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net

展厅现场。图片：致谢A﹢ Contemporary亚洲当代艺术空间

该如何定义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日益尖端的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媒体通讯、无限拓展的向外探索都是它的标签。愿意思考的人则会发现，与之伴生的似乎是弥漫着虚无色彩的现代病——我们在做什么，意义又何在。这种对身份缺失的恐慌以及生活动力逐渐枯竭的绝望如病毒般潜入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于是悲观如加缪者提出“真正意义上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而上海A﹢Contemporary亚洲当代艺术空间的跨年展览“我如此幸运，还没失去感知的能力”就用这样一句同样意识流的、明显与多数简短而清晰的展览标题相区别的语句，让我们直观凝视自己生活的虚像。

展厅现场。图片：致谢A﹢ Contemporary亚洲当代艺术空间

展厅现场。图片：致谢A﹢ Contemporary亚洲当代艺术空间

展厅现场。图片：致谢A﹢ Contemporary亚洲当代艺术空间

独立电影导演黄伟凯的作品《赏花归去马如飞酒力微醒时已暮》从名字上就蕴含了黑洞般的吞噬力。“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这首回文诗几乎是影像的最佳文字对照：黄伟凯设置了一个几乎找不到出口的错杂“高架迷宫”，所有驶入的车辆都只能如捕蝇纸上的苍蝇般自缚，在其中无止境地兜圈子。表面上，艺术家运用现代都市中的交通系统来构建这个无法逃脱的迷宫，部分提示了道路设计、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配备等生活中的切实问题。然而，与作品中的无秩序流动融为一体后，更大的虚无感涌上观者心头，这是一种西西弗斯（Sisyphus）式的荒诞：人间最足智多谋的西西弗斯因多次触犯诸神，被指派推动一块巨石至山顶，然而每每临近成功时总功归一篑——这种无效又无望的劳动是诸神认为最残酷的惩罚。回到作品中，上帝视角与提前预设使观者知道其中的车辆一定走不出这诡异的回环，但更值得思考的地方在于，观者会猛然想到，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候，我们自己才是回环中无法随心所欲的车辆。个体与整个世界相比的渺小所反衬出的，似乎是任何一种自我意识觉醒的徒劳无功。这是个递进式悖论，加缪（Albert Camus）说“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超越世界的意义。但我知道我绝不认识这种意义，目前也不可能认识”，而萨特（Jean-Paul Sartre）却进一步深化为超越后的虚无：“没有自由的世界是地狱，然而打破这一切后得到的自由，却是另一重意义虚无的地狱。”

黄伟凯，《赏花归去马如飞酒力微醒时已暮》（录像截帧），单频无声彩色影像，06'00"，2016。图片：致谢艺术家及A﹢ Contemporary亚洲当代艺术空间

于是便关联到策展人吴建儒所提出的中心议题——“我们如何能真实地感知这个世界，并与自己的感知自洽（Self-consistent）”。在这里，自洽的前提是认可世界的真实性，而实际上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更多时候是柏拉图美学体系中的现实世界而非理式世界，由此，问题进一步转化为“我们感知的世界是否真实”。这个隐喻在展厅入口就已被刻意强调：王不可的《福星》中，两位西装革履的上世纪绅士正在观赏夜空中的蝙蝠星座，然而它实际上并不存在。本次展览中，王不可的所有作品皆从西方经典电影、海报招贴中提取符号，它们错落于展览的整个动线中，不过艺术家并不希望观者使用极端理性的方式将图像符号与来源一一对应，相反的，为了破坏这种惯性认知，他通过重组、篡改等处理将经验化感知的通路完全阻断。于是，这些作品组成了一个“源于现实又超于现实”的人工重构体系：很多时候，既然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也并非完全真实，那么感知该从何谈起？

王不可，《福星》，布面油画，100x120cm，2016。图片：致谢艺术家及A﹢ Contemporary亚洲当代艺术空间

王不可，《之间》，布面油画，90x120cm，2015。图片：致谢艺术家及A﹢ Contemporary亚洲当代艺术空间

王不可，《旗》，布面油画，60 x 90cm，2015。图片：致谢艺术家及A﹢ Contemporary亚洲当代艺术空间

王不可，《面具》，纸上彩色铅笔，75 x 56cm，2016。图片：致谢艺术家及A﹢ Contemporary亚洲当代艺术空间

毛晨雨和方璐的作品则有着更加直白的表意。前者自成为艺术家之后，工作大多基于家乡湖南的农业发展及社会形态展开，本次展出的《荔枝姑娘：阳性幽灵》同样取材于东洞庭湖流域的一位传奇女性“荔枝姑娘”，工作方式是以她为“图像术系统内典型”的“制作”，如毛晨雨自己所言：“我要制作出一个荔枝姑娘所处的图像系统，寻找20年代至1967年间，中国、湖南、东洞庭湖流域的图像谱系中，公共体系与地方体系的元素，移动与永固的元素，男性与女性的元素，劳动和生产分工的‘制作’元素，性、性器官、性行为的政治空间、道德领地、伦理边界。我甚至可能制造考古现场，制作荔枝姑娘投河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地理尺度。”由此，影像成为了一种构建的手段，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因图像碎片的拼合而清晰，但，并非绝对真实。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没有内容的人》中说：“制作的核心在于使某事物从不存在变为存在，从被遮蔽的黑暗进入完全的光明”。毛晨雨的制作是如此，“荔枝姑娘”传说的制作亦是如此，只是在这样的数度整合中，谁才是真实？后者的《罗拉》被隐藏于曲径通幽的展厅最深处，“敏感”似乎是部分理由：一个眉宇间兼具英气与妩媚的女人在不同的场景中直视镜头，目光坦然又暧昧，旁边的显示屏中，极具挑逗性的独白喷薄出微妙的欲望。作为作品的《罗拉》是一个“被抽离了背景的角色”，作为人的罗拉却是方璐实际生活中遇见的朋友，方璐记录她、转译她、再现她，让罗拉“自己表演自己”。于是，身份与边界的模糊化使观者的思维困境更加无所遁形——或许在踏入展厅的第一刻起，我们便与她同在。

毛晨雨，《荔枝姑娘：阳性幽灵》（录像截帧），单频有声彩色影像，19'00，2016。图片：致谢艺术家及A﹢ Contemporary亚洲当代艺术空间

方璐，《罗拉》（录像截帧1），三频录像和环境音乐，28'00，2014。图片：致谢艺术家及A﹢ Contemporary亚洲当代艺术空间

方璐，《罗拉》（录像截帧2），三频录像和环境音乐，28'00，2014。图片：致谢艺术家及A﹢ Contemporary亚洲当代艺术空间

回环式的展览结构催生的是观者向自我的验证，我们“是否还没失去感知的能力”。再回到黄伟凯的作品中，伏笔才被揭开：一辆黄色的轿车在看似毫无头绪的迷宫中幡然醒悟，并最终逃出——“我是如此幸运”。至此，一切回到原点，西西弗斯式的命运是每个人的缩影，但它是否是纯粹的悲剧？并不尽然。如果有一天，西西弗斯不再推动石头，那他要以什么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世人终将找到荒诞的醇酒和冷漠的面包来滋养自身的伟大（At last man will again find there thewine of the absurd and the bread of indifference on which he feeds hisgreatness）”，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因存在的本身而存在。真正幸运的是，我们恰好还能感知到它。

我如此幸运，还没失去感知的能力

策展人：吴建儒

参展艺术家：方璐、黄伟凯、毛晨雨、王不可

展期：2016年12月17日—2017年2月12日

地点：A﹢ Contemporary亚洲当代艺术空间丨上海市莫干山路50号7号楼106室

文：余雨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