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切了和咬
——刘韡访谈
时间：2007年6月2日
地点：北京丽都饭店对面
访谈人：付晓东
付晓东（以下简称为“付”）：我看“徘徊者”的时候，直觉反应就是经常形容博尔赫斯的一句话，“多重折射的镜像回廊”。
刘韡（以下简称为“刘”）：回廊的感觉有，多重反射我没想。我想找一个特别共性的，大众化的东西，比如绿、红、米黄的颜色。但做出来之后，会呈现一种奇怪的个性。你可能觉得难看，但放在哪儿慢慢的会产生另外一种感觉。这个玻璃建筑也是完全没有个性的，四个角，上面顶起，很方、很直，所有的公众权利建筑都是这种方正的造型，那是国家公众意志的要求完全消除跟人的趣味。如果你真的做成作品，会发现有一个微妙的转化，没有个性转化为特别有个性，我不知道来源于什么。
付：“徘徊者”里的拆迁房子剩的隔扇玻璃，甚至可以想象不同家庭的经济条件，有的特别破，用报纸糊的。那些老式的桌椅，也在诉说，还有“妇联”的标签。
刘：每一家的窗户都是一样的，很有规格，没个性，但里面完全不同，代表的意思是不一样，可能跟家庭、民族都有关。里面的造型是议会的形式。
付：桌椅摆放形式有点怀旧的伤感，象中国式的记忆，八十年代，不断的开会和领导讲话。它形成了一种集体意识形态，乌托邦的幻觉，在这个时候，已经只剩下荒废的会场了。
刘：不是一个怀旧，但我需要用这种已经成立的形式。我必须用这种颜色、造型的因素，不需要我来多做解释。那些纸屑是字典、文件、条文，绞碎的放在里面。它可以撕碎一切，可以被重新颠覆，一切都是为了某个体制的运转，仅仅是为了运转。
付：如果吹起来的话，可能更象是用视觉呈现了一个话语纷飞的意识空间。
刘：会有这种感觉。做实验的时候，一刹那，整个的展厅爆炸式的全是灰。鼓风机相当于一个气球，功率非常大，单个的椅子一定被吹飞，里面什么都看不清楚，就在两秒钟之内，整个展厅就都废了。这个也没关系，最好里面什么都看不清，外面很干净。所以第二天只能刮一段，就停了。
付：你大概是个怀疑论主义者，颠覆力很强。
刘：怀疑？是的，这是我的态度，事情发生了，我们不能只看到他的表面，看到的是没用的，他的背后的东西才是我感兴趣的，也许这个事情表面上和客观上是好的，但是它背后的本质是极具破坏性的，坏处远远大于表面上的好处，这就是自己的观点。
付：徘徊者可能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有《新桥恋人》里自我放逐的情绪，又是个被迫的流亡者，象以前俄罗斯知识分子到欧洲去。
刘：徘徊者的原意是一个浪人，流浪者。这个状态特别可爱，他既是一个其中的人，又没有在里面呆着，也不是特别渴望进去。我可能无法解释。
付：这个作品更象一个知识分子精神处境。就是这种状态，他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地方可回，他在里面，又在外面。有点象贝娄或艾柯，反复谈自己的那点事儿，却引起更多知识分子的共鸣。曾经有一个《流亡者文集》，很多人在肉体上几乎被消灭，声音全面被封杀，依然发出有力量的声音，是一种独立的状态。
刘：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对，真正错的。他的信念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你一旦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念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你解释得比较系统，有这方面的因素，有点边缘。我的作品为什么不断的在变，不断的在调整，我真不敢相信哪个是对的，我真的有勇气做十年？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付：你也在不断怀疑自己？
刘：肯定在怀疑。我特别佩服把一件作品做十年、二十年的人，甚至一辈子在做一件作品的人，最少他个人的信念比我强得多。也许他傻，但也许很聪明。叫我去这么长时间去做一件事情，我想都不敢想。
付：U空间能够实现你的作品，也很难得啊。
刘：我们互相比较信任。很早以前就决定了，也是有风，有草，有土，但外型不是那样，慢慢的改变过来。我在里面放什么东西都是布展时决定的。所有东西只能到现场装，得看，得调整。因为在那之前，你是不可能想象是什么样的。
付：“七个夜”感觉都是街边上的灯，发廊的灯，警车的灯，航空灯。
刘：我最早想做一个六、七米长的夜色，白天放在室外，是一个夜晚。后来没做。首先，体量会发生冲突，作为陪衬，不能太大，只能是七个小箱子。其次，不如直接点，一个灯表现一个夜。每个灯都有自己的意思，讲一个故事，和“徘徊者”有一点情节化的关系。切了一块夜，灯和黑暗是个悖论关系。
付：从在06年12月“Property of LW”的个展开始，你对物质内外部空间的理解比较关注。
刘： “切了它，就是我的” 和“Property of LW”，其实都是对于权利问题。你可以切很多东西，但你的权力是有限制的。只有我的权利涉及范围内，我才能切掉。我在找一个随意的感觉，在无聊的状态里对权利的说法，特别儿戏，也有点可怜，是很低层次的权利。如果有权利的话，我可以把标志性建筑锯一角。
我想颠覆一个对物体的概念，在我拍摄的东西里都只有一角。杯子不再是杯子，完全脱离它本身的概念。你所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照片里，它只有一个角，是另外一种新的物质。不要谈任何概念，我看到的东西，有我自己的理解方式。我不相信主观的解释，我只相信看到。
付：你剥夺了这个物质的功能性，使其不在成为物质本身？
刘：对，这与前一段时间做“反物质”相似。“物质”是我对艺术的理解，它放在那儿，非常物理的呈现，你自己可以感到。我只是个媒介，让你去想。这是一个很民主的想法，如果我给你解释了，我就变成一个权利机构，非常霸权。我特别讨厌别人跟我解释他的作品的意义，想解释太容易了。只要这个东西真的有意思，观点能够生效，我们自己通常会看出来。
付：“切”打乱了内外空间，形成了一种新的视觉方法，甚至会形成一个品牌，切一个包，一个杯子。
刘：在我的作品里，视觉是很重要的。我不会故意去强调视觉，这是你的知识结构，本能，是个人的气息所决定的。比如小孩画画不会难看，他没有观点，只是乱画。颜料店的人把颜料挤在一个板子上，也会很好看。在无意识当中，不会做坏。我肯定不会做我认为很难看的东西，切也有视觉的一面。沙发切了一个角，会形成另外一个感觉，放在那儿，完全不同，又特别粗野。把它的常态破坏之后，不要想什么乱七八糟的设计，一刀下去，肯定好看，就是不能切得太设计了。人都带有一点破坏性的本质，有一种暴力倾向，本身就是从思想上改变了你的审美。一个好的艺术家你必须具备的东西就是审美，视觉是最根本的。什么叫漂亮？如果告诉你是钻石的话，就会觉得好看，即使是画得很烂的钻石。好看/不好看和本质有关系，钻石的界定就是漂亮，皮毛也一样。
付： “爱它，咬它”的展览，象是一个对权利系统的比喻，权利可能就是狗咬胶幻化出来的金碧辉煌的建筑和象征，它逗引，有味道，有欲望。
刘：我本来的想法是做一个城市，各种议会的建筑挤成为一个小镇，做得象贫民窟。我养狗，狗咬的玩具有牛耳朵，牛耳是一个权利的象征，这里面人对于权利和狗对于狗咬胶都是一种动物的本能，会有不可阻挡的欲望。我当时想放狗，但是后来想想，太多事了。其实是挺简单的想法。从美学角度来说所有的象征权利机构的建筑，都是因为高大、奢侈造成的。如果把尺寸、广场都去掉，变成一个个紧挨着，就完全丧失了这种功能，没有权威性了。同时，你把所有的权利机构放在一起，也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东西，中心问题还是动物性。
付：你早期做很激烈的东西，现在好像冷静些了。
刘：早期没现在这么坚决，现在想法越来越整体，但还是没有决定，也许不断颠覆自己比较好。我想在作品里透漏出恐惧不安，不可终日的紧张感。那种感觉在过程里产生，<
——刘韡访谈
时间：2007年6月2日
地点：北京丽都饭店对面
访谈人：付晓东
付晓东（以下简称为“付”）：我看“徘徊者”的时候，直觉反应就是经常形容博尔赫斯的一句话，“多重折射的镜像回廊”。
刘韡（以下简称为“刘”）：回廊的感觉有，多重反射我没想。我想找一个特别共性的，大众化的东西，比如绿、红、米黄的颜色。但做出来之后，会呈现一种奇怪的个性。你可能觉得难看，但放在哪儿慢慢的会产生另外一种感觉。这个玻璃建筑也是完全没有个性的，四个角，上面顶起，很方、很直，所有的公众权利建筑都是这种方正的造型，那是国家公众意志的要求完全消除跟人的趣味。如果你真的做成作品，会发现有一个微妙的转化，没有个性转化为特别有个性，我不知道来源于什么。
付：“徘徊者”里的拆迁房子剩的隔扇玻璃，甚至可以想象不同家庭的经济条件，有的特别破，用报纸糊的。那些老式的桌椅，也在诉说，还有“妇联”的标签。
刘：每一家的窗户都是一样的，很有规格，没个性，但里面完全不同，代表的意思是不一样，可能跟家庭、民族都有关。里面的造型是议会的形式。
付：桌椅摆放形式有点怀旧的伤感，象中国式的记忆，八十年代，不断的开会和领导讲话。它形成了一种集体意识形态，乌托邦的幻觉，在这个时候，已经只剩下荒废的会场了。
刘：不是一个怀旧，但我需要用这种已经成立的形式。我必须用这种颜色、造型的因素，不需要我来多做解释。那些纸屑是字典、文件、条文，绞碎的放在里面。它可以撕碎一切，可以被重新颠覆，一切都是为了某个体制的运转，仅仅是为了运转。
付：如果吹起来的话，可能更象是用视觉呈现了一个话语纷飞的意识空间。
刘：会有这种感觉。做实验的时候，一刹那，整个的展厅爆炸式的全是灰。鼓风机相当于一个气球，功率非常大，单个的椅子一定被吹飞，里面什么都看不清楚，就在两秒钟之内，整个展厅就都废了。这个也没关系，最好里面什么都看不清，外面很干净。所以第二天只能刮一段，就停了。
付：你大概是个怀疑论主义者，颠覆力很强。
刘：怀疑？是的，这是我的态度，事情发生了，我们不能只看到他的表面，看到的是没用的，他的背后的东西才是我感兴趣的，也许这个事情表面上和客观上是好的，但是它背后的本质是极具破坏性的，坏处远远大于表面上的好处，这就是自己的观点。
付：徘徊者可能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有《新桥恋人》里自我放逐的情绪，又是个被迫的流亡者，象以前俄罗斯知识分子到欧洲去。
刘：徘徊者的原意是一个浪人，流浪者。这个状态特别可爱，他既是一个其中的人，又没有在里面呆着，也不是特别渴望进去。我可能无法解释。
付：这个作品更象一个知识分子精神处境。就是这种状态，他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地方可回，他在里面，又在外面。有点象贝娄或艾柯，反复谈自己的那点事儿，却引起更多知识分子的共鸣。曾经有一个《流亡者文集》，很多人在肉体上几乎被消灭，声音全面被封杀，依然发出有力量的声音，是一种独立的状态。
刘：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对，真正错的。他的信念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你一旦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念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你解释得比较系统，有这方面的因素，有点边缘。我的作品为什么不断的在变，不断的在调整，我真不敢相信哪个是对的，我真的有勇气做十年？这真的是一个问题。
付：你也在不断怀疑自己？
刘：肯定在怀疑。我特别佩服把一件作品做十年、二十年的人，甚至一辈子在做一件作品的人，最少他个人的信念比我强得多。也许他傻，但也许很聪明。叫我去这么长时间去做一件事情，我想都不敢想。
付：U空间能够实现你的作品，也很难得啊。
刘：我们互相比较信任。很早以前就决定了，也是有风，有草，有土，但外型不是那样，慢慢的改变过来。我在里面放什么东西都是布展时决定的。所有东西只能到现场装，得看，得调整。因为在那之前，你是不可能想象是什么样的。
付：“七个夜”感觉都是街边上的灯，发廊的灯，警车的灯，航空灯。
刘：我最早想做一个六、七米长的夜色，白天放在室外，是一个夜晚。后来没做。首先，体量会发生冲突，作为陪衬，不能太大，只能是七个小箱子。其次，不如直接点，一个灯表现一个夜。每个灯都有自己的意思，讲一个故事，和“徘徊者”有一点情节化的关系。切了一块夜，灯和黑暗是个悖论关系。
付：从在06年12月“Property of LW”的个展开始，你对物质内外部空间的理解比较关注。
刘： “切了它，就是我的” 和“Property of LW”，其实都是对于权利问题。你可以切很多东西，但你的权力是有限制的。只有我的权利涉及范围内，我才能切掉。我在找一个随意的感觉，在无聊的状态里对权利的说法，特别儿戏，也有点可怜，是很低层次的权利。如果有权利的话，我可以把标志性建筑锯一角。
我想颠覆一个对物体的概念，在我拍摄的东西里都只有一角。杯子不再是杯子，完全脱离它本身的概念。你所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照片里，它只有一个角，是另外一种新的物质。不要谈任何概念，我看到的东西，有我自己的理解方式。我不相信主观的解释，我只相信看到。
付：你剥夺了这个物质的功能性，使其不在成为物质本身？
刘：对，这与前一段时间做“反物质”相似。“物质”是我对艺术的理解，它放在那儿，非常物理的呈现，你自己可以感到。我只是个媒介，让你去想。这是一个很民主的想法，如果我给你解释了，我就变成一个权利机构，非常霸权。我特别讨厌别人跟我解释他的作品的意义，想解释太容易了。只要这个东西真的有意思，观点能够生效，我们自己通常会看出来。
付：“切”打乱了内外空间，形成了一种新的视觉方法，甚至会形成一个品牌，切一个包，一个杯子。
刘：在我的作品里，视觉是很重要的。我不会故意去强调视觉，这是你的知识结构，本能，是个人的气息所决定的。比如小孩画画不会难看，他没有观点，只是乱画。颜料店的人把颜料挤在一个板子上，也会很好看。在无意识当中，不会做坏。我肯定不会做我认为很难看的东西，切也有视觉的一面。沙发切了一个角，会形成另外一个感觉，放在那儿，完全不同，又特别粗野。把它的常态破坏之后，不要想什么乱七八糟的设计，一刀下去，肯定好看，就是不能切得太设计了。人都带有一点破坏性的本质，有一种暴力倾向，本身就是从思想上改变了你的审美。一个好的艺术家你必须具备的东西就是审美，视觉是最根本的。什么叫漂亮？如果告诉你是钻石的话，就会觉得好看，即使是画得很烂的钻石。好看/不好看和本质有关系，钻石的界定就是漂亮，皮毛也一样。
付： “爱它，咬它”的展览，象是一个对权利系统的比喻，权利可能就是狗咬胶幻化出来的金碧辉煌的建筑和象征，它逗引，有味道，有欲望。
刘：我本来的想法是做一个城市，各种议会的建筑挤成为一个小镇，做得象贫民窟。我养狗，狗咬的玩具有牛耳朵，牛耳是一个权利的象征，这里面人对于权利和狗对于狗咬胶都是一种动物的本能，会有不可阻挡的欲望。我当时想放狗，但是后来想想，太多事了。其实是挺简单的想法。从美学角度来说所有的象征权利机构的建筑，都是因为高大、奢侈造成的。如果把尺寸、广场都去掉，变成一个个紧挨着，就完全丧失了这种功能，没有权威性了。同时，你把所有的权利机构放在一起，也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东西，中心问题还是动物性。
付：你早期做很激烈的东西，现在好像冷静些了。
刘：早期没现在这么坚决，现在想法越来越整体，但还是没有决定，也许不断颠覆自己比较好。我想在作品里透漏出恐惧不安，不可终日的紧张感。那种感觉在过程里产生，<
文不对题
吹啊 吹啊
吹啊 吹啊
与艾塌方的一样,付是在凑稿费
你大爷你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