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打边炉 文：钟刚

深圳在艺术硬件投入上的热情很高，100多公里外的广州，则是毫无热情。1997年建成广东美术馆后，至今还没有一座市级或省级的艺术馆建成。20年内不兴土木，是珠三角艺术20年的广州板块中最重点的特点之一。广州的既有场馆资源，已经满足了官员们对城市文化的想象，达到了艺术想象的天花板。这应当也是广州文化中能用就好、物尽其用的一面。

无论上海、北京、深圳怎么做，广州都有自成一体的玩法和话术。哪怕广州拥有一个超级体量的美术馆，仍然还是有大批书画工作者希望到中国美术馆圆形展厅露脸，他们的目标在北京（不是纽约巴黎伦敦），而不是自己的省城——广州无法提供他们对最高规格展览的期待。既然广州现有的场馆已经能够满足了他们基本的展出新作和举行回顾展的需要，他们就没有太强烈的念头去推动新的美术场馆的建设。

广州的书画工作者有强烈的在地自豪感和市场成就感（相比内陆城市的书画工作者，后者是广州的优势），这当然不是一种很主观的感觉，而是直接催生出了货真价实的艺术权力。他们对艺术形态的判断以及发声，塑造了官员的艺术判断，从而导致拨款上的严重偏袒，在“文化工程”上也只会想到给大师办回顾展，更为关键的是，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忽略了艺术的当代性需求，想弥补都难，可以说这是书画大师霸权下的恶果。

上海和深圳将最优质的地块预留给了文化场馆，而广州呢， 珠江新城的文化中心根本没有储备当代馆、设计馆的建设土地。广州美术馆先是计划在白云新城建设，后来又挪到了赤岗，这种不够坚定的决策表明这项事业不够紧迫，遇到拆迁问题和建设资金问题，就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相比上海和深圳，广州政府遇事更优柔、更软弱、更随意，随着广州舆论环境的收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保守。

在广州的艺术形态中呈现出的是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各自为阵的局面，重视当代艺术的时代美术馆、陈侗的布局、维他命、观察社、广州画廊等，都是民企和个人出资。政府的拨款让书画工作者的大师工程可以推陈出新，“来自民间的钱”也能让当代艺术发展下去，民间的野生力量在创作中享受到的自由，应该比书画工作者要多一些，尽管他们的开幕式上都是一些没有行政级别的人，但仍有对他们感兴趣的媒体把他们视为明星。有意思的是广州画廊在开幕展的宴请上喝起了茅台，在这座注重饮食的城市，国家资本支持的艺术家和民间资本扶持的艺术家的生活追求是一致的。

这样说会给人的假象是书画工作者和当代艺术工作者是和谐共处在一座包容的城市，事实上保守的书画领袖会坚定地认为当代艺术是垃圾，他们以顽固的价值判断审判当下的艺术工作，当代艺术自大尾象至今二十多年，仍是一束微弱的光。

这让我想起城中村议题下的棠下村，其实在深圳选择到城中村办双年展之前的十多年前，自由文人颜文斗在棠下推行的“新里巷运动”，在今天的猎德村开发模式下显得无足轻重，但他的行动价值和持续的思考是无法抹去的，也会被历史记住，在主流之外的边缘地带持续工作的意义正在于此。

题图为刘庆元作品《祝世界和你所想的一样》（灯箱 + 霓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