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na Naprushkina | 艺术/社会实践NGO“莫阿比特新邻居”的创始人
发起人:babyqueen  回复数:0   浏览数:204   最后更新:2017/01/09 21:24:44 by babyqueen
[楼主] babyqueen 2017-01-09 21:24:44

来源:选择Choices


2013年,柏林莫阿比特区(Moabit)成立的“莫阿比特新邻居”,是一个强调“关系是平等”的艺术/社会实践NGO。本文从创始人Marina Naprushkina开始……


从学院艺术到政治参与

白俄罗斯的政治状况,近似独裁。总统Alexander Grigoryevich Lukashenko自1994年因前政府贪污遭弹核而掘起,连任五届总统至今。他的执政作风父权且专断,对于言论、媒体自由及反对派的镇压从不手软。2015年新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记者出身的白俄罗斯作家Svetlana Alexievich,便在总统Alexander Grigoryevich Lukashenko政权迫害下长年旅居海外。


生于白俄罗斯的Marina Naprushkina(1981 - ),早在求学阶段便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但艺术学校裡的教学,常常无法满足她串连艺术实践与政治参与的想望。因此,在完成学业之前她便出走至德国求学,就读卡斯鲁尔的国立艺术学院(Staatliche Akademie der Bildenden Künste Karlsruhe)以及法兰克福的施泰德艺术学院(Städelschule in Frankfurt am Main),并转班成为Martha Rosler(1943 - ,艺术家通过女性的视角以日常与公共为中心。她关心的主题范围广泛——从媒体到战争,建筑到环境,到住房、露宿街头和交通系统。2003年,她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2004年,参加了利物浦双年展和台北双年展,是国际大展上的常客。上世纪70年代,艺术家创作了多部在女性录像艺术中较为经典的作品,如:1975年的作品《厨房符号学》[Semiotics of the Kitchen]让罗斯勒在女性艺术和录像艺术领域中得到了许多认同。长度6分钟的录像被视为是对传统女性角色在现代社会中的嘲讽。录像显示罗斯勒正在拍摄一出非常生硬的烹饪节目,镜头正观察她对厨房用品的介绍,从字母A-Z,罗斯勒在介绍完后时不时对这些用品作出暴力动作)的学生。


结束学业后的她来到柏林,于2007年创立了“反政治宣传办公室”(Büro für Anti-Propaganda,http://office-antipropaganda.com/wordpress/)。“反政治宣传办公室”的工作主要关注于“白盒子”外那些与社会及政治相关之场域,并密切与社运者合作。项目包括支持组织倡议、社会运动、抗议行动,出版地下刊物等等,也长期进行对政治的分析研究。以“反政治宣传办公室”为起点,娜普露希姬纳开始运作各种子计划,比如“白俄罗斯未来中心”(Belarus//The Institute of the Future),主要运作于明斯克,对象为白俄罗斯人,由在地运动者和艺术家不定期举办以政治、艺术与女性主义为题的讲座及工作坊。


作为媒介角色的艺术计划

“反政治宣传办公室”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编印地下出版品,譬如《自治》(self#governing)与《大获全胜》(The Convincing Victory)。这两份报纸旨在揭露及解释白俄罗斯政权操弄政治的机制,以及在父权高压的统治下,女性如何发展出在社会中谋生的替代模式。Marina Naprushkina解释道,製作这些刊物起因于白俄对媒体的操弄。在白俄,同一事件永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诠释:官方版本与独立媒体版本。然而,国民并不会看到独立媒体的版本,因为在此之前,记者们就被逮捕下狱了。


有感于媒体图文操作下所造成的巨大落差,Marina Naprushkina试著以手绘的方式製作报纸。这些刊物除了白俄语、俄语外,也同时出版英文版本,派由白俄罗斯的运动者在国内外合适的场合散播,对内期待能够培养读者对抗政治操弄的能力,对外则期待藉此和其他团体连结。


另外一份绘本《我的爸爸是警察,执勤的时候他在做甚麽?》(My daddy is a policeman. What is he doing at work?),则与NGO组织“Nash Dom”(意为“我的家”)合作。在白俄罗斯的反对运动中,女性是一支极为强大的队伍,受到警察暴力伤害最深的也往往是女性运动者。所以在这本绘本中,Marina Naprushkina以反对白俄罗斯的警察暴力执法为题,并在展览时邀请观众一起写下读完这本绘本后的心得。


Marina Naprushkina前期的这些计划,或许受白俄罗斯的政治氛围所影响,往往带著以艺术做为一种另翼媒体(Alternative media)的意图。随著旅居柏林的时间增长,她在艺术的实践上,逐渐将重点从对家乡的关注转向当下身处的环境,以及当中所发生的事。

难民与新居地的社会联繫


2013年,Marina Naprushkina在柏林莫阿比特区(Moabit)成立了“莫阿比特新邻居”(Neue Nachbarschaft // Moabit,http://neuenachbarschaft.de/)。这个团体和空间的起源可以回溯到开设在娜普露希姬纳住处附近的 莫阿比区列维佐街(Levetzowstraße)收容所,一个由私人企业“吉尔索接待所”(Gierso Boardinghouse GmbH Berlin,Gierso是“Gesellschaft Innovativer Errichtung Sozialer Wohn Objekte”的缩写,意思是社会居住物业的创新建设会社。公司设址于柏林,旗下拥有6处难民收容所,根据时代週报2015年3月的一篇报导,在柏林,每两名新到的难民当中就有一名是居住在由私人企业所运营的收容所中。参见“过载的城市:没有位子给难民?” [Überforderte Städte. Kein Platz für Flüchtlinge?] 系列报导中《以难民做生意》[Geschäfte machen mit Flüchtlingen] 一文。 http://www.zeit.de/gesellschaft/zeitgeschehen/2015-03/asylbewerber-berlin-serie-kein-platz-fuer-fluechtlinge)所开设的难民收容所。Marina Naprushkina在游戏场认识了几位女性难民,就她的观察,难民家庭中的孩童难以参与到其他孩童的游戏之中。她也在参访收容所的经验中意识到,难民的生活条件究竟有多麽恶劣--不仅只是物质上的条件恶劣(比如,在广播电台CouchFM的访问中Marina Naprushkina曾提到,整座超过300名难民的收容所中,竟只有4台洗衣机。参见《新邻居》[Neue Nachbarschaft]一文。http://www.couchfm.de/neue-nachbarschaft/),也缺乏了许多基本的社会功能(在柏林广播电台rbb的访问中她则提到,在几次拜访的经验后,不禁自问:为何在有这麽多孩子的地方,竟没有任何的托育照顾。而且,厕所很葬,浴室与洗衣机的量都远远不足。参见柏林广播电台在国际文学节上 [Internationalen Literaturfestival] 对Marina Naprushkina的访问。http://www.rbb-online.de/kultur/beitrag/2015/09/marina-naprushkina-beim-internationalen-literaturfestival.html)


一旦难民进入这裡,反而是被隔离于社会之外,变成一种软性的监禁。于是,他找来一些志愿者,在收容所中与吉尔索合作,为孩童们上假日美术课。尔后,她在亚苟街(Jagowstraße)上成立了“莫阿比特新故乡”(Neue Heimat Moabit)。“莫阿比特新故乡”这个空间为孩童们提供活动,也包含语言课程。每周, 吉尔索收容所处的难民都会来到这裡,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虽然志愿的教师们不见得拥有高度专业,但对这裡的人来说,建立社交关系、社会连带,或许比起学好语言还要更优先。“当然教德文也很好,可当这些人当中有人的朋友会使用某种语言时,他们就能够学会这语言了”,Marina Naprushkina这样告诉我们。


空间在一开始人力较不足时,仅能在有活动和课程时开放。然而,随著伙伴的增加,开放时间也增加到周三到周日,并供应饮料与食物,逐渐成为聚会的场所。最后,团队甚至感到空间不足,于是找到了一处更宽广的空间,并于2013年从“莫阿比特新故乡”更名为“莫阿比特新邻居”。


“新邻居”的各种协助事项由此开展。他们开办语言课程,有德语课,也有由“新邻居”们执教的阿拉伯语课、波斯语课等等。同时,他们也招募志工协助翻译文件、与律师谘询约谈、到职业仲介所找工作,或者在身体有病痛时陪伴他们看医生。“莫阿比特新邻居”也在网站的简介上强调:在这裡,每个人的关系都是平等的。无论是因为战争、经济或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教育、医疗机会等等而来到德国的人,在这裡都将一视同仁。波伊瑟街(Beusselstraße)上的这个小空间,逐渐成为了难民们在收容所外,缓解社会压力的一个公共场所。


根据柏林洪堡大学移民与整合研究中心的研究员Serhat Karakayali所述,研究显示,难民或庇护寻求者到了新居地,往往因社会及经济孤立而造成心理创伤,且要比起流亡途中所遭遇到的还要巨大。因此,Marina Naprushkina发现以美术课作为发轫,不论小孩或大人,都很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交流。


然而不管是“莫阿比特新故乡”或“莫阿比特新邻居”,都不是我们既定印象中的那种机构,说起来,它们其实就和柏林的任一家酒吧并无二异,这也和Marina Naprushkina以及他的伙伴们所希望的目标一致。他们不认为彼此间和初到此地的人们,有所谓“帮助”或“被帮助”的关系,这也是为什麽他们这样为空间和团体命名。


当前有许多与难民工作相关的社会团体,常採用“协助”、“帮忙”或“救援”这样的字眼,但是Marina Naprushkina认为,所有互动对于双方都同时是有益的,并不是只有单方面的给予或收受。如同「新邻居」的简介所言:“在这裡,每个人的关系是平等的”


社会企业黑手党

与此同时,“新邻居”在紧密频繁地与住在吉尔索收容所的难民们接触之下,眼见越来越多的不公在收容所中发生。这些私人收容所一方面领取著政府的资金补贴,一方面又提供给难民极差的生活条件。用Marina Naprushkina说,这些企业是“社会黑手党”(Sozialmafia)企业。


团队当然无法坐视不管,一开始,他们试图与收容所方工作人员沟通这个状况,并期待得到改善,但始终没有得到过正面的回应,状况一如既往。最终,他们决定将这些状况公诸于公众,披露在媒体上,甚至对吉尔索以及失职的管理单位、柏林卫生及社会局兼难民登记管理处(Lageso, Landesamtes für Gesundheit und Soziales)的主任Franz Allert提出告诉。


现实中,德国当前难民工作的实际状况,与总理默克尔在媒体上的道德高位,有著相当的落差。除了收容难民的空间不足,以致私人企业有机会趁隙在未经公开招标和无清楚的契约规定下,以运营难民收容所的方式赚取公部门经费挹注。公部门方面,相应的人力编列阙漏,也让监督与管理之责出现漏洞(参见“过载的城市:没有位子给难民?”[Überforderte Städte. Kein Platz für Flüchtlinge?]系列报导中《以难民做生意》(Geschäfte machen mit Flüchtlingen)一文。http://www.zeit.de/gesellschaft/zeitgeschehen/2015-03/asylbewerber-berlin-serie-kein-platz-fuer-fluechtlinge)


根据时代週报(Die Zeit)的资料,目前核算经费的方法,是补助私人收容所中每位难民每天21欧元。吉尔索目前运营的收容处中有逾千的难民数量,每年将可从公部门获取数百万欧元的款项。更糟的是,Franz Allert的教子Tobias Dohmen就任职于吉尔索高层,对于这方面经费的运用,常採公部门与私人企业个别协商,而无规范能够让市议会等部门进行监督。阿勒特在时代周报的访问中,对利益私相授受的提问表示道:“这个市场基本上是对所有人开放”参见“过载的城市:没有位子给难民?”[Überforderte Städte. Kein Platz für Flüchtlinge?]系列报导中《以难民做生意》(Geschäfte machen mit Flüchtlingen)一文。http://www.zeit.de/gesellschaft/zeitgeschehen/2015-03/asylbewerber-berlin-serie-kein-platz-fuer-fluechtlinge)


政府官员一句或许无心的回应,却反映了他们对当前的社会危机的看法──难民问题竟被视为一个自由竞逐的“市场”,滋长著在正规体系外趁隙而入的黑箱作业。自“新邻居”团队对这些事情的介入后,企业凭藉这项“商机”大发利市的诸多真相才逐渐为公众所知(除了对吉尔索的调查外,另两家企业,Pewobe和SoWo-Berlin GmbH也有类似的行径,并面临抗议和调查)


法庭中的另一种德国

在“莫阿比特新邻居”团队的日常工作中,又衍生出“难民图书馆”(Refugees’ Library)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一个由Marina Naprushkina、“莫阿比特新邻居”团队以及众多的公民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主要探讨欧盟及德国难民庇护、移民政策议题。


Marina Naprushkina和“新邻居”团队的成员,自2013年起因为成立空间和介入难民工作,长期担任陪伴难民和庇护寻求者的纪录员,Marina Naprushkina常在法庭上以速写和文字手稿纪录整个审理过程,在20馀位翻译志工以及“莫阿比特新邻居”伙伴的协力之下,这些纪录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以移民、难民族群较能使用的语言,如阿拉伯语、法语、波斯语、库德语及英语等等为主。


每一份手册,纪录著一段真实的法庭审理过程(但为了保护当事人,人名皆已隐去)。“难民图书馆”的目的,除了将这些审理过程中的各项细节,提供给即将面临审查的移民或难民作为参考和准备依据以外,这些纪录也呈现德国与欧洲的难民∕移民政策真实的一面,揭露人道主义大旗下掩盖许久的真相。


在某些纪录当中,负责审理的法官所提问的用语和口吻,彷彿将寻求庇护者(Asylbewerber)预设为犯人。受到严词审讯的寻求庇护者,有的因为文件上的不全或有所出入,备受质疑,一时之间不知所措;有的则在提起创伤回忆时,或被要求重複叙述创伤回忆时,情绪崩溃;有的则是不论怎样描述,都得不到审理法官的信任。


结语

虽然,一纸庇护许可对难民来说,未必是立足异乡的保证,但是,少了这份许可,他们的生存处境就更犹如残烛。日前发生于Ansbach的一起炸弹攻击中,该名叙利亚难民便是申请庇护遭拒,仅凭容忍居留(Duldungsstatus,一种针对庇护申请遭拒后,仍然滞留德国的非法入境者的暂时性的延缓遣返居留形式。出于各种原因无法被遣返的外国人,虽得以在德国暂时被「容忍」居留,却需要每二到三个月,甚至二到三周便到外事处延长一次居留。前三个月是禁止工作的,而往后则须通过测验[Arbeitsmarktprüfung]才得以取得工作权。然而在官方随时有权可将其遣返的状态下,其生存状态往往极为不安定。容忍居留要转为正式居留的前提是融入德国社会,但因其居留状况不安定,往往也少有人愿意雇用这些人。他们是难民群体当中状态最差的其中之一。https://de.wikipedia.org/wiki/Duldung_(Aufenthaltsrecht))暂居德国。在难民潮下,德国政府宣布数个地区为“安全国家”的举措,使难民群体中的不安定感加深,也产生矛盾。


对难民来说,“难民图书馆”(Refugees’ Library)或许是一份实用的资料。而对于本地德国人来说,这项计画则成为揭露事实的档案。它从个体的经验编纂集结,进而成为一份集体记忆的资料。一般德国人,除非特例,是不会接触到外籍人士经常涉足的外国人事务局(Ausländerbehörde),更不用提法庭的审理。根据娜普露希姬纳本人的说法,在审理过程中现场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旁听者。


在身体经验和纪录都付之阙如的情况下,Marina Naprushkina的这项档案生产工作便十分地重要。他将法庭的审理从封闭的体系之中,带入可供公众检阅的场所(展览、网站及工作坊),进而提醒了非难民、非外籍身分的人们,生活中尚有一个不为大家所知的平行世界存在。而这个平行世界裡发生的事,或许正是触发当前连串恼人问题、右翼兴起与难民极端化的根源。


在这些行动中,具实用性质、连结社会关系以及视觉艺术的实践,彼此之间不但不互斥,还成了互补的必须。一些人可能是因为课程或谘询等实际上的考量而来,在此,除了深化对他人的认识以外,也同时是政治意识上的能力。如同Marina Naprushkina所说,像在德语课程或艺术课程裡,他们不避讳较具批判性的内容,或是挑战既有认知,好比是讨论不同文化裡的婚姻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男性沙文和女权问题)。


倘若没有这些过程中形成的信任关系,“难民图书馆”这类的计划其实也就无从成形。娜Marina Naprushkina与伙伴的合作,某种程度上更开启了艺术、社会运动与社会工作合作形式上的另一种新局,更成为一个社会融合的示范地,向大众宣告:所谓社会融合,其实不只是单向的,而是双方都需要参加的学习过程


本文转载于“ArtxSociety:社会脉络中的艺术研究”

文·郑安齐 / 审校 · 林菀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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