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评| 一场隐匿、发现、虚示、再发现的信息游戏
发起人:天花板  回复数:0   浏览数:1093   最后更新:2017/06/17 21:05:08 by 天花板
[楼主] 天花板 2017-06-17 21:05:08

来源:瑞象馆 林叶


《看看我们!——自拍前的中国肖像摄影时代》展评


十九世纪法国摄影家纳达尔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详细记录了那些找他拍照片的客人所表现出来的神情,“所有人看到自己的照片之后都感到非常失望,有的时候甚至生气发火。……那些有社会地位的优秀(?)男人在照相机前总会做出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表情,为了拍照而伤透脑筋,……也有男的吼叫道:‘我没有这么可怕的脸’”。而多木浩二则是这样阐释以上那种现象的,“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场合,人类总是通过某种面具(伪装人格)来保持与他人的关系。中产阶级自己所看到的那个自己,无非也就是这种外在关系所制造出来的面具而已。换言之,中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是对那种背叛社会性自我的照片而感到狂怒”。

诚然如是,自我是社会互动的产物,他人就像镜子一样,人们往往会根据自己对他人行为的解释而做出相应的反应,从而不得不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各种“角色”,而这样的“角色扮演”往往意味着人们要在社会互动中想象对方的理解从而做出自身的反馈,多木浩二所说的“面具”,正是这种反馈的结果。因此,在社会中,人在始终是活在这样的“镜中之我”中,想象着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接收着他人对自我形象的评价,同时也生成某种因想象与评价而带出的自我感觉。纳达尔的那些客人之所以对自己在照片中形象不满意,就是因为这种真实自我与自我感觉的错位。

摄影天生就具有像镜子一样的功能。当人们站在相机镜头前,主动成为被拍摄对象的时候,即便是面对自己的镜头,也同样会进入角色扮演状态,因为存在于镜头背后的不仅是对自我形象充满期待的自己,还有无数将来可能看到这张照片的他人,那么就会不由自主地根据想象进行“情景定义”,套用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话说,就是“为一种信息游戏——一种可能的隐匿、发现、虚示、再发现的无限循环——设置了舞台”。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的展览《看看我们》为我们呈现的就是这种信息游戏的舞台。

《看看我们!》展场图

一家三口在一块刻着“八仙过海”字样的碑前拍照留影,旁边摆放着一个写有“仙气”二字的箱子,一股白烟从箱子中涌出。箱子左上方的牌子上写着“每片收费一元,仙气收费一元”。在这样的情境中拍照留念,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共谋了一种情景定义,即:在这里拍照,会获得某种“仙人”的效果。不过,若要为被拍摄者营造一个“仙人”的效果,拍摄者应该将那个制造“仙气”的箱子排除出镜头,而只留下站在“仙气”中的被拍摄者才行。然而,拍摄者却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将这个尴尬的“仙气”装置,赤裸裸地安放在照片中。从父母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们非常配合这样的情景设定,而孩子却像喊出“国王没穿衣服”一般地歪过脑袋望向制造“仙气”的装置。这就是《看看我们》展的第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中的场景仿佛隐喻式地为这个展览营造了一个情景定义——“可能的隐匿(“仙气”装置)、发现(孩子的视线,孩子的视线在此也代表了父母心中真实的视线)、虚示(父母的表情,仙气)、再发现(拍摄者、观者)的循环”。

这张照片的左侧挂着五幅全身肖像照,中间是一位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男子,左右两边分别是两张女子的全身肖像照。展墙有点弧度,使得这五张全身肖像照形成一种弧形,当我们站在这个弧形的圆心时,就会发现自己被置于照片中那五个人的视线之下。在这一瞬间,观看者成为了被观看者,而被观看者却成了观看的一方。这样的倒置不由地让我想到了本次展览的名字——“看看我们”。

“看看我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表述,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在自我确认、自我审视的情况下使用,是一个作为他者的“我”审视一个作为行为主体的“我”,这其中有着明确的身份认同,即观看与被观看的统一。用在这个展览中,也许可以理解为,我们(观众)与他们(照片中的人物)之间的同一性,观看“他们”即是观看“我们”。

《看看我们!》展场图


第一部分的照片与上述两张照片一样,均出自托马斯·苏文的作品《北京银矿1985-2005》,是他费六年之功建构的一个数量多达五十万张的负片银行。这些原本被仍在废品回收站中等待处理的废物,到了苏文手上,却成了了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新千年伊始中国居民私人生活史的一个重要档案。经过他的整理,这些废品被分门别类并加以展示。这次展出的主要是一些中国普通居民的个人留影。

《看看我们!》展场图

第二部分是由美国摄影师丹尼尔·特劳布发起、广州街头摄影师曾宪芳、吴永福共同参与的《小北路》项目。在这个项目中,这几位摄影师收集的则是广州非洲族群的肖像。2000年左右,中非贸易活动放缓,有很多非洲人在广州工作生活,久居广州的非洲人会请像曾宪芳、吴永福这样的街头摄影师给自己拍摄肖像照,然后寄给远在故乡的家人,或者作为自己的留念。经过多年努力,三位摄影师共同创建了一套数量多达25000张的图片档案。

稍作比照,就会发现这两个组照片中的同质性,即这些照片都是个人在某些地方请他人为自己拍摄的留念照片。在这种情境下,重要的是被拍摄者的自我表演,而不是拍摄者的表现意愿,那么将这些照片视为某种自拍照亦不为过。而这在现在这个时代,也早已经成为了某种普遍的、大众化的社会行为符号,我们每个人都是这种行为谱系中的一个因子。

⼥⼈和男⼈,2012年 11⽉11⽇,曾宪芳

作为自拍照(私人物品),这些照片是有一定的私密的功用,即自我确认或向他人投射某种印象。也就是说,这些人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都已经设置好了自己的舞台,用于应对自己所期待的信息游戏。然而,一旦这些照片“被放置”在展览空间中展示,他们原本设置好的那种情景定义便崩溃了。

原本的私人照片被迫与其他人的同类型照片放在一起展出,那么生物学的个人就弱化甚至失去了情境意义,而符号学的个人就成为了照片的主体得到了凸显。不论是苏文建构起来的那些私人生活史档案,还是丹尼尔·特劳布等人创建的非洲人肖像集合,这些符号学的个人逐渐被同化成为某种共通的行为模式。倘若我们与他们相识,与他们一起观看这些照片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配合他们所设置的情境定义,将他们看成他们希望“是”的样子。可是,在展厅里,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是隔离断裂的,那么我们往往会更愿意看到我们想要看的那种“他们”,于是乎,他们所投射出来的形象仿佛被排挤出意识的边界,观者更多的去寻找那些能显露他们真实一面的蛛丝马迹,从而使这些照片带上了些许荒诞的意味。而一旦我们意识到,自己也一样会做出类似行为的时候,这种荒诞意味便立刻回到自身,仿佛自己与照片中的那些自我表演者一样,曝露在某种外在的视线下,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

《看看我们!》展场图

展览的第三部分是安徽摄影师刘涛的作品《下午好,晚上好》,主要捕捉的是安徽合肥人们的日常生活。多年来,他一直在自己家附近的街区观察拍摄人们的生活,照片中充满了各种生活中的偶然巧合,不过,从他的照片中也不难看出他刻意的构图与抓捕,而他自己的喜好、趣味以及眼光全都在这些照片中流露无遗。各种偶然性瞬间的交织,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幽默景象,看了让人忍俊不禁。然而,他的作品与前两个部分的作品很难协调统一在一起。如果将前面两个部分的作品视为“自拍照”,为我们呈现的是被观看对象的话,那么刘涛的这些作品,显然是拍摄方的“狩猎”行为,体现的是他作为拍摄者的主观视线。

下午好,晚上好,刘涛,2011-2017

值得玩味的是,《看看我们》展的英文标题——《here's looking at you!》。这句英文是一句英文俚语,有“很高兴看到你”的意思。然而,这个表述与“看看我们”这个的视角截然相反。“很高兴看到你”这句话,即便是一种非常友好的意思,但是与“看看我们”相比,它缺少了一种身份认同,代表的是一种他者的观看。如果说展览的前面两个部分的作品体现的是展览的中文标题“看看我们”的话,那么,刘涛的作品所体现的正是那句“here's looking at you!”。

另一方面,这一部分的展示不同于前两个部分那种根据影像内容进行分类的布展方式,而是加入了一堵矩阵式的照片墙,照片被规整地安置在同一个平面或同一个水平线上。观众可以从任何一个点(照片)上开始欣赏,没有刻意设置的线索也没有类型化的区分。于是,被凸显的不再是拍摄者的视线,而是这些影像中所隐含的某种共性,某种共通的现象,亦即人们的无意识状态。倘若相对于前文所说的“自我表演”,或者可以说是某种“真相”——没有表演的真实状态。而发现并捕捉这样的真实状态本来就是抓拍这种拍摄方式所追求的根本目的。在这样的等价场域中,观众的视线便与拍摄者刘涛的视线相叠加,合为一体,宛如与刘涛一起置身于拍摄当时的现场。大家站在这组作品前小心探视、指指点点,然后不约而同地发出快乐的笑声。照片中的那些刘涛所捕捉到的那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经意间表露出来的未加掩饰的行为举止,相比于前面两组作品中的那种明显的角色扮演成分,这些照片所折射出来的也许可以算是平时人们隐藏在面具背后的“真我”的一部分吧。

可以说,在《看看我们》这样一个信息游戏中,前两部分的作品代表的是“隐匿”与“虚示”,刘涛的《下午好,晚上好》则代表了“发现”与“再发现”的功能。而《看看我们》这个展览便是承载并联通这两种行为模式的舞台,我们感兴趣的是揭示真相的时刻:每一个姿态、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场景、挣扎而矫饰的身体、不肯离开身体的情景印象,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某种共通的符号。在这样的符号体系中,人们可能可以发现被自己虚示的各种角色,认清已经被我们的文化及欲望规训、甚至内化至无意识层面的欺瞒与道德要求,窥见被小心压制在内心深处的那个不愿直面的秘密。


文中所有图片由上海摄影艺术中心(SCôP)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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