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Aby Warburg. Mnemosyne Bilderatlas”展览现场，2016，@ZKM.
学科文本
潘诺夫斯基，《论描述与阐释视觉艺术作品的问题》
克利福德∙格尔兹， 《深描说：迈向一种文化的阐释理论》
“理论”二字在人文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收获不同的定义，而在“理论”当道的今日，细读艺术史和人类学在企图建立批判性学科方法的伊始所作出的对学科“理论”的定义与阐述带着某种简洁明了的反观作用。文本都企图为学科实践——对于艺术史而言，是对艺术作品的描述和阐释；对于人类学而言，是实地的田野考察——提供一些自洽、但不会因此而限制实践自身能动性的理论依据。它们在为理论在学科实践中小心寻找恰当定位的同时，深刻意识到每个实践行为中内置的一些尚未被勾勒的理论的形状，并谨小慎微于如何能够令理论成为实践与体验的自然延伸，而非来自于外部的粗暴改造。
二位最终都落脚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上世纪杰出人文主义者，于字里行间透露出两种不尽相同但都异常精确的学科伦理。潘诺夫斯基的德语时期仍带着新康德主义批判及逻辑思维的深刻烙印，企图为学科建立整体性的超验认知和理论框架。肩负这一传统的潘氏在每个字句间确立的缜密思辨关联和其中敏锐的问题意识在学科史上鲜有人企及。相比之下，格尔兹的英文文笔没有哲学概念的牵绊，却在措辞遣句中体现出一种更发自对自我与他人生活之体认的生动、精确与深入。这两篇论述为各自学科所提出的理论愿景或许都能为学科实践提供一种更从容的步伐，为理论和思想本身提出更严密的伦理尺度，并在二者间丈量出一种可能、却尚未来临的相遇。
潘诺夫斯基. “论描述与阐释视觉艺术作品的问题”(On the Problem of Describing and Interpreting Works of the Visual Arts)，雅希∙埃尔斯纳和卡特丽娜∙洛伦茨（译），《批判性探究》(Critical Inquiry), 38:3 (2012春季刊), 第467-482页。
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深描说：迈向一种文化阐释的理论”，载《文化的阐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纽约: Basic Books, 1973年。 第3-30页。
埃德加∙温德， 《瓦尔堡的文化科学概念与其对美学的意义》
2016年收获了最多公众与媒体关注的艺术史学史事件当属阿比∙瓦尔堡诞辰150周年：伦敦和汉堡的瓦尔堡学院先后上演学术会议，并完成瓦尔堡身前所用蜗牛纸镇的象征与物质交接；前者借着周年契机翻新学院网站的整体设计，并首次尝试了会议视频的全球直播（6月13-15日）；下半年ZKM开办《记忆女神图谱》的整体重现展览（9月1日－11月13日），加州盖蒂研究中心则举行关于瓦尔堡美洲之行的小范围会议。此外还有美国导演Judith Weschler的全新纪录片《瓦尔堡：记忆与形变》为各地学术研讨的话语情境带去更鲜活的视觉性和影像演绎。这无论如何都比2015年沃尔夫林《美术史基本原理》出版100周年的学术纪念来得多元丰盛；与瓦尔堡同年出生的维也纳学派艺术史家施洛塞尔，则无疑受到了冷落。当代美术史纪念行为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其中对学科史晦黯角落的重新发掘在学科历史越发景观化、多媒体的呈现中，不断溢出学科内置的界限与边沿，进入各种跨学科、跨文化范畴的实验，所试探的是学科自身触角延伸的极限，但同时也难免令回溯与纪念对象的历史语境变得不再稳定，最终改造学科历史本身的形状。
在瓦尔堡学派的文献脉络里，埃德加∙温德无疑是重要的。作为卡西尔和潘诺夫斯基的第一位学生，他坚韧的哲学立场和美学思考为其图像学方法奠定了基础。在一系列20和30年代的理论论述中，瓦尔堡的“文化科学”区别于温德早期诉诸严密哲学思考的形式主义理论，成为美术史真正值得另辟蹊径的道路。瓦尔堡对图像生命及其与象征关系的理解，重新将图像放置入历史、宗教与社会仪式流动的关联与互相作用中。正是这份对图像“生命血脉”(lifeblood)的观照为温德理解下李格尔“艺术意志”(Kunstwollen)所指向的艺术作品超验层面的美学一体性提供了切实可感的内容——潘诺夫斯基早年提出的“内在客观意义”。当代的瓦尔堡研究呈现出的分裂状态——一边是对其生平或理念越发围观的审视，另一边是越发固化（甚至工具化）的理论和哲学阐释——丝毫不出现在温德这篇可说是至今对瓦尔堡最精要的论述中。他遵循的阐释立场始终以批判性阐明(critical clarification)为目的，反对任何神秘化论述。在他的笔下，瓦尔堡的理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晰度，或许也能为我们重新打开阅读这位图像学开创者自身著述的重要契机。
埃德加∙温德（Edgar Wind）， “瓦尔堡的文化科学概念与其对美学的意义” (Warburg’s Concept of Kulturwissenschaft and its Meaning for Aesthetics, 1930年). 《象征的雄辩：人文主义艺术研究》，Jaynie Anderson编。 牛津: 克拉伦登出版社, 1983年。第21-36页。
“Europe 1600 – 1815”展览现场，©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展览叙述
“永远的抽象”
“永远的抽象”是一个冒险的展览。它试图搭建一种历史叙述与当下实践之间互为激发的结构，重新嫁接起从策展人立场出发的阐释与创作主体的实践之间的能动性对接。虽然勾勒历史语境对展览叙述至关重要，对于每项实践的重述不旨在将当刻的行为即刻嵌入一个确凿的历史瞬间，而在于勾连起其对既定叙事的介入以及由此能带出的问题意识。这些叙述中的介入与问题化每每指向当下，指向展览叙述中被时不时重申的一个具体的“我们”（策展人）。这样的“强策展”所寻求的理想观者与读者需对“我们”的发声有绝对的尊重与无条件的聆听，这已然是对现有展览机制边界的某种探索。同时，在历史叙述和档案策略的角度，这是一次弱化乃至摒弃叙事确定性与客观性的尝试，企图从两个时时坦诚认知局限的主体本身出发寻求对叙述与档案的塑造可能。作为对展览机制中文本与作品、策展人与观者、历史与当下间权力关系的某种反拨，它或许已经是对展中被一次次指认的“抽象结构”的一次有力的回应。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欧洲1600-1815展厅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美术馆的新欧洲展厅是在脱欧四个月前（2015年12月9日）向公众开放的。其叙事的文化包容性体现在全球史、跨文化交通和装饰工艺等次要艺术形式的多方位展示中。七个展厅组成了馆中新的常规陈列，欧洲巴洛克艺术的经典代表被压缩到其中的第一个。随后展品逐步向欧洲早期珍奇馆中的其它器物门类延伸，却并未令视野与叙述局限或满足于当时欧洲博物文化及知识体系的日趋成熟，而是不断将触角伸向文化象征体系混杂并存的案例：以印度枝叶装饰为背景的牧羊人耶稣象牙雕、被中国风山水纵向覆盖琴面的小型羽管键琴、早期非洲奴隶的大理石雕像、由印度出口荷兰且混合亚欧大陆装饰元素的婴儿床。每个物件在这场关于欧洲与世界之遭遇的展示中，都是文化间碰撞、激荡、斗争的见证与承载者；它不断通过微观层面上物的流通与传记为欧洲殖民史的宏观途径提供切入、反思及批判的着力点。这可被视为一个世界级美术馆为塑造当代公民所作出的努力。
展厅开放一年后的参观过程中尚有诸多展柜空缺或部分展厅空间被拦起，这之中既有令人遐想的空间，也存在诸多不安。当2017年春季的英国正式进入脱欧议程，这个展厅究竟能为来自英国和世界的观众展现何种欧洲的面貌、何种英国对欧洲与世界的注视，或许才是这个新展陈需要面对并不断调整定位与叙述思路的立足点。这或许也是为什么V&A在2017年的开端发起了“收藏欧洲”(Collecting Europe)的群展项目，邀请十二位当代艺术家想象两千年后的欧洲图景。相应的，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七个关于欧洲不太遥远的过去的展厅视为美术馆托承起的一个接受文化与政局转折之考验的历史叙事空间。
钱文逸，艺术史研究者，目前从事文献梳理、翻译及学术策划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