艺术家靠想象力为生。他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地，三不会打仗，但他能够将不在眼前的东西，拉到眼前来，对它们加以细细描绘。他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那些人物、场景、风景、物件。就像被一群幽灵所环绕，他与它们交谈、寻找出它们的轮廓，将它们捕捉到纸上。那些影子仿佛是生了根的，他视它们为更加真实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人们处在一个头足倒置的世界里，也有点像海市蜃楼，只有他（她）自己能够看见。
问题在于一个好的作家，如果他拥有足够的天分，他会善用他的天分，他便能够分得清楚什么是想象，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自己，什么是他人，在这两者之间建立清晰牢固的界限。他能够做到如何不把头脑中的想象，当做现实本身；也能够做到尊重他人的界限，不要以为他人都像自己一样，自己的伤痛就等于别人的伤痛，自己的反省就等于别人的反省，自己的人生得意也成为别人的得意人生。
最典型的分不清幻想与现实的例子，莫若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这位来自乡间的愁容骑士，读了太多当时流行的骑士小说后，戎装上路，始终不明白自己的敌人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头脑里构想出来的。在那个布满癫狂想象的中世纪年代，这种现象也许带有某种普遍性。人们头脑中不是这样的幻象，便是那样的幻象，认为它们就是现实。
但是，能够创造出这个癫狂形象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他本人不疯不癫，他有着健全的理性，练达的智慧，冷静的目光，透彻的观察能力与清晰的描绘能力。他不是与自己笔下的人物一起撒野撒疯，而是揭示出这种人性的蠢行，不能驾驭自己头脑的蠢笨，将现实与幻想混作一谈的弱智。他没有动员读者一起加入这种癫狂，而是在癫狂的行为与读者面前，拉起一道黄色警戒线。
中国当代艺术各方面的所有建设性努力，其实质是一直在呼唤“非诚勿扰”，但整体上而言，目前还没有拉起这道黄色警戒线。
原弓身穿开裆裤，出现在金酸梅奖现场，为酸梅酱获得者发奖，并坦言一生只求获得酸梅奖。一席话与开裆裤的展示赢得热烈掌声。原弓均获提名，未获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