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颖 来源：Daily Serving



Today I Made Nothing, Organized by Tim Saltarelli, Elizabeth Dee, New York

我现在对工作是如此的绝望。的确，我们需要它们，我们需要薪水才能过活，与同事一起外出闲逛（有时）也十分有趣。但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工作的确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当创作艺术作品中的完全自由看起来也举步维艰时，在艺术和工作之间出现了明确的相互影响。在Elizabeth Dee画廊举办的这次Today I Made Nothing展，完美地表现出了艺术和工作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这里我主要讨论两种创作环境。第一种，艺术家是一个局外人，在与不恰当体系抗争的同时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例如亚历杭德罗·瑟萨克（Alejandro Cesarco）的作品“Why Work？”，邓肯·坎贝尔（Duncan Campbell）的作品“Factories Act 1961”以及乔纳森·莫克（Jonathan Monk）的作品“The Sound of Music”。这些作品都使用了来自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技巧和观点，例如对盗用和对制度的批评。




Virginia Overton, Untitled (chairs with lights), 2009

另一种艺术家在给艺术带来颠覆性改变这一方面上则更加成功。米卡·田岛（Mika Tajima）、蕾妮·格林（Renee Green）、约瑟夫·斯特劳斯（Joseph Strau）以及弗吉尼亚·奥弗顿（Virginia Overton）的作品中，都使用了当前这一共同世界中的视觉表现方式，就好像他们被来自工作里的恶魔侵袭了一样。例如，约瑟夫·斯特劳斯的作品 “Title Forthcoming”中，两幅美丽的抽象派艺术作品前摆放了一盏落地台灯这就好像在宜家里展示的那样。他们的作品都或十分有趣，或令人不快，或是透露着迷惑人的聪明才智。这样的作品都试图能够挑战艺术的界限，它们也许会获得人们的嘉奖。

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征兆，在创作一件与工作相关的作品时，女性总是有着最强的气场。然而，另外一些进步的形式却更难进行衡量。在20世纪60年代，艺术家们对博物馆的抵抗是今天闻所未闻的。这场展览中表现出来的反抗，证明了许多视觉艺术家都有希望成为博物馆的未来之星。博物馆也开始将这种反抗的态度吸收作为自己的审美趣味，他们也逐渐地开始包容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制度上的批评以及艺术家的处理方式。我们仍然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但Today I Made Nothing的确为未来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Joseph Strau, title forthcoming, 2010



Renée Green, United Space of Conditioned Becoming: Space Poem #1,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