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姜宇辉

2017年5月13日，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和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共同主办的“我们从未现代？——对话拉图尔”讲座，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行。布鲁诺·拉图尔作为主讲嘉宾（中），对话嘉宾分别为汪民安（左一）、汪建伟（左二）、冯珠娣（Judith Farquhar，右二）和吴国盛（右一）。

作为“新艺见”拉图尔北京讲座的独家艺术媒体合作伙伴，LEAP藉由此次拉图尔访华，特别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学者、教授姜宇辉进行了笔访。

LEAP 您通过对于科学史的研究已经享誉世界。您的哲学史研究虽然很少被讨论，却对于您的创造性思维非常重要。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哲学谱系？

布鲁诺·拉图尔 我称不上一个真正的科学史学家，也并非真正的哲学家。我只是运用人种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问题。我最初的学术训练是哲学，这点不假，但那是个非常传统的训练，研习的书目包括从亚里士多德到尼采的经典文本。在那之后，我开始阅读那些我心目中的哲学大师的作品，包括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约翰·杜威（John Dewey），以及最重要的是阿尔弗莱德·诺斯·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但这是我职业生涯后期才开始的。我的知识大部分来自在实地与朋友、同事的合作。我纯粹是个业余哲学家，我的学术参考书目恐怕是非常个人化的。

LEAP  《行动中的科学》（Science in Action，1987）中的主要论点非常精彩。显然您在尝试呈现给人们一种关于科学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整体性（holistic）图景。正如第六条原则所指出的：“技术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源分散于网络的历史”，如果“不同思想之间没有巨大的分化，只有或短或长的网络”，我们是否仍需要必要的指导来驾驭科学研究以避免失控？

拉图尔  我不太理解这里的意思。但《行动中的科学》完全和整体性思想不同。这是一种体现科学是一种存在模式且非常重要的方式，但不应该和“科学的世界观”（scientific world view）混淆。关于这两者被混淆在一起的种种原因，怀特海德对此进行了思辨式（speculative）的研究，而我试图将这一研究基于实际经验（empirical），《行动中的科学》只是我在科学技术研究（STS）领域的工作的一个总结。我们所知道的方式不应该和我们已知的固守于世上的方式相混淆。这是个很简单的论点，新的科学史已经在反复重申这一点。科学的世界观仅仅是一个单一的观点，它和科学家如何知道、知道什么无关，和世界如何固守它本来的面目无关。

LEAP  新的“思辨”哲学家，如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努力将您的理论纳入他们的形而上框架里。您对此有何评价？您怎么看“思辨唯实论”（speculative realism）这一理论热潮？

拉图尔  哈曼是我的一个朋友，也是非常活跃的作者，我很感激他提到我的著作，但我并不理解他提出的基本问题的关联性（“物”由关系还是它们的内在决定？）。对我来说，这类问题便是在我决定转向人类学后，决意要放弃的问题。它太抽象了，并不具有思辨性。因此，“思辨唯实论”是一个有趣的矛盾，因为它并不是现实主义的。据我所了解，目前并没有什么专门的著述能够描述任何具体的事物状态。它并不是怀特海德意义上的思辨，即告诉你如何描述经验性的事物状态。我将我所做的称为经验主义哲学（empirical philosophy），但标签并不重要。

LEAP  在《我们从未现代》中，您提出的“杂和”（hybrid）概念，尤其是各种异质的时间性的“集合”（assemblage），很有启发性。您的叙述主要和西方历史有关。如果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考虑进去会怎样呢？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复杂么？

拉图尔  （从皮尔斯到杜威的）实用主义、伯格森哲学和中国哲学之间有很多的呼应。实际上，在西方思想里，中国一直被视为打破自然与文化分野的典范和灵感之源。显然，我对于中国了解得越多，能看到的非现代的替代性方式也就越多。我从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的著作中收获颇丰。尽管他抽象地研究文本, 对于欧洲哲学家来说仍是很了不起的人类学经验。无论我们的教育是在巴黎、波士顿还是北京，我们现在都需要寻找替代自然与文化、科学与社会二元分化的方法，不同传统之间的合作很有必要。这也是我们在上海的实验“重置现代性!”（Reset Modernity!）所追求的，摒弃无聊的东西方对话，而提出另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应对新的人间境况（Earthly situation）？这就是我所说的新“恶劣普世主义”（wicked universalism）——所有的文化中都有，但却逃离了所有文化。

LEAP  您与艺术家、策展人的合作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对法国思想家而言，艺术一直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的重要载体。您怎么看艺术与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

拉图尔  这对于学习哲学的人很难接受，但对我来说，哲学（即一种特殊的、沿袭一个悠久的文本传统进行论证的写作方式）是一种媒介，它不同于艺术就像录像艺术不同于戏剧，或戏剧不同于绘画，而其中的区别也不会更大。情境、问题、困扰、矛盾、戏剧通过不同媒介产生共振，我将哲学视为其中的一种媒介，不认为它优越于或低于其他媒介。从这点上讲，它也是一种艺术，但有些事情只能通过哲学的媒介来实现，就好比有些事情只能通过电影来表达一样。重要的是媒介之间的共振。我的新书《面对该亚》（Facing Gaia）就以一个舞蹈动作开始，之后我创作了话剧《该亚环球马戏》（Gaia Global Circus）, 然后才是哲学文本。媒介上的很多差异，在深度和重要性上并没什么不同。所以我在巴黎政治学院做了一个艺文与政治实验计划（SPEAP），是一个政治艺术的实验性研究生学位，对不同技艺之间的共振做出贡献。

LEAP  您在中国的巡回演讲已经形成一种现象。那些前沿的思想以及对全球危机的深切关心引起了很多艺术家和学者的关注。可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看法？

拉图尔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现象”是什么意思。迄今为止，我遇到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比艺术家多，所以没法对此做出评论。尤其是在法国，中国电影对我们的思想影响很大。多亏我的同事让-米歇尔·傅东（Jean-Michel Frodon）的推介，我有幸接触到这些了不起的作品。

LEAP  作为一名研究哲学的学者，我很好奇您对所谓的“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的看法。黄金一代（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等）之后，更年轻的法国哲学家（包括您）一直在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对于未来，您依然很乐观么？

拉图尔  你忘了黄金一代完全是后来人的幻想。相比之下，今天要有意思得多，有更多更年轻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和艺术家。“法国理论”是美国学术界的发明，他们试图将自己从狭隘的实证主义中开脱出来，但收效甚微。法国现在要有趣许多，尤其是对世界更开放。就像中国一样，法国或者欧洲在重新书写那些由于美国的霸权主义而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的思想传统。因为特朗普，美国突然从平常的对话中脱离了，其他地域的知识分子群体必须要合作，尤其是欧洲。因此，中国知识界的活跃发声也有了新的重要性。

LEAP  还有一个问题，也许有点离题了：“网络”（network）的概念在您的哲学体系里很重要，本质上是指形成世界的动能；与之对比鲜明的是，佛教（尤其是大乘）里的“因缘”（Nidana）强有力地证明了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幻象。您有考虑过这一深刻的不同吗？

拉图尔  网络的概念只是一种简单地为经验主义研究创造空间的方式，以解开由于自然与社会、科学与政治、技术与道德、政治与宗教的分化而无法研究的复杂缠结。任何深层的东西都不该附加在网络上。它完全不是一个哲学概念，更不是一个宗教或精神概念。我关于宗教的研究很多，但将网络与宗教概念混淆是一个类别错误（category mistake）。在我看来，所有宗教行为，无论是基督教、佛教还是其他，投射在哲学的语境里都会被歪曲，成为类别错误。宗教只有以宗教的方式而非哲学的方式被讨论时，才能被理解。我在《存在模式探究：一种现代人类学》（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 An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s，2013）一书里详细讨论了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我的网站上找到我所有的论文和大多数的参考文献。

采访｜姜宇辉

插图｜王不可

翻译｜王丹华、赖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