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俊:斯蒂格勒在杭州——技术短路和器官学下的“思”
发起人:毛边本  回复数:0   浏览数:162   最后更新:2017/06/08 09:27:58 by 毛边本
[楼主] 毛边本 2017-06-08 09:27:58

来源:凤凰艺术 文:姜俊


斯蒂格勒·熵与劳作

应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的共同邀请,法国著名当代哲学家、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文化创新发展总监与研究与创新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将于6月8日至6月22日期间在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共举办五次的系列学术讲座与课程:“熵与劳作(Entropy and atWork)”,这也是斯蒂格勒教授第三次来到中国美术学院与我们分享他最新的学术思考成果。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现蓬皮杜艺术文化发展总监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贝尔纳•斯蒂格勒,生于1952年,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解构理论大师德里达的得意门生,曾任巴黎国际哲学学院研究导师。2006年,他在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Centre Georges-Pompidou)创立了研究与创新学院(Institut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现任院长。同时,他还是埃皮纳伊莱弗勒哲学学校(Ecole de Philosophie d’Epineuil-le-Fleuriel)创立者。1993年,他曾在贡比涅技术大学创办“知识、组织、技术系统”研究小组,同时也担任法国国家视听研究所副所长,法国现代音乐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他也是欧洲ArsIndustrialis(“新工业性艺术”)机构的联合创始人。其著作有《技术与时间》(三卷本)、《回声学》(与德里达合著)、《象征苦难》、《怀疑和诋毁》等。其中,代表作《技术与时间》探讨了技术与时间在人类本性中的地位和功用,被认为“重新确立了技术在哲学领域的地位”。近著《象征苦难》和《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普遍被认为是消费批判、新社交媒体研究和新工业式艺术方面最近十年里的最重要的贡献。



三次技术转型


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又来杭州了,即将在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开展学术讲座和工作坊。技术和艺术已经如火如荼的成为江浙沪当代艺术圈的焦点,无论是最近的“上海种子”,还是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透明的声音》,或者是上海当地艺术博物馆的《身体·媒体II》都是从各自的维度再切入这一话题。

▲ “上海种子”现场大厅

▲ 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透明的声音》现场

▲ 上海当地艺术博物馆的《身体·媒体II》


在一个追求产业升级的大气氛中,技术作为核心话题也毋庸置疑。虽然在我们今天的学术圈中“现代性”这一概念已经成为日常术语,但在欧洲二战后的好一段时期内,大家都在用“技术世界”(die techinische Welt)这一概念。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也要等到60年代末和整个70年代才逐渐成为一种公共话语。技术世界这一讨论承接了晚期的海德格尔对于技术(座架Gestell,英文翻译为框架framing。他认为世界被客体化为对象,同时也正是通过这个技术所构成的框架被转译为各种不同的资源,如水利、电力、热力,还有人力资源)的批判。二战之后欧洲的经济复兴,特别是在60年代全面进入了消费世代,电视机等大量新媒体和新技术的产品化投入、规模性生产和流通都导致了“技术”逐渐成为了当时思想界关注的议题。关于技术媒体的讨论,80年代在法国有Gilbert Simondon,在德国有Friedrich Kittler,而90年代逐渐被欧洲学术界关注的技术哲学家就有我们的这位斯蒂格勒。

▲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


1952年出生的斯蒂格勒在青年时代也经历了二战后的整个技术世界的变革。正如当今的我们一样,同样经历了一个技术极具颠覆性的范式转型。他把这样的技术转型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19世纪大工业的机械化生产,动手制作被新技术替代了。


2,20世纪后半叶,由于欧洲进入消费时代,生活感知、感觉和社会关系被新技术和服务业给接收了。


3,21世纪的今天,在数码、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时代,理论知识的生产也可以通过机器自动生成,人的智性受到挑战。


按照这三个节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无疑应对着第一个阶段;二战后的消费社会批判配合着第二个阶段,也是斯蒂格勒成长的那个时期;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三个阶段——知识生成的全面自动化。《未来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所言的“无用之人”的时代可能在未来将全面来临。

▲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


制作技艺的短路


虽然斯蒂格勒把技术看做是一把双刃剑——药,用的好就是良药,用不好则成为毒药,但它毒化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良善化的契机。他称其为“短路”。


我们如果用第一个阶段去观看1917马赛·杜尚的《泉》,那么这不只是被识别为当代艺术的开端(这一说法显得过于抽象和敷衍),它更是一种滞后了的时代症状的暴露:19世纪以来,工业机械化生产对于手工艺的大规模淘汰。在新技术下的劳动分工使得手工艺彻底向工业大生产转型,自18世纪起工匠大师们从创意手稿到完成品的劳作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被逐渐一分为二:设计师负责创意,工厂负责生产。在工厂内整个生产流程被继续分段,分配到不同的车间,不同的工人手中。工人们完全抛弃了中世纪城市匠人的尊严,为了面包重复着千篇一律的简单动作,这被马克思称为“异化”的劳动(die entfremdeteArbeit),这被卢卡奇称为“物化”(dieVerdinglichung)。基于此,作为最后未触及的那块处女地“艺术生产”也终于在劳动分工下失守了。

▲ 1917马塞尔·杜尚的作品《泉》


艺术家也可以通过“现成品”之挪用来回避辛苦的“手工”制作。机械完全可以操作的事情,为什么要手工来做呢?就如同说,可以拍照的东西为什么要画出来呢?除非你本身赋予“手工”某种“神秘主义”的光环。


正是由于手工制作的短路,使得艺术从原来聚焦“手工制作的卓越”转换到对于“观念性”维度的考量。这就是所谓的技术双面刃效应——手工的短路带来了思想的解放。今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不断升级下,特别是智能深度学习技术的突破,思想的短路也已经开始。人之为人的本质就是思想,当思想也离我们远去,那么还有什么为我们存留下来,人类难道终将变为一种“无用”之存在吗?


人工智能时代的短路和补偿


在技术不断的突破下,慢慢一切复杂的思维都可以让渡给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它可以跨过一切无必要的过程试错,直接抵达你的所需。今天的技术已经到了短路思想的程度,比如谷歌地图为代表的导航系统,为我们的出行打开了最大的便利。它是另一种全球化的方案,它使得所有的在地性差异都被数码同质化,成为一种统一的平面。一个地址和一个数码标对应,炳落实在巨细无遗的地图构造中,又在线地对应到我们当下之此在,同步我们行动的进程。在地图中的自我定位使得多维度的周遭在我们的感知层面中隐退,只呈现一个平面,信号点在不断随着我的脚步移动。


的确谷歌地图使得A点到B点的距离不只是变成了物理上的直线,而且也是认知上的“直线”。目的和手段的直接对应正是工具理性最为本质的要求。A点到B点的智能导航虽然实现了效率的最高化,时间的最短化操作,但它作为一种识别和认知的技术外置化短路了人从A点到B点的一切感知“多元过程”。


相反当我们进入一个陌生的城市,从A到B的“非技术寻路”调动了人的综合感官识别系统,我们成为了在空间和时间中存在之此在,在寻路的过程中我们和外部世界构成了现象学上的多重链接,甚至使得我们和其他主体之间的语言性沟通得以在问路中发生。智能导航是一种单一化任务,它简化了任何的感知多元性。A点到B点的直接连接导致了认知上的短路,消除了过程性多元开启的可能。在多种人工智能的辅助下人成为了某种维度上单一化的人。


的确,在一个追求系统化和效率理性化的世界中,我们需要的是更快、更短、更有效的算法。为了弥补这一目的单一性和感知的贫乏、或者说短路,于是有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娱乐产业,以及有反思性的艺术作为补偿(这也是为了两种不同目的产生的分离)。它们可以扩大人们多维度的经验。在旅游中我们享受“安全”的迷路,从中获得了更多对于某个陌生地点的认知,在错误中看到更多的风景、尝到了更多的味道、或和当地人发生了某种邂逅,甚至奇遇。这一切描述如此诗意,仿佛是一种精神式漫游(Wanderung)。


曾经对抗工业化而引发的19世纪浪漫主义正是一种对于第一阶段短路的补偿。机械工业化使得人异化,体验贫乏,一个有尊严的工艺师傅短路成了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他需要文学、艺术、音乐等提供的更多人工化的体验幻境,从而让他恢复为某种完整的人(der ganze Mensch)。


▲ Aram Bartholl,地图——你好,世界!,卡塞尔艺术协会,Fridericianum 2013


德国艺术家Aram Bartholl在2006年到2013年针对谷歌地图做了一批有趣的公共艺术项目,它使得这一数码同质化和在地性异质化的矛盾在现场被同时看到。无论是在卡塞尔艺术协会的大楼前,还是在法国阿尔勒的广场中,或是在台北都是那个同样的大A。它使得现实和数码虚拟的界线突然在此时此地变得模糊,一种荒诞感弥漫在周围。它使得我们回望自己和所在的生活,反思就此展开。


▲ Aram Bartholl,《地图——从此开始》,atRencontre Arles pics by Anne Foures,2011


今天当代艺术的体验性、剧场性、跨媒介性、过程性、演绎性似乎正是在开发一种多元过程的感知,这也可以被理解为某种针对单一化的补偿措施。当代艺术的非目的性正是建立在另一种目的之上——在一种游戏的机制下人工补偿主体和世界的多元化链接。面对今天短路的第三阶段升级版,我们和150年前的解决方案貌似一样,还是需要艺术,但和150年前却有本质的区别,今天艺术也被纳入到某种工业化的进程中,它成为了特殊的专业。以某种创造力去补偿非创造力的劳动,正如波德莱尔1846年所言,艺术家创造力的神话是建构在大众的平庸之上。创造力就如同道成肉身一样附着在艺术作品之上呈现于展览中,成为庸人们浮想联翩的幻境。


尤瓦尔·赫拉利声称19世纪浪漫主义所提倡的多元体验在今天和消费主义强势结合,也构成了另一种文化商品——文化娱乐工业。而这一种消费主义的多元体验却又是斯蒂格勒提出的第二阶段的短路:使得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和感知都在技术下成为某种格式化的消费品。它需要的只是购买而不是生命性的决断。这个第二阶段的短路使得“专注之爱”无法形成。


超关注和无思的政治学


今天的的时代正聚合了三个阶段的短路,它们从制作、感知和知识三个方面逐渐形成了全面的对于人之意义的取消,真的会出现大批的“无用之人”吗?还是它正逐渐打开了万民创新,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新格局呢?


第二和第三阶段的短路,可以导致人对于思考的放弃,只是停留在无止境的浅度官能消费中。对于思考的放弃从政治上来说就是专制主义的温床。


早期的斯蒂格勒区分了两种关注,一种是超关注(hyper attention),即同时多任务的关注,它快速地在多个项目中反复切换,但只保持一种浅层的关切;另一种是深度关注(deep attention),在一段时间内只专注一个客体。他认为超关注正是起源于这样多媒体的消费时代,人脑的认知结构也因此发生了改变,它导向了一种专注的失效,这更导致了一种思考的短路。知识来自于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而对于已有知识的重新评估就需要康德所谓的反思判断,对于某一个对象物的专注正是做出判断的必要条件。放弃专注也就是对于思考的稀释,使人更容易接受某种陈词滥调。

▲ 汉娜·阿伦特谈论艾希曼“平庸的恶”


在传统对于专制主义的思考中,人们只要控制了话语的生产,就实现了对知性(Verstand)的把控;只要在所见的形象(image)、所听到的声音等感性接受上做好节流,想象力就会被牢牢钳制,意识形态控制得以实现,从而进入专制。德裔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认为,专制就是创造一种大众的“不思”,从而使得大众成为千人一面。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到的“平庸的恶”的本质就是“不思”。从纳粹艾希曼身上所体现的恶是无思想、无动机地按照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并因而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

▲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这样的专制是制造了单一路径导致的强迫性无思,但它也非常脆弱,任何的差异化渗入都可以带来颠覆性的危险。但在今天多元世界中,专制如何实现呢?它选择了相反的路,海量的信息超出了人脑处理能力的极限,使得注意被彻底稀释,使得任何的形象(image)都无法获得意义,一切都在破碎之中,任何的思考趋于乏力,并最后获得一群无思、无方向感、碎片化的庸众。看得见的专制之手转为了看不见的专制之手,它无疑配合着经济学中看得见的计划向看不见的市场之转型。前者是通过强迫性单一化造成无思,后者是通过无限多元化使得思考本身短路,路径不同,但其本质都是一样的。


短路的本质是祛思想化,而无思化则可以为意识形态控制创造机会。汉娜·阿伦特认为,不思和邪恶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思不能使人不作恶,但思可以释放判断力,判断是“区分对错、美丑的能力”。思打开了另一种观看世界的可能,她说:“思想起到的是瓦解而不是肯定行为陈规的作用。”


思和技术的器官学


相反深度关注不是被动消费式的,而是主动建构式的,它是一种投入(investment),某种关怀。它孕育了思,同时构建了一个连接技术物的器官学的循环。斯蒂格勒再诠释了柏拉图的《美诺篇》,他的兴趣不在于灵魂是否不朽,也不在于柏拉图所谓的二元世界观(精神和物质的对立),他更关心的是思和技术的关系,也就是苏格拉底通过在沙地上留下的痕迹教会了童奴几何学的基础。“思”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终点,而是一种过程。它的展开需要一种技术的媒介,即操作划痕发生的那个动作。比如小学里教的一加一等于二,小学生需要通过一笔一划的书写,并在书写过程中一步步推出最后的答案,最后掌握知识——思考在技术媒介的帮助下过程性的展开,而这个过程又转变成痕迹的遗留。它其实是对于“思”的一个外置化辅助,前一个步骤被作为记忆记录在案,以此通过一步步思维的固化最后推向所要的那个东西,或者是导向未知的境地,在这一发展中技术和思就成为了一个器官学的循环。它需要心、手、眼、耳等感官和某个技术物的配合,它可能还需要长期的协调,比如乐器的演奏等……

▲ 2017年6月4日吴珏辉、姜俊、胡为一(从左自右)在上海当地艺术博物馆的对谈


艺术家吴珏辉在之前和我的一场对谈中,展示了他的一批自制的穿戴式设备,他在思考一种感官系统和数码设备的链接。他在2010年时用一些配件改装了一个头盔《器官计划——USB器官》。人体感官仿佛真的在USB接线下被自由的外置化了。戴上面具我们将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我们在行动中用全身在协调一个外置的器官,最直观的将会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身体感知。这时技术器官和身体,以及心理在慢慢地磨合出一种有效的协作机制。


▲ 吴珏辉,《器官计划——USB器官》2010


2014年他又继续发展了这个系列,USB接口也被淘汰,现在是靠wifi链接的《离线眼球》。那个硕大配备摄像头的电子眼球将会在设定的时间内掉落,从而我们在眼罩的屏幕中看到的是眼球满地滚时随机录摄的画面。每个参与的游戏者都能重新体会到被长期忽略的身体之存在,感知和技术被不断质问。它不只是构成了某种新的器官链接和感官体验,同时也在吴珏辉不断邀请别人试戴中构成了主体间的多重交流。人们在邀请和接受的逻辑中打开了自己,也进入了他人,各种不同的故事和经历都在其中被再次激发,这打开了跨主体之可能。

▲ 吴珏辉,《器官计划——离线眼球》,2014

▲ 《离线眼球》和它的参与者


这个设备无疑是一个“无用”的发明,它和VR眼镜试图创造幻境不同,而是提供一种自我反观的媒介——我、身体、技术器官之间的关系。思和反思的展开正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和技术物的契合中打开了一个超越性的世界。艺术被赋予了这样的一种使命,需要打破一切陈规旧俗,打开另一种维度的思考。而艺术家所谓的实验性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一个思和技术的器官学循环吗?

▲ 吴珏辉,《器官计划——离线眼球2》,2015


如果尤瓦尔·赫拉利的“无用的人”将会实现,那么这些无用的人是否会被转换为某种新专制技术下的庸众?他们如同《美丽新世界》中的高等人一样沉溺在无限的感官享受之中,忘记了思,还是能实现波伊斯那句“人人都是艺术家”的预言?人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进入思,在技术这枚药中选择了良性的方向,不断的挖掘个人和世界、他者们多元的体验性。


▲ 吴珏辉,《器官计划——离线眼球2》,2015


显然吴珏辉的这套设备其实不太适合我们现有的艺术展示机制,它更适合一对一的展示,运用,交流和讨论。当人们从“无用”的人转变为“人人都是艺术家”时,是否人人都在发明着各种“无用”的东西,艺术形态也将在未来发生改变,可能不再是展览,而是回到了中世纪的手工匠人,他们以互相服务的方式,一对一地实现了某种跨个体之链接——重新接入。


▲ 吴珏辉,《器官计划——鸟嘴》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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