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成了“专家”，专家成了“领导”

吴味




在我们的突发事件——比如2003年以来的非典、禽流感、猪链球菌感染、手足口病以及现在的甲型H1N1流感（俗称“猪流感”）等应对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政府部门领导总是迫不及待地召开紧急会议和现场办公（比专业部门还急），并提出应对突发事件的具体策略和措施，甚至非常具体的做法，而在场的众多专家总是洗耳恭听，或者随声附和。而在发达国家应对突发事件时，政府领导常常不会忙着开会，更不会随便现场办公，他们主要依靠专业部门的专家提出应对突发事件的具体策略和措施，并按照法律法规基本上实施自动化运作。当需要政府领导出面协调社会关系时，由专家提出要求，领导方到现场解决需要领导解决的问题。对于专业问题，它们的政府部门领导从不发表意见，他们总是听专家的；即使是行政决策，他们也是依赖于众多专家意见的民主选择（犯错误的风险最小），所以他们的表现总显得“消极”、“被动”和“不作为”。相对于发达国家，我们的政府部门领导一个个都成了“专家”，而我们的专家一个个都成了“领导”。



其实，这就是“人治”和“法治”的区别。在法治社会，社会行为的依据主要在于“法”（包括各种规章制度），所以，突发事件的应对没有太多行政的障碍，也不存在什么行政风险（依法办事当然没什么行政风险），而主要是各个专业的问题（其实任何社会问题都是专业问题），专业问题当然只有专家才最懂得如何解决，所以行政领导不忙着召开会议、“现场办公”而随意发号施令正是法治社会的特征，而专家或专业人员不发表意见供领导决策，那才是咄咄怪事，它实际上是专家和专业人员的失职，有违法治精神。



而在我们这样的“人治”风气盛行的社会，社会行为的依据首先不在或主要不在“法”而在“领导”，在于领导的知识、修养、好恶和责任厉害关系。对于人治来说，领导责任的追究由于不仅依据法，更依据上一级领导的知识、修养、好恶和责任，所以，各级领导总是担心一些无法预料的责任风险，而且也确实常常会有一些无法预料的责任风险莫名其妙地降临。我们的领导常说“万一事情如何如何怎么办”就是对这种状态的一种心理反应。而那些无法预料的责任风险无一例外都是“人治”的结果，因为“法治”的风险是可以认识和预期的。于是我们的各级领导为了规避责任风险，总是争先恐后地在各种场合发号施令，而不顾他的号令是否有利于突发事件的有效应对，也不顾社会经济成本，更不顾人权成本。因为在领导看来，他已经发号施令了，能否有效应对那是别人的事；而社会经济成本不是领导自己的，又不容易看见，且可以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来开脱，也没有谁去追究社会经济成本的责任；人权成本也不是领导自己的，也可以用某些法律法规来开脱，尤其是在“人治”盛行的社会，人权意识本就薄弱，不会有多少人计较。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领导总是表现出对突发事件的“过度重视”，并做出好像比专家还专家的行为的原因。这种领导不计成本的“过度重视”直接导致了我们的任何突发事件的应对，针对个体来说，都可能会出现“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荒唐、恐怖现象，甚至领导可以公开主张不计经济成本和人权成本的做法，而这些在法治国家简直不可想象。



在领导的发号施令面前，专家话语常常是无足轻重的。因为，领导话语在权力护航下就成为权力话语，在人治社会，权力话语由于缺乏有效问责制度，总是被优先选择的；而专家话语由于权力的威慑，不仅缺乏优先权，而且有明显的责任风险，且专家的责任风险比领导的责任风险更难规避，这是由责任风险的行政性质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突发事件应对中，我们的专家总是“失语”，甚至成为权力话语的“传声筒”的原因。这种“传声筒”导致领导即使人不在场，但领导话语却总是在场。久而久之，当“传声筒”和希望有“传声筒”分别成为专家和领导的一种潜意识习惯的时候，那么专家就会主动迎合领导的想法，而成为领导的代言人，专家话语就成了不是领导的“领导话语”，权力就成为不在场的“在场”，这导致专家话语的全面缺席，领导和专家也相互成为了各自规避责任风险的护身符。然而，不是专家话语被民主选择而成的领导话语（行政决策），哪怕不计成本，但保险系数终究是不高的，尤其在国家层面的决策更是如此，2003年中国“非典”的应对失误就是明证。



也许我们不能将这种人治的情况完全归咎于法（制度）的缺席或不健全，因为，就现在我国有关突发事件应对的“法”来说，不仅数量不少，而且并无多少明显的问题。可以说，虽然我们的“法治”程度不高，但我们的“法制”程度却不算很低，我们的许多问题并非因为无法可依，实在于有法不依。而我们的领导和专家为什么就是不在乎法治、但就是很在乎那些人治的责任风险呢？即为什么我们不去争取法治呢？我以为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都是一些缺乏独立个体人格的人，几千年的奴性文化培养了我们民族的“顺从”人格，在我们的人格结构中没有建立起自由、尊严、平等、人权、博爱、正义、真理等生命的终极价值，所以，面对人治的可能风险，我们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对权力的顺从，而支撑他的顺从选择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生哲学。长此以往，面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无法预料的人治责任风险，甚至面对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所谓“责任风险”，我们完全丧失了对风险的反思欲望和能力，而只剩下对权力的习惯性顺从乃至主动迎合了。所以，在中国，无论是从上到下的领导还是专家、平民，从生命的终极价值来说，其实都具有奴才的本性，随时都可能表现出奴才行为，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



所以，启蒙――让每一个人成为具有独立、健康人格的人，是中国走向现代法治社会的最紧迫的文化任务，因为，再好的法也要靠人来实施。

领导与专家的辩证关系


文/西米露



在吴味先生的文章《领导成了“专家”，专家成了“领导”》一文中，吴味先生再次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对中国的公共卫生反应体系的官僚作风作出了批评，即领导做了专家的主，而专家为了符合领导的旨意泯灭了自己作为科学家的良心。进而中国人内心深处对官本位的“奴性”是这片文章批评的核心。中国人的奴性是五四启蒙运动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一直在鞭笞和力图摆脱的东西。然而事实上，这个以东方集体主义为依托的东西从没离开过我们，这毋庸置疑。

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这种突发的公共事件中行政和专家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难道西方发达国家的就是完美的吗？奥尔良在“卡特里娜”飓风中损失惨重，完全是专家们的争论使最佳的救援时机错过。卢旺达的民族清洗，又怎不是美国的军事专家和政治专家在不停的权衡，讨论中，短短20几天，让100万的生命灰飞烟灭。要知道，那个时候，美国的第五舰队就游弋在附近海域，可是他们得到的命令却是：待命，待命，还是待命。冤死在胡图族弯刀下的上百万图西族冤魂是不会感谢这种所谓优越的西方制度的。其实，我们的明惠帝朱允炆不也吃过“文人误国”的亏？

行政力量必须对所谓的专家力量予以制约，甚至在越紧急的时候，这种制约力量就越要强大。现代的行政学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学者L.施泰因提出。行政学具有极强的社会性，一方面它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另一方面他要行使管理功能。西方国家在做出大的行政决策之前是不可能不顾及党派利益和主流价值观的，而这种突发事件的行政决策肯定是要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则造成公共恐慌，场面就更加难以收拾。所以，单纯的“奴性”批评显然不够。任何事情要有一个科学的过程，1929年“自由经济”的理论失败以后，以“国家干预”为基调的凯恩斯主义才登上历史舞台。在今天“自由经济”和“国家干预”已经是西方社会在经济运行方面主要研究的课题，只有调借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才能使经济生活平稳发展。最近的经济危机是这两者失衡的一个很好的表现，国家的监管制度输给了华尔街那些聪明的脑袋，金融制度被钻了空子，结果却是成千上万人的生活瞬间改变。中国的银行国有制度和外汇储备国家干预制度恰恰规避了这种风险。所以“国家干预”并不总是独裁，“干预”和“自由”的制衡关系才是关键。即便是非典时期后期和5·12地震的救援活动中，贯彻彻底的行政力量还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实这里我最想说的就是：意识形态批评不是简单的“以小见大”就能做到的。因为这貌似正义的背后可以孕育着更大的“极端”和“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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