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net
野口勇，《红色双峰山(1969)》（Double Red Mountain ）。图片：Courtesy of Kevin Noble © the Isamu Noguchi Foundation and Garden Museum, New York/ARS.
1942年的5月，美籍日裔雕塑家野口勇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他决定自愿进入位于亚利桑那州沙漠地带的普斯顿战时人员重置局（Poston War Relocation Camp）。在1941年12月7日的“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野口勇进入了这个充满着日本后裔的拘容所（约10万人）。仅仅在两个月后的1942年2月19日，美国政府通过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授权的一道允许在美国中西部地区拘禁日裔美国人的命令），并授权美国陆军部执行军事管制。
野口勇清晰的认识到知道这是一个准备将西海岸的日本人全部拘禁起来的计划。身为一个纽约的居民，野口勇被豁免于管制。尽管如此，在专门负责管理这些拘容所的印第安人事务局（Bureau of Indian Affairs）人员John Collier的帮助下，野口勇才终于被安排到了普斯顿（Poston），并主要负责改善营地的环境。他的那一段以“自我拘禁”（Self-Interned）为主题的经历和作品，目前正在位于纽约的野口勇博物馆的展出。
“因此，我自愿的变成了脱离人性的一部分，”野口勇在1942年5月12日到达普斯顿的时候写道--《野口勇：一个雕塑家的世界》（Isamu Noguchi: A Sculptor’s World），1968年。
野口勇. 《无题（1943）》，Untitled (1943)。 图片：Courtesy of Kevin Noble © the Isamu Noguchi Foundation and Garden Museum, New York/ARS.
“自我拘禁”（Self-Interned），虽然是有意在行政命令被执行的75周年纪念日同期开幕，但是这个展览在现今美国新总统的执政下却又显得十分应景。“甚至在去年的11月我们还没有开始计划这个展览，”就在最近，博物馆的总监詹妮·迪克逊（Jenny Dixon）在特朗普1月20日就职演讲前所接受的采访当中说道，并且尤其是在新总统特朗普刚刚提出用登记穆斯林制度来对抗穆斯林的恐怖主义的节点上，“突然之间所有的一切就像历史重新上演一样，我自己都没有预期到会出现这样的共鸣。”
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野口勇自己绘制的十分具有野心的蓝图，其目的是将普斯顿改造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其中包括一个迷你高尔夫球场、一个植物园和一个动物园。尽管艺术家认为拘禁一整个民族是罪恶的，但高级策展人达金·哈特（Dakin Hart）解释说野口勇同时也将营地看作是一个“美国人民主主义的实验室”。
通过博物馆墙上的文字，我们看到野口勇希望“把拘容所变成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温床，激起日裔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来反抗法西斯主义。”
野口勇，《普斯顿公园和活动中心，亚利桑那（1942）》，Poston Park and Recreation Areas at Poston, Arizona (1942)。图片：Courtesy of Kevin Noble © the Isamu Noguchi Foundation and Garden Museum, New York/ARS.
但相反的是，普斯顿的拘容所仍旧把被拘留者将像犯人一样对待。“我们每天37美分的餐食还不如一个不会做饭的人做的好吃，”野口勇在一篇在1942年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中未出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而且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生病了。”
更糟的是，政府迅速的意识到要保持整个的拘容所的运转需要消耗大量的资金。因此，急切地需要被拘留者去工作。野口勇的那些有野心的想法，以及在营地内教授陶艺和木工之类的日本传统课程，都没有得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支持。同时，被拘留者反而被鼓励远离海岸，去中西部地区找工作。
《Doorway (1964)》。图片：Courtesy of Kevin Noble © the Isamu Noguchi Foundation and Garden Museum, New York/ARS.
由于计划未成功的挫败感，野口勇在进入拘容所的两个月后就曾尝试离开，但是这个批准处理的进程比他想象之中来的更加的缓慢，在他被最终批准回到纽约的工作室之前又花费了大约七个月的时间得到许可。
在他重获自由之后，由于他曾经被注册登记的拘留身份，野口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恢复自己的财产以及在国内的自由旅行。被关进收容所和在里面工作带来的持续伤害使得野口勇个人，乃至整个日裔美国人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难恢复。
博物馆重点强调了相比于那些违背了意志被强行送来的拘留者，野口勇在拘容所里面还是享有一定特权的，但展览也同时展示了那段不同寻常的黑历史，以及拘留所对艺术家作品创作的影响的一份声明。
《Yellow Landscape (1943)》。 图片：Courtesy of Kevin Noble © the Isamu Noguchi Foundation and Garden Museum, New York/ARS.
在拘留期间，由于材料种类数量的限制（因为在战争期间需要大量的金属），野口勇只能用诸如木材之类的媒介进行创作。作为展览的组织者，哈特发现很多由硬木枝干制作的小件作品都是野口勇在亚利桑那州期间所做（原材料被直接用来做艺术品）。“要知道，这些东西直到几个月前还完全是个迷，”他说。
此次展览还将同时展出一尊名为Lily Zietz的半身像，这是由艺术家在普斯顿期间用他运过去的一块大理石制作而成。以及一些艺术家后期从拘容所回来后创作的反映沙漠地貌的作品。其中有很多的作品形状会让人回想起门廊和大门，策展人哈特说这其实体现了野口勇对逃出拘容所的渴望：“他被困住了并失去了援助。”
《Lily Zietz (1941)》。图片：Courtesy of Kevin Noble © the Isamu Noguchi Foundation and Garden Museum, New York/ARS.
同时，还有许多从野口勇于1942年在旧金山现代艺术馆展出的60万份档案中挑选出的珍贵资料。“他曾畏惧的的末日大决战（Armageddo，源自圣经）现已到来。世界已经被反作用和进步的力量所撕裂—因此，他希望，”博物馆主管Grace McCann Morley在展览开始之前写给内部员工的备忘录中写道。“对于我们来说，沦为种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对野口勇来说是一个极具针对性的击败。”
尽管这个城市在现代社会里享有着自由主义崇高的影响力，哈特说，但是旧金山在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却是黄种人祸害论和憎恨的中心”。直到日本在1945年8月14日投降之后的一天，一场致命的暴乱导致了11人的死亡。博物馆做出的跟随艺术家野口勇的展览，将城市的历史牢记于心的决定十分振奋人心。
《母与子（1944-47）》。 图片：Courtesy of Kevin Noble © the Isamu Noguchi Foundation and Garden Museum, New York/ARS.
尽管野口勇在拘容所的时光并不像他期待的那样多产，但是他那有前瞻性的对待拘容所惨无人道行为的手段和方法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强有力的姿态，哈特说，“他是一个极为聪明有深度的美国多文化发言人。”
在他为《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写的一篇文章当中，野口勇肯定了哈特的观点，并给予了一个可能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会听到更多次的信息：“对于我们来说，沦为种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会摧毁我们独特的人格和长处。”
自我拘禁，1942：野口勇在普斯顿的战时人员重置局
（Self-Interned, 1942: Noguchi in Poston War Relocation Center）
展期：2017年1月18日至2018年1月19日
地址: 纽约野口勇博物馆 | 32-37 Vernon Boulevard，LongIsland City, New York
文：Sarah Cascone
译：Liu Y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