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侗:如何成为一个“失败者” 实录
发起人:毛边本  回复数:0   浏览数:644   最后更新:2017/05/27 21:11:40 by 毛边本
[楼主] 毛边本 2017-05-27 21:11:40

来源:打边炉


摄影:黄海威


芒果之歌——我的艺术实践

主讲人:陈侗

本地对话嘉宾:贾立巍 李耀

时间:5月13日下午

地点:满京华美术馆大台阶

主办:满京华美术馆 打边炉



几年前我来过满京华美术馆,当时有一个展览在这里开幕。今天在这里的讲座,是属于今年深圳文博会的一部分,我想目前在中国,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艺术不管是作为一个产业,还是作为一个个人的兴趣,比以往发展的规模都更大了,从事这方面的人员也更多一些。


我也是属于艺术这个大的板块里面,但是我从来不把自己的工作视为一个产业,因为我没有在这个上面赚很多钱,反而赔了很多钱,当然,我也通过画画赚钱养这些项目,但是画画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我的画卖出去的时候,确实牵涉到了很多人,但是这些人往往都是“皮包公司”的性质。我属于整个文化产业范畴里面的一部分,但是还没有到文化产业的高度。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题目是《芒果之歌》,这个题目原本是一个电影的名字。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爸爸有一次到广州出差,回来以后很兴奋地跟家里人讲他在广州当了一次群众演员,拍了《芒果之歌》,他非常兴奋。可是电影上映以后他很失望,因为他在影片里面没有看到自己,这是他一辈子的“第二次失望”,“第一次失望”是他被部队看中,想招他去当文艺兵,可是我奶奶不同意,就没有去成。我爸爸还有摄影作品发表在日本的报纸上面,后来当了一个地方报纸的摄影记者,一辈子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身上也有一些他的遗传。


我爸爸在电影的经历里面很失败,表明一个基本的事实:每个人的一生,总体上终归都是失败的。我们在跟现实抗争的时候,总归会败下来,因为现实的力量总是巨大的,所以我们永远都是一个失败者。如果你跟现实抗争赢了,那就是“神仙”,现实当中的人一定会失败。但是如果因为失败就不去做的话,就是一个“懦夫”,就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


我想一个有理想的人、一个有追求的人,在做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最终成为一个失败者?我们每个人一直往前走,永远都到不了尽头,这是一个悖论,而不是现实。但是在这个悖论里面,是走不完的,这跟我们人生的追求很像,你以为找到了你的理想,但在现实中是实现不了的,因为很多东西我们做不到,但是愿望一直存在。我的爸爸一生当中都很热爱文艺,也喜欢书法,但是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办法实现,所以我想他是一个“失败者”。其实我也是一个“失败者”,我们每一个追求文化理想的人,可能最终都是“失败者”的。我比他好一点的地方就是,我基本上找到了自己心仪的事业,没有太多的失望,比他幸运一点。但是他的失望提醒了我:我们永远都是一个失败者,我们不能因为知道失败就不去做。


1

一件事情:艺术的文学,文学的艺术


有人经常问我的方针策略,我就会说,我们是把文学当艺术做,把艺术当文学做。怎么理解呢?学艺术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是画连环画的,不是画素描,我从小接触的绘画里面最多的就是连环画,我学习画画也主要是先画连环画,我画速写、搞造型都是用连环画的方式。


我现在卖到市场上的很多画,看上去就是连环画,因为收藏家需要画面上有一些内容,一放内容就变成了连环画。一般的国画里面没有那么多人、或者最多两三个人,但是我的画里面少的有五六个,多的有六七十个人,当然有的地方可能只有一个简单的脑袋,但是人家要的就是这种密密麻麻的感觉。


我不是批评收藏家,我为什么可以做这个呢?因为我从小就是学习连环画和从事连环画创作的,所以在我的艺术里面,叙事性是没有被排除。我对文学了解得很晚,在大二才开始去图书馆看文学作品,当然看的也不是什么经典文学,只是当时中国所谓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我接触西方文学是在1983年,大学毕业以后才在大学同学的影响下接触西方现代文学,最后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法国新小说上面。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新小说?我说新小说里面有很好的画面感,包括我们现在出版的很多作家的书都是很有画面感的,包括比利时作家图森,他有一件作品,就是把小说的字缩小,排成一个版面,成为一个很好看的作品,写完以后,他会很注意一段和另一段之间版面的感觉,会注意视觉的效果。我平时也很注意,两段的结尾处不会用同样多字数的字,会有一点不同,这些都是视觉上的感觉,所以我一直都把文学当作艺术来看。


同时,在我自己的作品里面,我也会把艺术当文学来看,我们做艺术活动的时候,会要求这个艺术活动有被描述、被展出的可能,假如你请来一个艺术家讲课,他说自己不太会讲话,上台就说我不怎么会讲话,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作品,让作品说话,这在我看来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是要用文学的方式做艺术,结果你只知道让大家看作品,这是不符合我的理念的。


在我二十多年的工作里面,可能文学的工作会多一些,因为这比较容易出成果,可我接触的人更多是艺术界的人,我不太接触文学界的人,但是我所从事的很多工作具体来讲是文学的,这是不是说我的工作很分裂呢?后来我发现我其实是用文学的方式做艺术,用艺术的方式做文学,有了这个理念之后,我就按照这个理念做。比如出了一个作家的书,我们会给他做做展览,比如罗伯-格里耶,他主要身份是作家和电影导演,但是也是一个艺术家,如果把文学和艺术割裂的话,势必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文学变成了教育人的功能,艺术就会变成装饰,因为它不讲故事了,不起任何关键性的作用,就会成为装饰品,文学就成为了教育功能的东西。如果不希望出现这种极端的局面出现,那就需要文学有艺术的部分,艺术中也要有文学性和文学表达,这是我的个人理解。当然,在社会门类里面它们还是分开了,所以我们平时比较多地是跟艺术家来往,比较少跟作家来往。但是很多艺术家也是关心文学的,文学家也有关心艺术的,只是说职业是分离的,但是精神的主旨都是一体的。所以对我来说,无论做多少事情,都是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艺术的文学与文学的艺术”。

2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身份问题。很多人问我你到底是什么?你既是老师、出版人,又是画廊的老板、书店的老板,你究竟是谁?我想说,其实我就是艺术家。对这个问题,不仅国内的朋友关注,很多国外的朋友也在关注。


秋天的时候,比利时作家让-菲利普·图森将要出版一本新的书《中国制造》,法文版的,这本书就是以我为原型,把我小说化了,我还没有看到这个稿子,只知道有这样一个前言:


自2000年年初以来,我好几次到中国去,到过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南京、昆明、丽江,这一些如果没有陈侗——我的中国出版人,都是不可能的。1999年在布鲁塞尔认识陈侗,我对他的多重职务几乎一无所知,他既是出版人、书店老板,又是策展人、教师。


他写的这些肯定也有一些添盐加醋的东西,大家以后看到就不要认为一定是我的故事,这本书我们也会出版中文版。阿兰的妻子卡特琳娜也注意到了我多重身份,包括她的助手,她们都非常惊奇我为什么这么有钱?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画家,主要收入靠卖作品,她们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法国的画家都是很辛苦的,而我基本上加个晚班就可以有钱,很少有心想事不成的感觉,而且我也还拍录像。


我的多重身份来自两个原因,第一是遗传,这个遗传还是因为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喜欢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喜欢写写画画,当了造反派,搞运动,什么事都做,参加了各种的运动,而且不是被逼着去干,都是自己主动去的。我感觉自己非常像我父亲,这是遗传,不是学习。当然跟学习也有一点关系,但是也不能完全算学习,也算遗传。在我们教育里面,始终把“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比如我们中、小学的时候都会学习鲁迅先生的作品,大一些了还会读新文化运动时期那些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不仅要写作,而且还会翻译,比如鲁迅既关心文学,也关心艺术,他既培养年轻的作者,也会去买一些珂勒惠支的画,跟他们有生意上的往来,把他们介绍给了中国,并且把他们的作品去出版。


包括其他的革命领袖也是这样的,比如张闻天,有一次我们排练了他的话剧《青春的梦》,这是典型的带有“五四精神”的话剧,就是讲男女如何追求思想和婚姻的自由,男主人公去追求另外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姑娘,妻子都跳河了,他都无动于衷,这是很具有“五四精神”的故事。我虽然是1960年代出生的人,但是所接受的教育受“五四”的影响很大,当然也不仅仅有“五四”的影响,还包括雷锋、邱少云、张思德、焦裕禄的教育等等,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雷锋和雷锋日记有什么不对,也没有怀疑过焦裕禄有什么不对,我想这些东西会影响我做事情和做选择,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所以我今天的画里面,会画很多民国的人,我不愿意画现代的人。


我曾经拍过一个短片,讲的是上海沦陷以后如何跟日本人较量,我为什么对这个题材更感兴趣,其实还是跟“五四”情结、跟民国情结有关系,恰恰这个时候的人,是什么都做的,我推崇的民国画家叶浅予先生就是什么都做,既画漫画,又画速写,还结交娱乐圈的名人,太太也是娱乐圈的名人,还拍电影,甚至还有摄影作品,前阵子我还看到了他的摄影作品,就是叶浅予拍的一个人的影子。澳洲学者罗清琦把这种艺术家称为“跨媒介工作者”,我觉得这个称呼很好,我就是一个跨媒介工作者。


我最合法的身份是美院教师,同时也是书店老板、机构负责人、画廊老板、策划人、画家、录像作品导演、评论家,甚至我以后可能还会成为小说家,我想其实这些身份对我来说没有很大的区别。


我最近还想组一个剧团,想做一个“录像剧团”,因为我们拍录像的时候经常要用很多演员,如果做成这个,我对这件事情会非常投入,因为这比画画有趣得多,要把画画和拍戏放在一起,我肯定更喜欢拍戏。


比如我们排的《萨瓦纳湾》,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一直陪着这个剧组演戏,那段时间根本没有画画,却花30万做了六场话剧的演出。为什么我更想做一个剧场、而不是美术馆呢?因为叙事性和表演性对我来说特别有兴趣,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剧目要上演,包括在做朗读会的时候,我们经常是用表演的方式来朗读,我想这些都是来自“五四”情结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五四”青年都喜欢演戏,例如李安拍的《色戒》,王佳芝也是一个演戏的人。我们在很多电影里看到,当戏演到一半的时候,女学生就在剧场里面发传单,这些东西都影响了我。


我小时候经常上台演样板戏,虽然扮演的角色都不太好,都是一些像叛徒、匪徒之类的角色,因为我长的不太英武,老师经常让我演坏角色,可是我也很兴奋,因为可以上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表演,比如老太太喜欢跳广场舞,其实也是因为喜欢表演,在家里跳舞可以吗?不行,家里只有几个人,不过瘾,没有观众,要到广场上去跳给大家看。


文学翻译就更不用说了,这恰恰是新文化运动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没有办法解释, 这也是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喜欢搞三搞四。很多60年代出生的人都非常老实,像我这样50多岁的画家很多都是非常简单,画自己的画,看看小孩,和一些老朋友喝喝茶,基本上就是这样,就可以了,不管其他的事情。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性格上来自我父亲,精神上来自于“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二者缺一都不可。有没有来自于我自身的、来自于我们时代的?当然也有,但是我想,这些还是要归结于自己早年的遗传和教育的影响。


我的身份问题当然也会涉及到现代性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作家、艺术家都会考虑自己的现代性,我们作为现代人都有很多表达的欲望,但是手段肯定不够。比如一个作家想表达形象的时候,觉得写小说、散文已经不够了,认为要画画,或者要拍照。一个国画家、一个山水画家,觉得这已经无法表达我对现实的感觉。比如我要画这个园区,那么山水画没有办法表达,因为这个房子在山水里面只是一个点景,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要通过录像的方式去做,所以我想,现代性关系着我们在媒介的使用上会打破它们之间的隔阂。


我并非有意识去打破这种隔阂,但是做着做着就打破了,因为你只要做一个开放性的空间、做一个窗口、或者一个书店,那你接触的人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人都有,你如果只是一个画家的话,什么人对你来说都是你的收藏家,你可以不管他的身份,他可以是银行的,或者是法院的,这些对你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出钱买你的画。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公共空间、或者书店里面的话,接触到的人,带来的就是他那个身份,他不是跟你做买卖的,所以很容易产生一种跨媒介性,通过这种跨媒介的方式,可以表达出我们现代人想要表达的东西。另外我们还需要寻找各种关联,各个门类之间不是断开的,恰恰这是互为关联的,像我刚才指的图森的小说《中国制造》,也是这个意思,主要是现代性的问题,因为在图森的眼里,中国就是当代,当代就是中国。因为中国的速度、中国的混乱、中国的喧嚣、中国离奇的东西,他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过,他们的一切都还是比较有秩序的,做一件事情算一件事情,只有在我们这里,风驰电掣的感觉特别强,速度感很强,所以他在后期作品里面所追求的速度,来自于他在中国的体验。


很有幸,我在美院当教师,所以我的职业规定了我要在艺术这个门类里面,另外我的职业是教师,我会考虑教师的责任和学生需要承受和接受的东西,当然我不会只纯粹地想学生需要接受什么好,别的不需要,其实我恰恰需要学生接受更多的东西,我认同政府所提倡的素质教育,我们要给他们提供素质教育,这是职业决定的。


我个人的兴趣,等于把每个人身上可能有的兴趣点通过这些实践行为发挥出来,比如在座的大家都去过电影院和剧院,但是我们都只是作为一个消费者,去看电影只是消费,如果电影不好看的话,我就坐着睡着了,并不会看完电影之后就要去拍电影,我可能只是把这个兴趣往前推了,于是就做了这样一个事情。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小说很好,怎么办?只是看小说,我觉得还不够,还不足以满足我,当然现在有微信可以发给更多的人看,但是这也仅仅只是一个传送者,我想我还可以更加贴近作者,甚至成为作者,所以我就做了出版。我是1993年、1994年谈的图森前三部作品的版权,1996年就把小说的中文版出版了,1996年到现在已经21年了,图森在他的书里面把我变成了小说人物。试问,如果我当年不出版图森的书,他将不会有《中国制造》这本书的出现,他出了这本书以后,我又怎么办呢?生活就是这样,你不能总是假设。比如我爸爸没有去文工团,所以有了我,如果他去了文工团的话,可能就没有我了,对不对?他拍不拍电影都有我,但是他去了文工团的话,可能就不认识我妈了,就是这个情况,是我们无法往后想的。但是你的兴趣可以往前推一推,也许就可以成为作者,也可以成为收藏家,比如美术馆的作品看久了、又有钱的话,可能就会把这个作品买下来,成为收藏家了,就可以把你的兴趣往前推一推,你就可以改变它的实质。这是我的身份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本身”问题。去年年底我开了一个“本来画廊”,这个“本来”跟“本身”也是有关系的,现在大家说话、聊天、三五句之内一定会说到“本来”这个词,“本来这个事情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做广告。画廊之间谈话也经常会提到“本来”,其实就是玩了一个游戏。用“本来”做画廊的名字,部分原因来自于我对“本身”的注重,本身的注重是怎么来的呢?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情况,比如我们做一些非盈利项目和非盈利机构,当需要寻找赞助的时候,会去找自己理想当中的赞助人,他们说可以给你一笔钱,这个项目也不错,但是请问我给了钱,可以得到什么回报呢?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事先预想好的,比如我们可以给你打广告、可以印LOGO、印名字,甚至我们还可以附送一些东西给你,帮你把场面布置一下,这都有可能。但我认为,最完美、最轻松的回答就是:“没有啊,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的,我给你的就是这个事情本身。”比如你赞助我做一个展览,我回报你的就是把这个展览做好,你满不满意?你要满意的话,就是事情的本身,如果不行的话,就是你别有用心,你赞助我只是为了别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这个事情。


仔细想想,我们生活里面要寻找事情本身并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会离开事情的本身。比如我们春节回家过年,名义上是看父母,但是真的有多少时间跟父母在一起呢?看一眼父母之后,大多数时间都在看手机上,我也是这样的,看了一眼父母之后就出去了,这好像是一个仪式,但是我们用的词是“看父母”,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没有本身。


甚至包括大学的教育,我有一篇文章《给学生的信》,是给大学毕业生的,我说关于毕业典礼的事情、拍照片的事情。毕业的时候,学校的毕业证是最后那天、快要走的时候才发给你,但是毕业照要先拍,没有毕业证的话怎么拍毕业照呢?有的。现在专门有一些中介公司和摄影公司专门做毕业照,什么都有,打开柜子一看,都是全套的学士服,你是硕士就有硕士服,你是博士就有博士服,全套都有。毕业证也有,但是不能打开看,其实就是一个A4纸,卷起来,用红色的丝带绑着,拿在手里,因为你的毕业证是一张纸,这也是一张纸,都是一样的。所以学生借来了学士服,需要先拍,拿着一张卷好的A4纸,站在台阶上面拍照,拍完了之后还有一个欢呼的动作,就是最后会把帽子和“毕业证”抛到空中,表示自己已经毕业了。我想,这是违背“本身”的,我如果是校长,很简单,你们下午回家的话,我上午十点钟发毕业证给你们,十一点半拍照,你必须要拿到了真的毕业证之后才能拍照,其实他们拿到的毕业证不止是一张纸、外面还有硬壳,这个证是真的。这样就会让你知道,以后一切都是要来真的,不要给我来假的。


几年前我去过深圳一个以当代艺术展览来开幕的酒店,酒店的大堂或者是别的什么公共空间有很高的书架,有很多书,但是都是假的,只是一个书壳,看上去很有文化,里面什么都没有,这样做,效果是有了,但是离“本身”就很远了 。


什么是本身呢?我欣赏一些人,他们就是以赚钱为目的,说我就喜欢钱,我没有钱就不舒服,其实我不需要钱,但是就是想要钱。沈殿霞演过一个电影,《富贵逼人来》,她买彩票赚钱了,有一天她想见见这些钱,银行没有办法,因为香港没有这么多现钞,于是就从澳门运了一立方的现钞过来给她看一眼,看完之后又运走了,因为她就是爱钱,并不是需要钱付房租、发工资、买机票等等,就是要钱,这样也很好。


喜欢艺术也是,你喜欢这个作品,并不是画中这个女孩子很像你以前的女朋友,于是就买了。这就不是作品本身了,因为你有一个“借代”的关系,因为这个人很像你的妈妈、或者像你的前女友,于是就买下来了。或者你画的这个风景,很像我以前住过的地方,所以买下来。对于这些,我们作为艺术家会很无奈,因为不是我的作品好,而是我的作品勾起了你的记忆。所以,你要纯粹的进入作品,用艺术史、用知识、用观念来对待作品,这跟记忆无关,记忆跟艺术家有关,艺术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记忆创作,但是你跟它进行联系的时候,必须要有对艺术本身的热情,而不是因为它勾起了你的记忆。


实际上,我们在小说里面也遇到了这样的麻烦,很多人认为这个小说写的好,是因为这个人物的生活跟自己的生活很贴近,有对号入座的感觉,所以会流鼻涕和流眼泪,作为作者的话不会认为这是失败,但是对于读者来说,这就不是冲“本身”去的。


我始终是把“本身”看作一个问题,有了这个以后,你会发现做事情有原则了,原则性就很强烈了,不会做样子给你看,但是人情上的计谋还是有的。比如我今天请你去吃饭,可能是一种客气,也可能跟自己的荷包有关,跟某种计谋有关,这就不是“本身”了。比如我如果带有目的的请你吃饭,这也就不是“本身”了。广东民间有一句话“有事打电话、没事请吃饭”。这就很好了,因为电话就是用来说事的,有事就打电话,吃饭,首先是享受美食,其次也是一种交往。但是今天生活里面很多都是反过来的,变成了“有事请吃饭,没事打电话、发短信、发微信。”现在如果有朋友请我吃饭,我也要先想一想对方会有什么事情,想他绝对不会无端端请我吃饭,是直接请求委托?还是间接的买画打折呢?我作为教师,唯一可被外人利用的一点就是想当然地可以在考试时帮忙,但是现在又不是考试的时候,于是就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因为我们不按照“本身”的原则做事,做任何事情都有“反弹”的目的。当然,我不是说我身上没有这种东西,也有,但是我会清楚的意识到不能这样。



3

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爸爸的眼泪


我爸爸在生病前几年,一直住在广州我的家里,有一天他要回老家了,就说他一个朋友喜欢我的书,要我送一套《罗伯-格里耶选集》给他。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因为我爸爸舍不得坐卧铺,也不喜欢打车,而一套书有三本,比较重,我就说,你就送他另外一本《重现的镜子》好了,也是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比较薄,如果带上全套选集的话太重了。


爸爸听了之后,不说话,之后就掉了眼泪,当然我很奇怪爸爸为什么会这样?上次我说的时候自己的眼泪也出来了,爸爸为什么会哭呢?后来爸爸去世了以后,我开始慢慢解读爸爸的意思。


可能有多方面的,第一,你要懂得他,首先,他懂得你,你整个工作的过程他没有反对。比如爸爸认为民族唱法是真正的音乐,其他都是“鬼哭狼嚎”,如果我做鬼哭狼嚎的事情他肯定会不高兴。你既做这个,又做那个,也有所谓得成功,他高兴你做这些事情,支持你做这些事情,可是你为什么不能他一个面子,让他带上全套的书,可能这样的话他真的无法跟朋友交待。爸爸对我非常理解,而我似乎不太理解老人的心情。


我小时候,爸爸出差回来,带给我的礼物一定只有书,而且买的都是我很想要的书,比如都是一些很有名的人画的连环画,甚至还有英文版的,他买过一本陈衍宁画的连环画《海花》,是德文版的,他怎么知道我喜欢这种东西呢?当然他也很熟悉这些画家,也是在他的影响下,我才考了广州美院。我想,他一辈子一直看着我做些事情,不吭声,在我看来,他之所以想回去带上我编的书,也许是想向老朋友“显摆”一下,这是我儿子做的东西,可是我没有给他这个面子,认为书太重了,没有满足他,所以他就不高兴了。


所以这也让我思考我身上遗传的东西。

第二个故事,法国午夜出版社社长兰东教给我的两个东西,兰东教给了我两个东西,就是“钱和名誉”的事情。


之前我们有信件来往,我说过去午夜出版社的时候会把版税带过去,后来见面的时候,握手以后,刚一坐下来,他就问我:“钱带来了没有?”怎么会这样呢?中国人不会这样,起码也会坐一坐、喝喝茶以后,再含蓄地问。我们对钱会是这种态度,虽然我们心里很想要钱,但是表面上都似乎不想跟钱打交道,你给我钱,我放一边,这是我们的态度,但是从内心来说我们分分钟都在想钱的事。


但是兰东想的是什么呢?他一方面想是企业的运作,另一方面想的是作品、作家这些事情,可是他见到一个出版人来这里跟他做交易,就开门见山的说“钱呢?”有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对钱也不避讳了,就会非常直白的问“什么时候给钱我”?因为我跟他一样都是出版人, 需要钱来维系这些事情,不会搞“友谊赛”,所以这件事情对我启发很大。


还有一件关于钱的事,关于折扣的问题。1997年的时候,我一下买了很多版权,我想我买了这么多,应该可以便宜一点吧?因为零零碎碎买过,但是1997年大概买了有20多万,那个时候还是法郎,我就问买这么多,能不能便宜一点?对方说不可以。我说版税、税率能不能低一点?从7%降到6%?对方说不可以。我想,为什么不能薄利多销呢?买得多为什么不可以便宜一点?


后来我想通了,因为你买得多,我就要给你便宜,人人都是朋友,那我就没有钱赚了。那我宁愿卖给只跟我做一次生意的人。所以,我们是朋友,是不打折的。可是不打折怎么体现好处呢?可以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合作的诚意方面、在优先权方面、在服务方面。


所以他们现在都不会为难我,要钱的时候都会问我,但是如果我暂时不能给的话,他们也不会为难我。而且每次出版了书,都会第一时间寄给我。是我们出版过的作家的书,他们就会直接把合同寄过来。当中国其他出版社要买某个作者的书时,午夜都会先问我要不要?我不要的话才给其他出版社,这是优先权,但是不打折。


比如有的人买我作品的时候,说要买100幅画,可以打多少折?我说你买100幅,我怎么便宜?不加价就不错了。对方问为什么要加价呢?我说,我画一、两张精品还可以,要画100张精品,起码要画300张,不加价怎么行呢?其实仔细一想也对,我又不是一个印钞机、又不是复制,要保证100张作品都是精品的话,肯定要画300张,所以“不打折”这个道理是铁定的。


我们的书店也从来不打折,但是我们可以提供好的服务,比如说免费邮寄,甚至没有吃饭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吃饭,但是书不打折,我们可以给你很好的待遇,可是书不能打折。你说明天就要这本书,书只有6元钱,可能我们还需要出20多元钱的快递寄给你。我们真的做过这种事情,书只有几元钱,但是我们花了几十元快递费寄给客户,因为我拖了他的时间,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很多天了,所以赶紧用一个特快寄过去,比书的费用还贵。不打折,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好的服务,这是我的原则,这个原则是跟兰东学的。

还有一个名誉的故事。


我们经常会转让名誉,很多人会转让名誉,就是“出卖”,你出卖给我,我出卖给你。


有一次我个人在出版上遇到一些困难、特别是资金的困难,于是就开始寻找各种社会力量,经朋友介绍就结识了黄育海先生,他当时跟德国的贝塔斯曼合作,我跟黄先生见面之后,就认为可以跟午夜出版社汇报,说我们打算跟贝塔斯曼合作。可是午夜出版社的回复是NO。他们不高兴我们跟贝塔斯曼合作,没有说原因,就是说不好。在这之前还有一件跟名誉相关的事,我在传真里问兰东,能不能在我们的书上出现午夜出版社的LOGO,他果断地回答不可以。你看我们今天所有国际品牌的LOGO,可以出现在很多相关的地方,对方要就可以给你,见得太多了,可是兰东他们品牌意识是锁定在自身的,你可以用“午夜文丛”这样的名字,但是LOGO是不可以出现的,因为LOGO的出现,可能整个就意味着转让,因为名誉的转让对方是不清楚的,他们还不太知道你的底细,是不可能轻易说跟你做了生意,就给你这个LOGO,你加多少钱,没有的。


所以名誉方面的守持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基本上不会跟他人去分享所谓的名誉,我甚至更绝一点,只存在我找别人合作,不存在别人找我合作,有人说,陈老师,我们合作一件事情。基本没有可能,因为我的事情已经定型了,只有自我力量不够的时候拉你入伙,你想拉我入伙,怎么可能?你说你做出版,我们现在有多少书要出,你干不干?不干。我们连设计师都只设计自己的东西,不会帮别人做,就算做也是不收钱,那是帮朋友、帮老师,一分钱不收给你白干,收钱的事一律不干,我们只做自己的事情,我们没有这样协调的必要性,这是名誉的关系带来的。

第三个故事,如何把事情分开看的问题


我记得有一年,第一次陪阿兰·罗伯-格里耶去海南旅游,当时还没有到海南,还在湛江,有一天早餐时我要翻译跟罗伯-格里耶转达我的一个请求,能不能利用吃早餐的时间进行一些问答,我觉得这样很好,平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做。翻译过了一阵子告诉我,作家认为这是一个很愚蠢的建议。他是这么说的吗?就是这么说的,翻译对我说。我当时对这个回答有点不能接受,只好认为是作家的个性表现。


几年之后我去罗伯-格里耶诺曼底的家里,我向他提到了这个事情,罗伯-格里耶说,哎呀,翻译误会他了,他说他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吃饭就吃饭,提问就提问,两件事情不要弄在一起。你不要理解为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我是说吃饭就是吃饭,提问就是提问,我们可以饭后再聊,都可以,但是不要把两个事情放在一起做。


这就是阿兰·罗伯-格里耶教给我的,你可以做两个事情,但是不要把这两个事情叠在一起做,这是不妥的。所以他也从来不愿意在讲座开始前吃饭。我开始以为不好消化,他说不是,我是很喜欢吃的人,但是你让我带着紧张感吃东西,会很不愉快,宁愿不吃,这我可以理解。


不同时做两件事情,这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他的生活条例,如果我们理解错误的话,会感觉他不礼貌,但是其实是一种生活守则,有了这个生活守则,可能我们的工作效率会高、更规范,也会更得体,这是我从他那里学到的。尽管我本身可能不是这样,我恰恰喜欢同时做很多事情,比如可能会说话的时候吃东西,看手机的时候走路。其实吃东西可以,说话也可以,看手机可以,走路也可以,但是不要同时做,同时做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



4

四个为什么


为什么我更想做一个剧场,而不是美术馆?


刚才已经说了,其实我对表演更有兴趣,另外我觉得剧场更能吸引人。我们去美术馆看展览是怎么看的?如果我遇到贾老师,可能会说:“贾老师你好,好久不见”。对方说:“是啊。”作品就在我们的背后,等会儿如果遇到另一个熟人的话,可能又开始寒喧了,几次下来之后,这个展览就算看完了,大家只是混个脸熟,还可能认识很多不认识的人,大家互相介绍、互相交换名片,或者加个微信,作品在身后。当然我们很聪明,我们可以用余光欣赏作品。


但是我们是怎么看戏呢?都会很规矩地坐着,就算想上厕所也不敢起身,生怕麻烦了别人。看电影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觉得电影不好看,那也只是在椅子上睡着,我看动画片、看歌剧时也容易睡着,虽然我很欣赏交响乐,但是经常在听交响乐演奏的时候也会睡着,因为灯光老是在动。电影就不一样,电影有白天、有黑夜、有近景、有远景,还有快镜头、慢镜头,眼睛一直在动,所以就不会累,老是看着一个地方的话眼睛就容易累。因为交响乐的舞台很多都是圆的,所以有时候我有朋友在舞台对面远远看到我睡着了,有时候还会拍到我睡觉的样子。


我对剧场更有兴趣,喜欢大家对表演的关注,当然,在一些传统的美术馆,还是有一些人是很认真的看作品,就像在剧院一样。我曾经设想我们看作品也可以像拍卖行一样,租一个剧场,把作品一个一个拿过来,不看等会儿就看不到了,否则大家都会走马看花,三秒看一个作品,三秒可能还算久的。可是一个剧目的话,起码是一到两个小时,甚至有的电影会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这样大家会非常专注。在进行艺术教育的时候,戏剧和电影似乎可以让人更加专注,艺术变成了一个沙龙。

为什么我在市场最差的时候开画廊?


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开画廊,认为现在不要开,因为风险很大,我也知道风险很大,可是我知道,现在如果不做的话,等市场好了再做,那个时候还会有你的市场份额吗?不知道。差是怎么得来的?在市场差的时候你开一个画廊,会不会让大家信心上涨呢?如果在市场很差的时候,大家都去开画廊,可能观念就转变了,这样让大家对这个行业有信心,这是我的考虑。


在市场最差的时候可以开,但是也要有一些机遇,比如遇到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和具备一定的条件。

为什么我要进行课程改革?


我在美院负责基础教育,为什么在负责基础教育的时候要进行课程改革,把西式的、俄罗斯的教育改成了纯粹的、比较传统的中国式教育,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改革呢?是因为我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有一些天然的、合理的成份,我不是说民族精神,我是说刚刚好这个很有道理,比如对于空间的理解,比如中国画透视的问题,西方人花了很多的力气才接受这些东西。


用iPad画画的大卫·霍克尼说,因为我去了一趟漓江以后,才明白了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是怎么回事。他费了很大的力,其实我们可以不用费这么大的力。由于我理解了,也从一些老先生的教学体验里面感觉到了一种紧迫感,所以我利用我的职位、在领导的配合下赶紧进行了课程的改革。


怎么改革呢?以前一年级一上学校就是画素描石膏像,现在不是这样了,现在我让他们一开始就写字,写两到三个星期的字,然后画花卉白描,晚一点画素描,先拿毛笔,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包括色彩课,我们色彩课是怎么上的呢?不是画静物,而是讲色彩的知识,然后根据这些知识做一些色彩的搭配,而不是让学生用水彩画静物,这是一个重要的改革。


我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改革呢?是我自身的原因,当我对自己的工作涉猎越多、了解越多的时候,同时也对中国传统画学的了解也更多了,我们不用“中国画”的名义,而是用“中国画学”的名义,就包容了整个中国文化知识的板块,更多地了解到了中国人的表现方式、观察方式和空间意识,并不是我们是中国人就维护这个,而是刚刚好就有这个,包括散点透视。


据说关山月和陆俨少去写生,关山月对景画了很多速写,而陆俨少只是看,不画。确实,山那么大,你画得下来吗?只有走遍了之后,才能放在心里,经过一番加工处理,把它勾勒出来。漓江是这样的,黄山是那样的,我们要在画面上营造出来这种境界,所以是“江山如画”,而不是“画如江山”。所以这两种方法,肯定陆俨少先生这是传统的方式,我也要求自己是这样的,比如我很喜欢这个画面,不拍照,记下来,锻炼自己的观察力,然后回去画,这样你的印象才会深刻,如果拍照的话,就会比较被动了。


所以,我很迫切地进行了教学改革,但是这个改革是不是成功,现在还不清楚,已经做了一轮,现在开始第二轮,我想这跟我做其他工作还是有关联的,可能更多地体现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上面的一些东西。

为什么你指东,我却要往西、或者往南?


我这不是对抗,而是另找一条新的途径、寻找其他的可能性,你提出不可以,可能有你的道理,但是希望可以给我一个启发,我们可以在另一种条件下完成这个事情。这是我的世界观,也是我的处世策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有时候要离这个世界远一点,不要在世界当中。但是做人的难处和境界达不到,我们要么站在事件外面、与事件无关,要么完全处在事件当中。


像当家长的就是这样,自从孩子一出生,自己整个大半辈子都泡进去了,这就完全处在事件当中,别人的孩子学钢琴,你的孩子也要去学钢琴,别人的孩子上一类的小学,你的孩子也要上一类的小学,因为你很怕失败,如果你站远一点看,就会发现,你成功了又如何呢?没准我的孩子比你的孩子还有出息呢?所以要站远一点看。


在教孩子方面,我没有花一天多余的工夫,我没有带他去过公园,也没有去补习和家教,我没有让孩子上过任何培训班,对于孩子,我就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如果晚上11多钟孩子还在写作业,我会马上让他睡觉,我不管老师会不会批评他。第二件事情,孩子要考美院,我要他不要考,我说如果你考的话我肯定不能做考官了,我当了十几年速写评卷组的组长,你如果今年考美院的话,我今年就做不成考官了,因为要回避。而且我知道美院的习惯,我今年做不了,就是以后也不要做了,因为不可能让替我的老师明年又下去把位置腾出来给我,不会的。这样一来,明年我也很难再当考官了,作为我这么一个有想法、有主意的人,这不是为难我吗?


后来孩子也答应了,但是最后我还是想通了,什么父爱呀、责任呀,让孩子考吧,我就不当考官了,今后也不当了。后来孩子考完,没有考好,就出国了。一般人的孩子考试,肯定都会跟其他老师打招呼,但是我跟孩子说,我没有什么留给你的,只留一点给你,就是绝对不要找人,不要托关系,我有的是关系,但是我不要这个关系。别人找我帮忙可以,但是我不会找别人给自己的孩子帮忙,我其他没有留给你的,只有这个“传家宝”留给你,你考试的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人说。


其实学校还关注他的情况,我说我不知道,不行就算了,你们如果愿意的话,有合法的加分就给他,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后来孩子的成绩可以去一个二级分院,但是他不愿意,后来就去国外留学了。


因为我不是按照非黑即白、指东往西这种对抗性的做法,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所以取得了一种平衡。


最后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三条人生信条,我们作为一个人,最完美的结构是要创造、要奉献,还要享乐。


很多人觉得自己人生不完美,可能就是少了其中一两个。比如劳动模范,他就只有奉献,没有创造,所以更谈不上享乐。艺术家有创造,天天创作、画画,也享乐,而且享乐方式很多,但是不奉献,完全不给社会艺术之外的奉献。有的人天天吃喝玩乐,既不奉献、也不创造,只有享乐,这也是不行的。


当然,很多人说,听起来“创造”、“奉献”都很伟大,但是“享乐”是一个贬义词。其实人生苦短,必须享乐,比如吃饭的话,也要会吃,一切都要享乐,这不矛盾,但是要协调好,我也没有做好,但是这是我的信条。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演讲文字由《打边炉》整理,经陈侗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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