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审美
发起人:橡皮擦  回复数:0   浏览数:161   最后更新:2017/06/17 10:01:07 by 橡皮擦
[楼主] 橡皮擦 2017-06-17 10:01:07

来源:艺术界LEAP 文:丁丁虫



宏细节与大尺度


回顾科幻小说的历史,撇开某些评论家标新立异般的无限上溯不谈,一般公认的科幻小说黄金时代,也就是美国三四十年代坎贝尔主持著名科幻杂志《惊奇科学故事》的那个时代,科幻小说的概念并不像今天如此复杂多变,而是具有一些明确可辨的符号特征,比如科技名词,内含解释的非现实现象,以及某些情节发展的模式,而这些特征就构成了日后被称为经典科幻或曰古典主义科幻的特征。对于这类作品而言,阅读者所获得的体验,主要来自于对当时主流价值观(科学启蒙、现代性、科学主义)的自觉认同。当时的科学被认为是一种积极而正面的力量,能够引导人类走出愚昧,建构一个全新的完美社会。古典主义科幻正是通过对这类未来的描绘和许诺来满足读者对于伟大与崇高的审美预期。


以“地球往事”三部曲(《三体》系列)获得空前关注的刘慈欣,其作品具有明显的古典主义科幻特征。不止一人将刘慈欣评价为单枪匹马复兴了中国科幻的人物。刘慈欣的作品中有许多都表现出对科学的敬意,其中又以《朝闻道》表现得最为明确。地球上的科学研究在外星人的严厉禁令下被封锁,对于地球科学家的请求,外星人给出的条件是可以向他们揭示科学规律,但代价是随后必须处死。面对这样在普通人看来全然不对等的交换条件,科学研究者纷纷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在答疑解惑的同时也将夺去他们生命的高台。这个故事显示出了创作者对科学研究的敬意。实际上,当代科幻对于科学的丑化屡见不鲜,但在刘慈欣早年的一篇论文中,他便已经显示出了对这种行为的深恶痛绝。这对于依旧具有传统科学价值观的阅读者而言,自然会形成共鸣。

洛朗·格拉索(Laurent Grasso)

《念力》(Psychokinesis), 2008年

高清录像、动画,12分30秒


在为科学研究赋以英雄主义色彩之外,刘慈欣的作品中更多表现的则是他所称的“宏细节”。所谓“宏细节”,概括而言就是拥有巨大物理体积、漫长时间跨度、广阔空间延伸的种种事物、事件和场景,比如《流浪地球》中推动地球的巨大发动机,《球状闪电》中宏观级别的量子等等。刘慈欣将“宏细节”定义为只能在科幻中出现的元素,并特别给出模仿《战争与和平》而改写的文字以作例证:“天狼星统帅仑破拿率领六十万艘星舰构成的庞大舰队远征太阳系。人类且战且退,在撤向外太空前带走了所有行星上的可用能源,并将太阳提前转化为不可能从中提取任何能量的红巨星。天狼远征军深入太阳系,最后占领了已成为一颗空星的地球。在长期等待求和不成后,仑破拿只得命令大军撤退。银河系第一旋臂严酷的黑洞洪水期到来了,撤退途中,由于能源耗尽失去机动能力,星舰大批被漂浮的黑洞吞噬,仑破拿最后回到天狼星系时,舰队只剩下不到三万艘星舰。”


刘慈欣提出“宏细节”的概念,根本动机似乎还是为了与传统小说的人物审美进行抗衡。刘慈欣认为,科幻小说更应该关注作为整个种族的人类,而非单个的人。而为了弥补缺少人物形象塑造所导致的小说空洞化,就需要寻找其他的审美元素。刘慈欣寻找的就是“宏细节”。他认为正是由于现代科技拓展了人类的眼界,才使 得“宏细节”成为一种崇高感的载体,因而“宏细节”也成为科幻小说独有的特征。然而同样很明显的是,“宏细节”对于未曾受现代科技训练的人来说,其观感上的冲击并不显著,并且即使对于受过现代科技训练的阅读者而言,“宏细节”带来的感受其实与古典主义科幻的体验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是在对科学的信心的基础上收获崇高感。

贾蔼力,《无名日2(二联作)》, 2007年

油彩、画布,267 x 200厘米(每幅)


科学作为审美对象


古典主义科幻着眼于科学的正面价值,通过价值观的共鸣给读者带来主流的现代性审美体验;但有趣的是,鲜有作品探讨科学本身的审美价值,而这也使得菅浩江的《永远之森:博物馆行星》即便在科幻创作的范畴中也显得非常特殊。《永远之森:博物馆行星》是一个系列短篇,各篇之间具有较为松散的关联。故事的舞台是一颗位于小行星带上的经过改造的小行星,人类在这里建立了博物馆——因为小行星的低重力与真空环境更利于各种生物和艺术品的保存。故事的主人公田代孝弘是博物馆的研究员,他做过脑部手术,可以直接通过意识检索博物馆的巨型数据库,并且作者设定主人公不仅可以通过结构化的信息进行检索,更可以通过无法以语言表述的情感进行检索。也就是说,主人公的检索能力超越了理性的边界,进入到感性的范畴中。小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叙述了主人公的一些工作内容:正常人看来平淡无奇的绘画为何会在脑部受损的患者眼中成为天籁般的音乐;出处不详的人偶究竟隐含了什么秘密;未知外星人遗留下的若干瓷片如何拼成合理的形状等等。

多拉·布多尔(Dora Budor)“Ephemerol”展览现场

纽约Ramiken Crucible画廊, 2016年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它提出科学——不带任何附加价值判断的,作为纯粹物理学意义上的科学——本身即具有一种能够与艺术相匹敌的审美价值,并值得被给予等同于艺术一般的对待。理性主义者将科学当做人类启蒙的途径,后现代主义者则把科学视为悲惨现实的罪魁祸首,两者的看法虽然有着天壤之别,但对待科学的态度都是将其作为工具,而不曾,抑或有意识地,拒绝科学这一工具本身所能具备的美感。《永远之森:博物馆行星》恰恰填补了这一块的空白。

就某种意义而言,这部小说中表现出的科学之美,可以上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对美与比例、韵律和宇宙和谐的认识。小说的最后一篇《闪亮的星星》尤为突出地表现出这一点。外星人留下的瓷片拼出的形状严格遵守黄金率,构成瓷片的准晶体也包含黄金率,与瓷片一同发现的外星植物的种子也在符合黄金率的营养液中发芽。故事中的种种关键均显示出作者对数理理性美的自觉。而类似的主题有时可以在蒸汽朋克类小说的巨大机械中略有体现。

《心之所向》(截屏)

What the Heart Wants, video still),2016年

高清影像,41分钟5秒


末日余晖下的安全感


在某些情况下,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完全可以视为科幻小说的代名词。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一切关于未来的小说都是乌托邦小说,而一切科幻小说毫无疑问都是关于未来的,就连那些描写过去的科幻小说也是在展示不同时间维度上的另一个未来的可能性。不过这里且不讨论乌托邦的典型意义,而是讨论为何乌托邦(更重要的是反乌托邦)能够成为审美对象的一种。


乌托邦是因为人类本性对于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而存在的。因而乌托邦文学,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还是威尔斯的《彗星来临》,都展现出对人类社会所能成为的美妙景象的设计。而相较之下,对反乌托邦的审美则更加深刻而复杂,它首先表现出一种对不切实际的美好的扬弃,阅读者的精神可以 在这种扬弃中得到自傲的满足与自谦的升华;更进一步看,反乌托邦通过个体的毁灭来展现静态的“完美社会”的不合理性,从而隐含地表达了对于人类将会永恒进步的信心。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种信心的根源与乌托邦的美妙同样属于无根之木,但并不妨碍人们在其中寻找慰藉。

詹姆斯·特里尔(James Turrell)

《阿顿王朝》(Aten Reign) ,2013年

日光与LED灯,尺寸可变

“詹姆斯·特里尔”展览现场

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


因此可以说,如果乌托邦的价值如詹明信所言是因为它的失败性、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人们想象未来的无能为力,那么反乌托邦的美学价值则在于它给人类提供了一处想象的安全空间,使人得以在可以选择时选择,并在更多无法选择的时候选择逃避。


必须强调的是,不同的科幻小说能够给予读者的审美体验是不同的。有些,是追求内化了痛苦的真与美;而有些,也是更为普遍的那些,则追求更加具体的、感官的愉悦。给科幻小说赋予未来重任的斯科尔斯对于后者颇为不屑,认为“如果一个作家把人物设置在火星上仅仅是为了讲述一个牛仔故事,那么他创造的便是明星垃圾:可能无害,但却是滥用经济手段来支配成熟的审美需求”。显然这段话是在影射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科学奇幻小说《火星公主》。然而考虑到许多科幻读者、作家、研究者在少年时代都是通过《火星公主》这样的作品获得了科幻启蒙,斯科尔斯的看法未免显得过于严厉。在这一点上,科幻文学史学家、批评家达科·苏恩文的评价就比较公允,尽管他也认为90%甚至更高比例的科幻小说都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而批量制造出来的快速消费品,但同时也承认,至少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正是这90%的快速消费品催生了余下那10%的阅读者受众。或许是因为在这10%的美中,又平添了一些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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