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暴风骤雨

乌托邦的功能与意识形态的相遇

单凭洞察，我们并不能保持一种敏锐的目光。按照这种方式，某种希望的原理敏锐的目光同样不能像看透一泓碧水一样，看透一切东西，因为并非一切东西都如此清晰透明。相反，有时也存在某种骚动的、自我形象化的东西．所以敏锐的目光恰恰胜任某种东西。在意识形态中．这种未封闭的特征以最广泛、最混杂的形式显现．如果这种特征与其时代的单纯联系尚未耗尽，那么情况更是如此。这不仅仅是由于所有迄今文化所伴随的那种自身时代的大错特错的意识。

的确，意识形态本身来源于分工，正是由于分工，在原始社会之后出现的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之间的分离才产生了意识形态。从那时起，某一拥有想象余暇的集团便开始借助于这种想象既欺骗自己，又欺骗别人。因此，意识形态原本总是如此属于统治阶级，从而它把现存的社会状况加以正当化，借助于此，意识形态竭力否认现存社会状况的经济根源，隐蔽赤裸裸的剥削现象。这是一切阶级社会的共有图像。但这幅图像最显著地表现在市民阶层之中。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社会中形成的这种意识形态图像呈现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形成既借助于多种多样的价值等级，也借助于纯粹精神的上层建筑方面的多种多样的任务。这三个阶段依次为：准备阶段、胜利阶段和下降阶段。意识形态的准备阶段有助于固有的、尚未稳固的上层建筑，为此，这一阶段以自身新鲜的、进步的结构来反对迄今占统治地位的腐朽的上层建筑。

此后，亲自登上统治地位的阶级占据第二个意识形态阶段．为此．这个阶级把这期间显现为下层建筑的固有冲动加以安全化。并从政治上、法律上使其固定化，从政治上、法律上和文化上使其美化。例如，完全删除过去的革命冲动，或者部分地、或多或少典型地使其均衡化（Equilibrierung）。进言之，安全化以及美化工作得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某种业已达到的，但仅仅是暂时和谐的支持。借助于此，这个阶级给腐朽的下层建筑涂脂抹粉，增添磷光，并给它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重新命名。因此，在阶级社会中，经济下层建筑肯定被某种有趣的错误意识的浓雾所掩饰。至于这一点无关紧要：这种虚假意识的幻象是充满激情的、典型的，还是颓废的东西；这种虚假意识的幻象在内容上被划分成上升的、繁荣昌盛的，还是乔装打扮而被利用的东西。简言之，在此不能让剥削露出任何马脚，因此，根据这一方面看，意识形态乃是想象的总体，某一社会总是借助于虚假的意识而从中得到正当化和神化。

我们已从道德上、内容上了解到意识形态三个阶段的许多不同的特性。但是，每当我们思考文化时，不是还呈现意识形态的另一个方面吗?这正是在全部范围中，与单纯的虚假意识以及与阶级社会的辩护，即与某个单纯的、历史了结的阶级社会的辩护不相重合的地方。

按照这种批判性侧面，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过这样一段中肯的话：“只要‘理念’与‘利益’相距甚远，它就总是丢尽脸。”并且，马克思把这番话与法国唯物论所关注的市民社会业已开始的自我洞察联系在一起。例如，在拉布吕耶尔、拉罗什富科，特别是在爱尔维修那里，人们首次了解到经过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乃是这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同样在同一个地方继续写道：“另一方面，这一点也是容易理解的，即这种利益一旦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那么所有大量的、历史贯彻的‘利益’就不仅在‘理念’或‘表象’中远远超出自身的现实思维，而且干脆与人类的利益混为一谈。”这样便出现幻象，或出现“傅立叶所称之为历史阶段之声的东西”。

然而，除了热情之花（这是一个社会用花环装饰它的摇篮），如此造成的幻象有时还包含某种艺术形象，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言，这种艺术形象使人想起古希腊人：“在某一关系上，这种艺术形象被视为规范和不可企及的典范。”恰恰在这一点上，意识形态问题进入文化遗产问题的侧面，即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在自身的社会基础废除之后，上层建筑的作品在文化意识中得以再生产。

在此．意识形态三阶段的内容差异恰恰是不可回避的，如果“这是与你有关的事”（Tua res agitur，出自Horatius的《书信》）这句话决不局限于迄今一切阶级社会的革命时代。那么这种差异就更是不可避免的。于是，这个真正的、在此所指的、居住在别的侧面的现象：文化剩余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因为在某一社会的古典时期，我们面对这种形象要比在某一革命时期面对这种形象多得多。19世纪初形成的艺术、科学、哲学等同样蕴含着指示未来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尽管在其革命时期，直接的和乌托邦的动力更激烈地反对现存的东西，更强烈地超越现存的东西。

某一社会本身总是拥有虚假意识，同时为了美化自身，它善于因地制宜地利用这种意识。但是，艺术、科学和哲学的花朵总是标明某种超出虚假意识的东西。确切地说，这些花朵可以完全离开自身第一社会的和历史的土壤，因为按其本性，它们与社会历史土壤并非固结在一起的。众所周知，雅典卫城建造于奴隶社会。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则建造于封建社会，尽管如此，它们并未与自身的经济基础一道归于灭亡。与当时的下层建筑不同，与当时的十分进步的生产关系不同，古代的建筑、艺术作品并不具有任何令人痛惜的要素。

由于当时知识水平的障碍，伟大的哲学作品多少都与时代结合在一起，并且带有短暂意识的特征，但是它恰恰由于所标明的意识的高度，可以远远地洞悉未来的东西和本质的东西，同样显示那个真正的古典时期。这个古典时期不是来自尘封已久的黑暗的深渊时代，而是来自前途无量的永恒的青春时代。在《会饮篇》（Symposion）、《伦理学》（Ethica）、《精神现象学》等古典作品中，各种假问题和意识形态都就地沉没并业已了结。与此相对照，柏拉图的“厄洛斯”、托马斯·阿奎纳的“实体”、黑格尔的“作为主体的实体”却作为目标变奏曲处于一切变化之中。

总而言之，伟大的作品并不像它们面世之初那样有缺点．也不像刚开始那样精彩无比。它们只不过是在后来的时光中逐渐摆脱了原先的不足，褪去了起初的庄严色彩，从而具备了经受后世考验的，甚至可以说最后考验的能力。每一部古典时期的作品都站在每一个时代的前面，作为革命浪漫主义，即作为向前指引的任务，作为未来的解决办法而发挥先导作用。特别是，这种解决办法不是来自过去，而是来自未来，而且自己谈论未来，招呼充满希望的未来，继续呼吁更美好的未来。

但是，我们为什么如此强调文化遗产的微薄部分呢?其理由仅仅在于，朝向这一侧面的意识形态尚未耗尽，不仅伴随自身经济基础的虚假意识尚未耗尽，而且伴随自身的当时经济基础的积极工作也尚未耗尽。在虚假的意识本身中，对文化剩余的任何探求都是办不到的。例如，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总是受到虚假意识的支撑，而且，对文化剩余的探求也无须分析根本没有参与任何虚假意识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只是真正的意识形态，它与已知的活动和业已把握的现实趋势相联系。但是，也许这一关系适合于虚假意识中关于预取的东西的真正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早已表明，在虚假的意识中并非仅仅包含虚假的意识。“因此，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那神秘的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或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问题并不在于给过去和未来之间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而且人们最后发现，人类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马克思，《致卢格的信》，1843年）

在过去的伟大作品中所栖息的阶级意识形态同样恰恰导致超过与场所联系在一起的虚假意识的剩余，这种剩余就叫做进步的文化，亦即我们可以继承的文化遗产的实体。现在这一点明晰了：这种剩余无非是由意识形态形体的乌托邦的功能所产生的。是的，正如迄今所发生的一样，单是虚假的意识还不足以美化意识形态的包裹。单是虚假的意识还无力制造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即社会矛盾的诱惑性的和谐化。

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形态可被理解为没有遇见乌托邦的功能而继续作用着的文化实体的媒介。显然，这一切都既超越虚假的意识，也超越对当时社会下层建筑的单纯的辩护、强化等。同样，如果没有乌托邦的功能，阶级意识形态只会带来暂时的欺骗，而不会带来任何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典范。这一文化遗产实体的剩余恰恰一如开始的剩余．即这个开始不仅仅是某一历史时代早期的那个开始，而是包含了某一社会完整的一天的那个开始，甚至部分地包含了某一社会没落黄昏的那个开始。迄今为止的一切文化都是某种成功的东西的前假象，只要这种前假象不仅局限于自身的时代，而且至少能够以形象和思维建立在极目远眺的时代高度上，那么它就是真正的前假象。

毋庸置疑，在一切地方，更美好生活的梦都广泛地被觉察到。或者，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方式说，除了日常的纯然贬低的意义之外．乌托邦的要素不仅可以在所谓预先推定的意义上使用，也可以在某种无所不包的意义上作为功能来使用。因此，事实表明，首先从历史的观点看，乌托邦的广度延伸和深度延伸并非早已局限在最流行的“国家乌托邦”（Staatsutopie）这一现象上。

按其意义，关于更美好生活的梦远远超出社会乌托邦的根源．一直延伸到每一种文化的预先推定。每一部计划、每一种有关未来的形态都被推向自身的完满性这一界限，因此，这些计划和形态最终都与乌托邦发生接触。而且，如上所述，恰恰对于总是继续起进步作用的伟大艺术作品赋予当场超过其单纯意识形态的剩余，因此，作为文化遗产的实体，如此产生的东西绝非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的东西。

迄今为止，人们总是褊狭地理解预先推定的力量，但是，这一力量在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的精神》（1918）中开始得到了扩张。在这部著作中，广泛探讨了既定现实中完全外在于某种“尚未到来的东西”的各种物件、装饰物和图像等，尽管这些东西属于过去的现实．但照样表达尚未到来的东西。为了洞悉我们的“同一化”（Identischwerden），我们向更加适当的方向行进，由于这种志向和责任，寄生的文化享乐便告终结。为此，艺术作品必须战略性地开花结果。

但是，现在剩下的问题是，除了多余的误解之外，经过充分理解和表达的乌托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移到新的意向和利益?在此，所谓意向和利益绝非那种过去的东西，而是具有当下的崭新性的东西，这东西位于业已发生的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之中。如果我们考察“乌托邦”术语的历史，就会了解到这一从前的词义经历了许多这样的扩张，这个词所附着的否定意义部分地扣除了。“浪漫主义”一词就属于此例。在界定“意识形态”概念本身的意义当中，人们开始研究某种更细微的差别。由于这种细微差别，列宁才能够把社会主义命名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尽管如此，预先推定的力量完全处在术语校正和扩张工作之外。试比较：浪漫主义的东西被校正为“革命浪漫主义”，意识形态被校正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预先推定的力量始终拥有自身开放的空间，拥有理应实现的对象和向前实现的对象。正因如此，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Utopismus）以及抽象的乌托邦思维区别开来，称马克思主义为“具体的乌托邦”。当然，如果我们考虑到乌托邦的功能这一范畴的本质上和概念上的正确性，那么就可以说，这一范畴尤其统辖人类文明的各个领域，例如，技术乌托邦、建筑乌托邦或地理乌托邦等，不仅如此，还包括那些曾经环绕并正在环绕我们意欲的“一般性”和“固有性”的一切乌托邦。应该正确理解的是，借助于认识来推论业已解决的乌托邦主义的东西，借助于认识来推论抽象的乌托邦。

剩下的问题是：尚未了结的向前的梦，这梦无非是由于资产者而丧失名誉的“已知的希望”（docta spes），通过深思熟虑地、有效地把这一概念与“乌托邦主义”区别开来，我们的确可以将其称作真正的乌托邦。如果简洁地、锐利地重新表达真正的乌托邦，其含义就等于：代表新事物的方法论的构件，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客观集合体。

因此，诸如歌德的《浮士德》一类的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都带有如此程度的不言而喻的（尽管并非总是十分明确的）乌托邦的背景。从哲学乌托邦的概念上看，这些作品不是较高层次的玩笑，而是尝试性的道路和已知的希望的内容。惟其如此，乌托邦才能从意识形态中取出自身的东西，才能说明意识形态本身的伟大作品中历史地继续起作用的进步特性。乌托邦的精神存在于一切伟大陈述的最后谓词中，即存在于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中，存在于但丁的《神曲》中，存在于贝多芬的期望音乐中，存在于B小调弥撒曲的潜势中。进言之，乌托邦的精神存在于作为遗失的东西而占有“必要的惟一性”（Unum necessarium）的那种绝望中，存在于快乐的赞美诗中。

在作为“已知的希望”这一乌托邦概念中，凯利埃（Kyrie，希腊语中指“主”，与后文的Gredo一同构成弥撒音乐的乐章）和格雷道（Gredo，希腊语中指“使徒信经”）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出现。尽管这种方式与时代固结在一起的意识形态的纯粹反省相去甚远。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的精确想象恰恰以这种方式弥补批判的启蒙，借助于此，这种想象让我们看见未曾受到硝酸损伤的金子。如果阶级幻象、阶级意识形态归于毁灭，那么由此涌现的就是最通行的、纯金般的美好内容。迄今为止，文化不过是阶级意识形态的单纯装饰而已，因此，当这种意识形态告终时，文化所遗失的无非是装饰物，即虚假终结的和谐。在这种单纯沉思的腐烂之床上，乌托邦的内容夺取人类文化的事务：在实际赢得的山顶上，乌托邦的功能就这样敞开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无非是意识形态上真实的、关于人类希望内容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