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刘悠翔

整个凉灯村成了黄于纲的展厅。海报上写着“凉灯——黄于纲的一件作品”，但凉灯并未因黄于纲有多少改变。（南方周末记者 刘悠翔/图）

离开计划投资55亿元修建的新“凤凰古城”，向西行驶20公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乡村世界。

车队驶进大山，山路悬挂在几乎垂直的山体上，连续的U形拐弯直探谷底。为了防滑，修路工人在路面上每隔十公分凿一道深深的沟痕。司机别着挡，点着刹车，轮胎与防滑沟摩擦，所有车窗振得嗡嗡作响。路边没有修护栏，中巴车每次在悬崖边拐弯，窗边的女乘客都爆发出尖叫和笑声。

车至谷底，出现一道钢筋混凝土大门，门梁上赫然写着“誓留生苗一净土，砖房搬到城镇去”。同车一位湖南女乘客解说，“生苗”与“熟苗”相对，是血统更纯粹、习俗更传统的苗人，曾有外地人闯入生苗的村子，被当地人下蛊。说得一车人默不作声。

然而目的地还没到。车队接着进入黄泥路。雨过天晴的黄泥路已经干透，车辙错乱，车身剧烈地摇晃着爬坡。翻过两座大山，才到达此行的终点，凤凰县山江镇的苗寨——凉灯村。

2016年12月23日，青年画家黄于纲在凉灯村开办了他的艺术个展。整个山寨变成黄于纲的美术馆，房前屋后都是天然的展墙。两米见方的油画，斜靠在院子的栅栏上；16开的速写和白描，用马粪纸（一种黄色的纸）复印出来，张贴在黄黄的土坯墙上；村口的电线杆上，则围着展览的海报：“凉灯——黄于纲的一件作品”。

别用“18世纪的现实主义”画今天

黄于纲画苗寨，缘于十四年前。

2003年春，失恋中的中央美院动漫系本科生黄于纲去湘西散心，偶然来到山江镇。他沿山路一直走到偏远的千潭村。这个黑瓦黄墙的传统村落，保存着黄于纲心目中的原生态景观。

2005年，黄于纲再次来到千潭村，住了一年半，画了七八千张速写，据此开始创作他的毕业动画。

画面做出来，黄于纲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音乐。2006年1月，黄于纲在山江镇偶遇一位退休的苗族小学老师，对方告诉他，有个从未被开发的地方可以去看看，叫凉灯村，但是那里不通公路，山路很危险。

黄于纲步行5个小时，终于到了凉灯。在这里，他听见一个苗族老汉用磁带放苗歌。8分钟的动画短片《年关》后来出炉，故事讲的是临近年关，一对苗族老夫妇为过年，牵着家里的瘦狗到集市上卖钱。失去他们生活中唯一的伴侣后，两夫妇又心生悔意，返身赎狗……动画的背景音乐，唱的也是一个老人过年时冷冷清清，独对人丁寥落的山村。《年关》获得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创作一等奖。

毕业后，黄于纲回到千潭村，租了一套小木屋住下，继续在苗寨创作。

黄于纲早些时候画的苗家。（资料图/图）

有时他会背着画具去各地游历，“学习和追寻大师脚步”。去藏区，为了看“陈丹青”，去内蒙古，为了看“朝戈”，去新疆，为了看“黄胄”和“叶浅予”，去江南，为了看“吴冠中”。

2008年，黄于纲去新疆画画，追踪画家黄胄的足迹。（资料图/图）

回到苗寨，黄于纲画了许多色彩明艳的油画。绿汪汪的水田，对着淡蓝的炊烟和远山；秋收的稻田跳跃着金黄和橙红，大地似乎燃烧起来……

艺术评论家鲁虹在黄于纲的画里看到许多画家的影子。“你用的是18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画今天的感受。”鲁虹对黄于纲说，“一定要从你的观念出发，找到你独立的语言状态。”

黄于纲也画苗寨的山水和农田，色彩鲜艳，颇受市场欢迎。（南方周末记者 刘悠翔/图）

“我画的，就是黑画”

2010年4月，策展人卯丁在凤凰结识了黄于纲。受到黄于纲创作经历的启发，他策划了一个项目，由黄于纲带队，联合十几位艺术家，在当地发放调查问卷，也创作雕塑和绘画，记录凤凰苗寨近十年来的变化。

项目结束，黄于纲自己把问卷调查延续下来。2014年，他调查了凉灯村民龙求全一家。龙家七口人，只有两个“半劳力”：龙求全66岁的母亲，和智障瘸腿的哑巴龙求全。龙家每年种的粮食只够自己吃，2013年大旱，颗粒无收。这一年，家庭总收入6000元，来自每季度900元的农村低保、每年1700元的退耕还林款，以及一些国家补贴。龙求全的母亲说，国家农业补贴政策是好，然而“远远不够家用”。

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对家庭现状满意吗？有什么想要改变的吗？”“不满意。”老人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四个字，“无法改变。”

黄于纲带队的项目曾在北京798办展，学者于建嵘将之命名为《凤凰西去20000米》。“凤凰是现在全球有名的国际化小镇，隔凤凰这么近的地方，巨大的现实是这样的。”作家野夫看完展览感叹：“这才是中国。”

黄于纲2014年画的苗寨。（资料图/图）

展览实景复原了湘西苗寨的一些生活场景。观众老愚对展览中的性交易场景触目惊心：“一张不怎么结实的木板床，乱糟糟的被子，散放的绛色乳罩，地上有木盆、开水壶，有用过的数团卫生纸，撕开的烟盒，角落里堆满吃剩的方便面盒。”山江镇人均年收入只有一千多元，而当地娶媳妇的行情已涨到十万元，巨大的落差诞生了上千的光棍。

与这些单身汉相比，龙求全是幸运的，他只花2000元就娶到了媳妇，夫妻俩都是智障。由于不懂避孕，龙求全成家十一年里，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也是智障。“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也拿他们毫无办法，因为无东西可罚。”黄于纲在日记中写道。

参与《凤凰西去20000米》以来，黄于纲在苗家黑黑的房子里度过了一年多。房子里的柜子、灶台、碗筷、桌椅、床、屋上的木头，都吸引着他，“这些东西由于长年累月被烟熏，变得几乎只剩下黑色，我的调色板上几乎没有鲜艳的颜色。”

夜晚在苗寨作画，黄于纲头戴矿灯照明。（资料图/图）

黄于纲画过一位单身的智障母亲家，母亲抱着小孩，站在灶台边的小孩都隐在暗部。在他眼中，这一家是孤独的黑，村小龙老师后面那家是暮年的黑，前一天画挖红薯的那家是温馨的黑。

黄于纲的《堂屋》系列。（资料图/图）

“黑画”，渐渐成了黄于纲的标签。“我们知道，在‘文革’期间‘黑画’是要受批判的。在今天的语境里面，完全可以把黑画这个概念转化出来——我黄于纲就是黑画，而且正形成自己独特的黑画语言。”策展人杨卫说。

“远方贵客”，也没有带来改变

观展车队进村，众人听到的先是猪的嘶鸣。一头一百八十斤的大肥猪刚开宰。四五个村汉在一块空地上杀猪，为了方便嘉宾拍照，他们任由汩汩猪血淌在青石板上，冒着热气。

五分钟后，村汉们把猪腿捆在长竹竿上，把猪扛到村寨深处一户院子里打理。吹猪、剃毛后，四个男人把肥猪仰面朝上，抬到斜架的竹梯上。尖刀从裆部开膛，猪腹部白花花的脂肪次第绽开。不远处，二十多只褪了毛的肉鸡堆成一堆，女人们围着收拾。没了大人们管束，村里的孩子如同过年，一两岁的在地上乱爬，大一点的扯两根高粱秆当武器，对打起来。

中午，村小的龙老师在村广播里用苗语呼唤，全村老少从各家出来，纷纷把自家凳子搬到村头公路上，扣上门板，摆门板宴，大桶的猪肉、炖鸡和米饭也抬了出来。席上，黄于纲从别村请来凤凰著名的苗歌师献唱，龙老师在旁翻译。歌词即兴创作，唱的是感谢远方贵客，给山村带来改变。

饭前，观展嘉宾在凉灯村的一间堂屋里围炉对谈，几位50后学者感叹，眼前的火堆和腊肉，完全吻合他们几十年前的农村记忆。“黄于纲作为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而不是一个救世主来改变这个地方的人。”于建嵘说。

观展嘉宾匡渝光出去写生的时候，觉得凉灯村这样的古村落和老房子很好看。有一次他问当地的原住民为什么不保留好。“他说：‘你来这里住嘛。’一句话就给我们呛住了。”

黄于纲2011年在龙求全家画了四天画，付了350元模特费，龙求全的母亲很高兴，向全村人广而告之。直到有天晚上，龙求全的母亲跟村里的龙老师说，他们并不欢迎黄于纲去画画，特别讨厌他画她和她女儿。黄于纲回忆：“龙老师说，也许是我画了他们家那么多，画了几年也没给她家带来‘改变’，她开始厌烦我了……”

湘西的十八洞村，就曾得到精准扶贫的关照。2016年，十八洞村接待游客约30万人，人均纯收入有望由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5000元，全村贫困户136户533人将全部脱贫。

黄于纲没去改变凉灯村，凉灯村却改变了黄于纲。2012年起，黄于纲通过艺术论坛、微博和QQ空间分享日记、画作，成为名博主。他开始四处参加艺术群展，有藏家来买他的画。黄于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画，长1米宽0.8米的，如今市场价三万五千元。

1990年代，陕西摄影家侯登科曾用十多年时间拍摄摄影专题《麦客》，“等他把西北原生态的谋生方式变成照片，出成集子，做展览时，他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他说我通过拍他们成为著名摄影家，但对他们有改变吗？”中山大学教授杨小彦说，“没有改变，不仅没改变，他们也不关心你的东西。”

凉灯展览的海报上写着，展期从2016年12月23日到“永远”，然而当天下午，村头的厕所门口已有一张油画复印件被撕掉。展览第二天，在村里展出的所有油画都被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