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家

文 | 顺手牵猴

纽约现代美术馆的五层展厅，有一件不大艺术的艺术品——一个安在前叉上的自行车轮，倒装在一个四脚木凳上。按照书上的说法，原本是马塞尔·杜尚临时起意，随手捣鼓出来的一件摆设；本意是当作壁炉里的火苗观赏。在他当时住的地方，当然也是没有壁炉的。

那是1913年，他在巴黎享受一战之前，最后的和平时光。至于说这位杜尚，您猜对了，就是拿小胡子给“蒙娜丽莎”易容的，那个艺术界不法分子。那些都是后话。此时的他，由于画家哥哥的关系，混在一群立体派画家中间，技法上也深受其影响，同时搭他们的便车，参加过秋季沙龙、独立沙龙的展出。从他的早期画作，已不难看出追求动态的趋向，所以他弄出那个倒立的轮子，倒也不足为怪。

这是一个托马斯·库恩所说的，那种改变范式的人。战争开始后，他成功地逃避了兵役，可巴黎到处洋溢的爱国气氛，让他没法再呆下去，于是跑到了纽约。那个安在木凳上的自行车轮，自然没有随行李带到大洋对岸，结果被留守的亲戚们，当成废品处理掉了。他们不知道，自己丢进垃圾站的那件东西，可是动态雕塑的鼻祖，早于弗拉基米尔·塔特林，更不要说亚历山大·卡德尔。可惜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是后来重做的复制品。

瓦尔特·本雅明，就是写过《单向街》的那位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先知，讨论过一个问题，关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但在现实领域，这只是个乌托邦式的想法，因为艺术品的复制涉及极为复杂的法律纠葛，从许可到限量，等等等等。杜尚这个车轮也不是你想复制就能复制得了。就算造出来，也别想弄进博物馆。就算拿到淘宝上卖，要是让内行人给盯上，搞不好又给阿里巴巴找麻烦。

MoMA这件杜尚，一般人不会留意。原因倒也简单，就是“不美”。可究竟什么是美，还真不容易掰扯清楚。维多利亚式美人儿，热带海岛风光，都挺美，但在艺术领域，这些只供反讽。在北京遇到一饭局，做东是当地一位大亨。席间她问一位指挥，是不是古尔德弹琴，比理查德·克莱德曼还美。在场各位一听，全都换成“那种”表情，原本说好的合作事宜，也就无疾而终。所以美是一个非常势利的话题。

审美，或曰趣味，是钱砸出来的。这话没错，土豪也于是有救。可修理土豪下手最狠的，就是刚洗白的土豪。比起原始土豪，他们擅长调动更少的资源，让行业发展的矢量方向，朝最有利于自己的角度偏转。优秀的扑满，有风口要飞，没有风口创造风口也要飞。特别是在创意领域。新规则就此产生，包括所谓“逆向装逼”。复杂游戏中翻云覆雨的人物，很可能追韩剧，吃小龙虾，拿土豪金爱疯刷屏，而不是跟你探讨《金刚经》、莫扎特。

很多东西都是“逆向”出来的。别人还在一面先锋，一面依依不舍地跟拉斐尔学造型，跟伦勃朗拼笔法，跟鲁本斯比色彩，而杜尚已经告别了“视网膜”时代。他向后人示范，视觉效果必须让位于观念的阐释，成为作品的次要成分。艺术就此沦为作者参与操盘交易的概念股。流风所及，当代艺术中最酷的人物就此摆脱了画家、雕塑家的身份，成为超然于物质形态的“艺术家”。前面忘了说，杜尚这辈子最上心的，是台球和象棋，凡事预先多看几步，也属题中之义。

西方现代艺术，经过莫奈、梵高、毕加索这几代巨匠，风格上的可能性，开始趋于饱和。对于杜尚这一代后来者，继续在表现技法上增加投入，将面临边际效用递减。而创造的核心部分，也将由制造转变为发现，还有选择。他选择了收益最大化的路径——放下画笔，转向工业制成品，将其定义出一套新的能指系统。至于所指，那只是填空题的答案。话不能全都让你一人说完了，总得留点儿给理论家吧？

杜尚的最大遗产，是降低创作的技术门槛。各种硬性指标一旦消失，艺术就成了抖机灵。他最为成功的精神嫡裔，都是另具别才的人物，比如设计广告出身的安迪·沃霍。作家戈尔·维达尔曾经这样臧否这位后现代明星：“他是我平生仅见的，智商60的天才。”他干脆把自己的工作坊，称之为“工厂”。这是一个民主的姿态，就像他那句将来每人都能出名15分钟的名言。

直到沃霍，艺术的话语总要设计人对未来的价值设定。如今，那个应许的未来已然落锤，证明预言落空，我们谁都没有15分钟的出名机会，只能眼巴巴看着全世界不到15个人，占据全部话语空间。比起以往的前辈，新一代明星只关注当下，而不是未来。中产阶级大众司空见惯各类噱头之后，他们追求的效果也从震撼转变为愉悦。那些超级昂贵的玩具，被超级富豪捧得日益抢手，也只有他们才能供奉得起。他们的艺术“工厂”，总有产品出现在曼哈顿的公共场地，从市政公园到陆军广场。

纽约本身正在变成美术馆。据说它与伦敦之和，已经占据全球艺术市场交易的六成份额。而这首先是资本的游戏。走出现代美术馆正门，街对面就是洛克菲勒中心那一片办公楼。其中之一正是佳士得拍卖行的纽约分号。这两年，那里拍出过毕加索《阿尔及尔女人》、莫迪里阿尼的《侧卧裸女》，都因为中国买家参与，刷新过售价记录。

购进历史名人的遗作是一件麻烦事，因为早已经被别人纳入收藏（也是部分价值所在），所以要等原主出手。老一代藏家多做长线，和藏品，甚至艺术家的情感联系也更紧密，后来者往往要等他们离婚，欠债或者过世——据说有人称之为3D（divorce、debts、death）——否则难有机会。在世艺术家的作品，于是成为更好的选择。首先，他们的作品至少是在增量通道，新派藏家转手也相对更快；其次，你只需要知道谁是当前的绩优股，用不着再去补艺术史课。这年头谁不是忙得尾巴冒烟？

还是同一家拍卖行。这里近年有一件创纪录的当代拍品，就是杰夫·昆茨的《气球狗》（橙红版）。这组小狗造型的金属雕塑共五件，算是限量出品，包括大红、洋红、宝蓝、橙红和铬黄。其中，洋红版在凡尔赛宫展出期间，还引发过不少争议。

也难怪。他最近一次高调出镜，是在《名利场》杂志。配发专题文章的是他的一幅近照，在健身房引体向上的全裸照。当然是背对镜头。快六张的人敢这样秀，总要有点儿本钱。对于这位当今最赚眼球的艺术家，自我暴露也不是头一回。大约1990年前后，他做过一件大幅作品，模特是匈牙利出生的A片明星奇巧丽娜。那是一系列油画、照片和雕塑，表现俩人的性爱（昆茨当年形貌略似年轻时的马龙·白兰多），叫《天堂制造》。

肤浅和犬儒，是昆茨摆脱不掉的恶谥。还有廉价，虽说他的作品在通俗意义上并不廉价。比如那件气球狗，那次就拍出近六千万刀，创出在世艺术家的记录。这种艺术甜俗夸张，厚颜无耻地歌舞升平，缺少内在性。可起码不给你添堵。也许对于满脸旧社会的评论人，拒绝冒犯本身就是冒犯。在和气生财的同胞面前，他们总爱祭出抗议界专业人员的标准。

这位衣着永远光鲜笔挺的前华尔街人士，对于市场营销，以及我们时代虚荣本质的体察，绝非一般凡夫俗子能比。问题不仅在于一个艺术家，是否可以兼任波提切利和洛伦佐·美迪奇；更重要的是，艺术是否必须批判，一定苦大仇深？西方十九世纪革命的结果之一，是把快乐贬逐到文化记忆的底层；人类情感中的小调、半音，一概被视为犯规。直到这个渐趋暗淡的繁荣年代。

这个时代总的精神，就是“给我们吃蛋糕！”。艺术尽管昂贵，但也有与民同乐的一面。对于不想买票去美术馆的广大吃瓜群众（其实MoMA每周五晚间免费入场，纽约其它博物馆的门票，也多为建议价），也有其它机会接受艺术服务，比如跑到洛克菲勒中心的通用电气大楼下，在当红艺术家的公共作品跟前自拍，从露易丝·布尔儒瓦的巨型蜘蛛，到村上隆的卡通人形，也包括这位杰夫·昆茨。

他的作品最近一次出现在这里，是一件巨型作品，叫做《中分木马》（Split-Rocker）。这个装置借用了儿童木马造型，兽头部分从中劈分为二，一半是木马，一半是玩具恐龙。这是一座立体花园，巨型钢架上插植两万余株矮牵牛花，内置复杂的喷灌系统维持生机，而那些速生速朽的植株，正是我们这个无常时代的表征。这件穿越雕塑、建筑和园艺界限的制作，宠物般讨好所有人，即先锋又商业，扮演着消费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近十几年来，这类“大而萌”的艺术品频繁出现在主要城市空间，接受公众的巡礼检阅，还有他们的仰望和惊叹。他们往往体量超群，否则很难在车水马龙，广告铺天盖地的都市环境中脱颖而出。这是由信噪比的要求决定的，就像昆腔在庙会、街市上生存不了一样。它们与生俱来的工业制成品特征，泄露出来自杜尚的基因源头。

百年前的先锋艺术，由于其原创性，带有修道院的朴拙气质，以及车库作坊样机的生愣。今天我们看到各种开发成熟的“产品”，材料、工艺和体量不断变化，具有高度的品牌辨识度，对于用户也更友善。也就是说，它们从不羞于袒露其商品属性。是商品就得交易，做工、用料就得考究，不能整天靠玩儿情怀忽悠甲方。粗陋的卖相并不反衬卖方的诚恳，两者之间从来不是正相关。那些做对冲基金，开科技公司的，哪个不猴儿精猴儿精的？新艺术背的后，是以宗教态度看待世俗事务的文化，奇观性是它唯一的超越部分。

上世纪反叛文化的老革命，面对新的形势，早已经进退失据。一段泡沫盈溢的历史幽灵，在福山想象中的历史终结处的最后瞬间，通过光艳的人造偶像附体作祟。而整个故事的起点，却是在纽约的另外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