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版《石康 我眼里的文化人生》说起（一）
2007-06-26 现已上市的《石康我眼里的文化人生》是一本随笔集，里面的文章是从我以前的旧随笔《鸡一嘴鸭一嘴》与《北京姑娘》中选出的，本来不想出的，因事过境迁，我的想法有很多发生改变，但市面上零零星星盗版不断，质量差，且收不到一分钱版税，于是又一想，管它呢，什么想法不想法的，当生意看吧，还不如再版合成一本，蚂蚁也是肉啊，挣一点是一点，当是人穷志短吧。
换两年前，我都会把出书当创作，认为作者写完了书，交给出版商，这事儿就完了，剩下的都是生意，让出版商去做，一本书再不再版对我无所谓，可问题是，有些出版商不好好做生意，他们从你那里要书的时候真是很恳切，但书一交到他们手上，便翻脸了，你很难得到后面的版税，事实上，自1998年我出第一本书以来，快十年了，除杨葵外，我从未见过一个出版商按期主动跟我结账，都是能往后拖一天就拖一天，拖上一年就更好，让我这种不好意思催人还钱的人倍感尴尬，他们为何说话不算话却不感到不好意思？
我的上一个出版商是华夏出版社，出了我的几本书，他们真是不爱结账，现在仍拖着，理由是，换了新社长，有了新规定，他们自己的账收不上来，就不给作者结账，靠！这不是推卸责任，人为的造成三角债嘛！照这么说，我们换一国王，那诺大的中国，以前的事就全都另说了？什么狗逻辑！他们自己的事儿没办好，怎能把损失转嫁到我的头上来？我与他们在合同上所订的结账日期一次次错过，如同空谈，我一共催过三次，现已懒得催了，免得用这种不光彩的方式把他们教育成二皮脸。其实他们还算好的，以前作家出版社我有朋友杨葵在，版税都是他代我签字，聚会的时候往我手里一塞便完事儿，有一天，他离开那出版社，茶便凉了，我后面一万本《激情与迷茫》的版税一如石沉大海，打电话过去问，说是打低折处理了，没挣到钱，所以不结账了，又是这一套，自己挣不到钱（这事还真难说），就赖别人钱，这不是商人的混蛋逻辑吗？原来商人只对转嫁风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呵呵，以后明明白白写在合同上吧。
当然还有更恶劣的，基本上是一骗子，有一书商，叫贺鹏飞，他哥叫贺雄飞，出过一些好书，我是冲着他哥为中国文化有贡献才把书给他，他买了云南出版社的书号，游说我出了一套文集，只给我结了两万本儿的版税，其中还有一些书算得不能再低，其实是把买书号儿的钱也折进我的版税中去了，这生意做的，介与盗版与非盗版之间，更可气的是，他们从此以后就不结账，一直卖下去了，完全发展到了盗版方向，两年的时间内，问贺鹏飞为何不结账，他们便说只剩了一两千本，后来说早卖完了，但我几次来到甜水园批发市场，竟赫然看到他们还在公开的卖，我就在那市场里盯着我的书给他们打电话，电话中传出的声音真叫我不好意思，完全是公开的撒谎——人品差啊，我理解了他们，初级阶段嘛，算了。他们也做了一套《王朔选集》，方法同上，不过王朔急了，还是把钱要回去了，这种事儿上，我比较服王朔，我就不能把事情办得像他那么好。
我出《一塌糊涂》与《在一起》时，书商买的是民族出版社的书号，没想到民族出版内部的发行竟能自己盗印，在批发市场上，书商、出版社竟打起了价格战，当然损失的是我，他们只给我结很少的账，不要大惊小怪，知道出版界的事儿多了，这种作风实属稀松平常，不足为怪。
以我的经历，使我不得不片面地推断出，我们的文化市场，是被一些文化流氓把持着，完全的没有信誉或只有一些流氓信誉，作家之间相互讨论询问的主题之一，便是哪一家出版家比较爱结账，呵呵，有中国特色吧？
我想了想书商或者出版社的说法儿，总结出来就是他们自己不能吃亏，每有损失，必转嫁到别人身上，且名正言顺，有这种生意做保证，我觉得作家靠版税吃饭无疑是一场清秋大梦，若出版者风险小，那么作家的风险便被放大了，事实上，作者被逼得只好清高，因为毫无讨价还价余地，有时真想跟他们同流合污算了，要么自己也做书商，要么找本书抄一抄算了费那么大劲创作娱乐大众，自己得不到应得的报酬，那不是当作家，而是当圣人，而我这种低级趣味的人，一被挤压，一般不会奔圣人那条路上走，那太难了，我会更加低级趣味，有一天，我学会像他们一样撒谎，那么便如他们所说，我也成熟了——我操他妈成熟。
我特别相信穷人在道德上略占优势，因为是被迫如此，一旦努力成功咸鱼翻身，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像富人一样伪善。没什么可说的，现实生活通过一点一滴的小事儿教导我，要成为一个势利小人，与他们一样的人，说谎的人，只想只能占便宜的人——正是他们，负责着所谓的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无非是嘴上一套正人君子，却几无例外，一出手便是下等的流氓行径，我怎能瞧得上？对于一个正常的人，社会只给出两条出路，要么愤世嫉俗，要么同流合污，我选前一条，虽然不招人待见，但我的内心会比较坦然，因我们从古至今所提倡的社会正义，就是以各种手段毫不留情地欺负老实人。这种中国式的真理我从小到大一遍遍都听烦了，当我还能无奈地愤世嫉俗时，只是说明我为人较高尚——再次告诉你们，被迫的！
2007-06-26 现已上市的《石康我眼里的文化人生》是一本随笔集，里面的文章是从我以前的旧随笔《鸡一嘴鸭一嘴》与《北京姑娘》中选出的，本来不想出的，因事过境迁，我的想法有很多发生改变，但市面上零零星星盗版不断，质量差，且收不到一分钱版税，于是又一想，管它呢，什么想法不想法的，当生意看吧，还不如再版合成一本，蚂蚁也是肉啊，挣一点是一点，当是人穷志短吧。
换两年前，我都会把出书当创作，认为作者写完了书，交给出版商，这事儿就完了，剩下的都是生意，让出版商去做，一本书再不再版对我无所谓，可问题是，有些出版商不好好做生意，他们从你那里要书的时候真是很恳切，但书一交到他们手上，便翻脸了，你很难得到后面的版税，事实上，自1998年我出第一本书以来，快十年了，除杨葵外，我从未见过一个出版商按期主动跟我结账，都是能往后拖一天就拖一天，拖上一年就更好，让我这种不好意思催人还钱的人倍感尴尬，他们为何说话不算话却不感到不好意思？
我的上一个出版商是华夏出版社，出了我的几本书，他们真是不爱结账，现在仍拖着，理由是，换了新社长，有了新规定，他们自己的账收不上来，就不给作者结账，靠！这不是推卸责任，人为的造成三角债嘛！照这么说，我们换一国王，那诺大的中国，以前的事就全都另说了？什么狗逻辑！他们自己的事儿没办好，怎能把损失转嫁到我的头上来？我与他们在合同上所订的结账日期一次次错过，如同空谈，我一共催过三次，现已懒得催了，免得用这种不光彩的方式把他们教育成二皮脸。其实他们还算好的，以前作家出版社我有朋友杨葵在，版税都是他代我签字，聚会的时候往我手里一塞便完事儿，有一天，他离开那出版社，茶便凉了，我后面一万本《激情与迷茫》的版税一如石沉大海，打电话过去问，说是打低折处理了，没挣到钱，所以不结账了，又是这一套，自己挣不到钱（这事还真难说），就赖别人钱，这不是商人的混蛋逻辑吗？原来商人只对转嫁风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呵呵，以后明明白白写在合同上吧。
当然还有更恶劣的，基本上是一骗子，有一书商，叫贺鹏飞，他哥叫贺雄飞，出过一些好书，我是冲着他哥为中国文化有贡献才把书给他，他买了云南出版社的书号，游说我出了一套文集，只给我结了两万本儿的版税，其中还有一些书算得不能再低，其实是把买书号儿的钱也折进我的版税中去了，这生意做的，介与盗版与非盗版之间，更可气的是，他们从此以后就不结账，一直卖下去了，完全发展到了盗版方向，两年的时间内，问贺鹏飞为何不结账，他们便说只剩了一两千本，后来说早卖完了，但我几次来到甜水园批发市场，竟赫然看到他们还在公开的卖，我就在那市场里盯着我的书给他们打电话，电话中传出的声音真叫我不好意思，完全是公开的撒谎——人品差啊，我理解了他们，初级阶段嘛，算了。他们也做了一套《王朔选集》，方法同上，不过王朔急了，还是把钱要回去了，这种事儿上，我比较服王朔，我就不能把事情办得像他那么好。
我出《一塌糊涂》与《在一起》时，书商买的是民族出版社的书号，没想到民族出版内部的发行竟能自己盗印，在批发市场上，书商、出版社竟打起了价格战，当然损失的是我，他们只给我结很少的账，不要大惊小怪，知道出版界的事儿多了，这种作风实属稀松平常，不足为怪。
以我的经历，使我不得不片面地推断出，我们的文化市场，是被一些文化流氓把持着，完全的没有信誉或只有一些流氓信誉，作家之间相互讨论询问的主题之一，便是哪一家出版家比较爱结账，呵呵，有中国特色吧？
我想了想书商或者出版社的说法儿，总结出来就是他们自己不能吃亏，每有损失，必转嫁到别人身上，且名正言顺，有这种生意做保证，我觉得作家靠版税吃饭无疑是一场清秋大梦，若出版者风险小，那么作家的风险便被放大了，事实上，作者被逼得只好清高，因为毫无讨价还价余地，有时真想跟他们同流合污算了，要么自己也做书商，要么找本书抄一抄算了费那么大劲创作娱乐大众，自己得不到应得的报酬，那不是当作家，而是当圣人，而我这种低级趣味的人，一被挤压，一般不会奔圣人那条路上走，那太难了，我会更加低级趣味，有一天，我学会像他们一样撒谎，那么便如他们所说，我也成熟了——我操他妈成熟。
我特别相信穷人在道德上略占优势，因为是被迫如此，一旦努力成功咸鱼翻身，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像富人一样伪善。没什么可说的，现实生活通过一点一滴的小事儿教导我，要成为一个势利小人，与他们一样的人，说谎的人，只想只能占便宜的人——正是他们，负责着所谓的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无非是嘴上一套正人君子，却几无例外，一出手便是下等的流氓行径，我怎能瞧得上？对于一个正常的人，社会只给出两条出路，要么愤世嫉俗，要么同流合污，我选前一条，虽然不招人待见，但我的内心会比较坦然，因我们从古至今所提倡的社会正义，就是以各种手段毫不留情地欺负老实人。这种中国式的真理我从小到大一遍遍都听烦了，当我还能无奈地愤世嫉俗时，只是说明我为人较高尚——再次告诉你们，被迫的！
和艺术圈基本类似，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