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评《拆弹部队》:好莱坞如何隐藏战争的恐怖?
发起人:之乎者也  回复数:0   浏览数:746   最后更新:2017/01/08 18:39:56 by 之乎者也
[楼主] 之乎者也 2017-01-08 18:39:56

来源:泼先生PULSASIR 翻译:王立秋


本文发表于2001年4月21日In These Times”网站。齐泽克针对《拆弹部队》这部影片,揭示:对作恶者创伤经验的认同,并不能抹除作恶者干了什么这一事实。意识形态就在其不可见中掩盖其恐怖。从这一点上说,意识形态接近雾霾。

战争的软焦点:好莱坞如何隐藏战争的恐怖?


作者:[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者:王立秋

(《伊斯兰研究评论》主编)


当凯瑟琳•毕格罗的《拆弹部队》胜过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获得所有奥斯卡大奖的时候,人们似乎把这场胜利当作了好莱坞一切皆会发生的标志:一部低成本制作的独立电影,胜过了那部不论技术如何华丽也不足以掩盖故事简单沉闷的巨作。这是不是意味着,好莱坞不只是一个制造大轰动的机器,它同时还知道如何欣赏边缘的创造性努力?也许——但这是一个浮夸的也许。


从所有的神秘事物出发,《阿凡达》明白无误地站在反对全球军事-工业复合体的一边,把超级大国的军队描绘成一股服务于大公司利益的残忍破坏力量,而《拆弹部队》表现美国的军队的方式,则好像更符合在人道主义干涉和军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时代军队所具有的公共形象。


《拆弹部队》这部电影极大地忽视了那场关于美军干涉伊拉克的大辩论,它聚焦于那些被迫与危险、乃至毁灭打交道的普通士兵的日常经历,并以一种伪纪录片的风格,呈现了一系列的小插曲。它讲述了拆弹部队的故事:他们在拆除炸弹的过程中,极有可能致命。这样的选择是深度症候性的:作为士兵,尽管他们不杀戮,但每天却要冒着生命危险拆除恐怖分子以屠杀平民为目的而设置的炸弹。还有什么比这对我们自由主义的感情来说更具症候性的吗?我们正在进行反恐战争(亦称为长期战争)的军队,甚至在轰炸和破坏的时候,哪怕在根本上不同于拆弹部队所做的事,但不也是在为了确保公民更安全的生活而耐心地拆卸恐怖分子的网络吗?


然而这部电影所意味的无疑更多。《拆弹部队》给好莱坞带来了一种为以色列两部关于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电影(阿里•福尔曼的《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以及塞缪尔•毛茨的《黎巴嫩》)正名的倾向。


《黎巴嫩》取材自导演毛茨作为年轻士兵时的记忆,这部电影在一辆坦克内部进行大部分情节的拍摄,从而渲染战争的恐惧与幽闭。电影追随四位老兵,拍摄他们受命驾驶坦克,在以色列空军轰炸后,“扫荡”一个黎巴嫩城镇中残余的敌军。在2009年威尼斯电影节的访谈中,尤阿夫•多纳特,扮演十五年前毛茨角色的演员,说:“这不是一部让你觉得‘我只是看了一部电影’的电影。这是一部让你觉得自己参与过战争的电影。”以类似的方式,《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也是从以色列士兵的视角渲染了1982年冲突的恐怖。


毛茨说他的电影不是对以色列的谴责,而是对他所经历一切的个人描述。“我犯下的错误,是称这部电影为《黎巴嫩》,因为黎巴嫩战争在本质上与其他一切战争并无区别,而且对我来说,试图使电影政治化的尝试只会让这部作品更加的平面化。”这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对作恶者创伤经验的重新聚焦,使我们有能力抹去这次冲突的全部的伦理-政治背景:以色列军队深入黎巴嫩到底是干嘛?因此,这样的“人道化”模糊了关键点:即,对我们置身政治-军事活动中所从事的一切,和置身危险之中所遭受的一切,进行残酷分析的迫求。要知道,我们的政治-军事斗争,不是野蛮地扰乱我们隐秘个人生活的不透明的历史,它们是某种我们全然参与其中的行动。


更普遍地说,这种士兵的“人道化”(朝着那箴言智慧“犯错乃人性”的方向)是以色列国防军意识形态自我潜在呈现的关键要素。以色列媒体喜欢详述以色列士兵的不完美及其心理上的创伤,既不把他们表现为完美的战争机器,也不把他们呈现为超人的英雄,而只是把他们描绘成常人,就像所有正常人可能遭遇的那样,被卷入历史和战争的创伤,在战争中或许犯下错误的常人。


比如说,2003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拆除了一个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房屋。他们特别强调这么做的善意,甚至还在用推土机拆毁房子前帮这家人把家具给搬了出来。稍早的时候,以色列的媒体还报道了类似的一件事:在一名以色列士兵搜索巴勒斯坦犯罪嫌疑人房子的时候,那家人的母亲呼唤着被吓坏了的女儿的名字好让她镇定下来,而突袭的士兵发现那个女孩的名字跟自己女儿的名字竟然一模一样,于是他心血来潮,拿出自己的钱包向那位巴勒斯坦母亲出示了自己女儿的照片。


要辨别这种同情姿态的虚假性是很容易的:尽管政治上有差别,那种我们都是具有相同的爱与牵挂的观念,中和了就在当时,士兵正在有效地进行行动所带来的影响。对那个母亲来说,唯一合适的答复也许是对那个士兵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真的和我一样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做你现在在做的事情?”那个士兵也许会在固化的职责中寻求庇护:“我不喜欢,但这是我必须服从命令”,因此而逃避对自己行动所应承担的一切责任。


这种人道化所发出的信息,在于强调人的复杂在于他们与被迫——违背自己真实的天性——扮演的角色之间存有间隙。“在我的家族中,没有军人的基因”,在克劳德•朗兹曼的纪录片《以色列国防军》中,一位接受采访士兵如此说道——他因为自己是职业军人而感到惊奇。


这把我们带回《拆弹部队》。这部电影对士兵在战争区域服役的日常恐惧和创伤影响的描述,看起来似乎使它远离对美军人道主义角色情感上的认同,区别于,比如约翰•韦恩著名的《越南战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永远记住,《拆弹部队》中对战争荒谬性简洁扼要的现实主义再现充满迷惑性,并且因此可以说,《拆弹部队》的英雄与《越南战火》的英雄所从事的正是同样的工作。就在意识形态的不可见中,意识形态恰恰就在其中:我们在那边,和我们的人在一起,认同他们的恐惧和痛苦,却不问他们最初在战争中干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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