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余友涵:艺术得想办法推动一下社会
发起人:蜡笔头  回复数:1   浏览数:261   最后更新:2016/12/27 14:32:02 by wq123
[楼主] 蜡笔头 2016-12-26 22:31:12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朱洁树


《抽象 1985-5》(1985),余友涵,图片来源于艺术家

2016年12月24日至2017年3月26日, “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展系列”之“余友涵”回顾展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这是余友涵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内容最全面的回顾展。展览呈现其绘画作品、手稿和文献两百余件,涵盖早期抽象、“圆”系列、“啊!我们”系列和“沂蒙山”系列,以及近年新作。
对于多年前的“沂蒙山”系列作品,他对《澎湃新闻·艺术评论》说:“(那时)有的人开始赚钱了。我为什么要画沂蒙山。这个地方的人民,就跟我们汉朝的情况差不多,衣服差不多,思想差不多,劳动的方式也差不多。我去了之后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因为人的心灵还是跟从前一样,没有被钱完全掌握。”
余友涵属于“文革”后上海当代艺术领域涌现出的第一批艺术家。他于1943年出生在上海,历经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反右”、“文革”,及至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气象。1973年,他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入上海工艺美术学校任教。余友涵于1986年参加“复旦六人展”,1989年参加“中国现代艺术大展”,1993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后89新艺术展,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历史中,他一直是在场者与见证者。
历经政治变幻与经济腾飞,余友涵的艺术创作遵循了个人独特的脉络,从出世的抽象“圆”系列,到“政治波普”,乃至关注传统与普通人的“啊!我们”,以及回归乡野的“沂蒙山”风景,最终回到抽象的世界,尽管类型风格各不相同,却始终贯彻着个人的情趣、思考与关怀。
“圆”系列,是余友涵早期最为人所知的一批经典作品。一点、一线、一点、一线,构成一幅幅自足的景观,他的创作既融汇于当代艺术潮流之中,又为自己形成了一方相对孤静的天地,与此同时,又蕴藏着他对于运动与和谐的体会、对于生老寂灭的理解,展现了一种“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内涵。

《花之车》(1989),余友涵,图片来源于艺术家

在创作抽象作品的同时,他也开始画一些波普风格的作品。与抽象系列相比,波普系列更为入世,面对当时商业化气氛兴起,余友涵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他联系旧时画毛主席的经验,加上当时的生活现状,创作了被后来一些人称为“政治波普”的作品,画作中的毛主席形象均来自于历史照片,他也希望通过这种诠释反思自己的人生经历,以一个人性化的角度去看待领袖。这批创作在上世纪90年代受到了西方收藏家的广泛认同,199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时代》杂志的封面还使用了一幅他的图像。

余友涵的创作并未因为收藏家的积极回应而有所停滞,在接下来的“啊!我们”系列中,他开始描绘那些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各种平凡个体:民工、农民、模特、护士、官员、城里或乡下的孩子以及那些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兵马俑、石狮子……

《孩子与模特儿》(2002),余友涵,图片来源于艺术家

“啊!我们”这个标题本身体现了艺术家对于创作对象一言难尽的深厚感情,余友涵曾经在自述中表示,他所描绘的,“既是一生中日日夜夜的情感所系,也是唯恐躲避不远的人群”。艺术家一方面展现了社会剧烈变革中的众生相,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追溯与寻找中国传统的DNA,更深刻地理解和面对巨变的社会。

2002年,余友涵去了一次沂蒙山,考察回来之后,他根据当时留下的照片,开始画风景画。“沂蒙山”系列,展现了清新优美的一派世外桃源景色,也体现了余友涵对于城市迅猛发展的反思。
“为什么要画沂蒙山?”余友涵表示,他觉得这个地方的人就像是生活在古代一样,尽管物质条件并不丰裕,但是人的精神状态却质朴淳厚。余友涵称城市高楼为“空壳子”,远离了空壳子,他愿意画着一派石头和烂泥堆砌的风景,“这样的山里面会有田地,可以种一些土豆山芋,还有一两个女孩扛着锄头走过,还有老妈妈做一些事,她们对人总是亲切和诚恳。这样的生活就像是早期人类还没有被异化,心灵保持纯洁时过的生活,我感觉很亲切。”
在一张“沂蒙山”作品中,两个女孩的脑袋从玉米地里探出来,带着一副食草动物的表情,眼神从远古穿透至未来。

《沂蒙山 05》(2002),余友涵,图片来源于艺术家

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他的创作又回到了抽象。“中国有句话叫落叶归根,”余友涵说,“意思就是说无论你去哪儿,老了的时候都要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 ”

余友涵似乎是在画满他人生的这个圆,但是他此刻的创作,离开起初的时候,已经走了很远了。他依然会关注社会事件的发生,例如在“东方之星”号倾覆的时候,他正好在画一张大型的抽象画,他把一个个小人画在其中,仿佛是在混沌之间起伏。
“我觉得我画的东西,是要想办法,推动一下社会。”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他如是说。

余友涵在工作室 图片版权: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澎湃新闻:能否介绍一下你的早期学画经历?
余友涵:我是1965年考入中央工艺美院的,1966年就“文革”了,虽然说到1973年才毕业,实际上总共只上了一年课。我上的是陶瓷系。那时候,课程已经非常少。比较接近工人的需求,就是怎么做一个杯子,而不是一个好看的杯子。
美术相关的课程,是有的。比如说素描,就是来了一个老头子,坐在当中,我们学生围着他。大概画了两个礼拜,每天大概也只有半天。不是画人体,就是一个头,而且没有明暗关系,像中国画一样的,线描。两个礼拜以后,下乡了。大概四五十公里远的一个村庄,上午跟农民一起干活,下午就自己拿一个本子,随便去画。
总之,学的东西很有限,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我们这些学生,最好的优待,就是免费进入故宫。我为什么考了陶瓷系?我想中国的陶瓷历史悠久,别的东西都是外来的,我觉得学习中国传统的东西,总归能够学到一点我们自己国家的艺术观点。
有一次图案老师找我谈话,她说,余友涵,有人说你画的东西怎么有点洋派。那时候,乡气是好的,洋派是不好的。审美和政治方向,是有关系的。
澎湃新闻:你小时候的邻居是范纪曼先生,在他那里,可以说你获得了最早的艺术启蒙。我们知道他是中共早期地下党员,关于他的创作我们了解的比较少,能否介绍一下?
余友涵:我从来没有听过一句他对我画画的教诲。他那个时候已经五十几岁了,总是叼一个烟斗,带一个好像是法国式的帽子。我不敢跟他讲话的,那个时候我还小。后来,五十年代,范老先生就被关进去了。
所以我们交往很少的,但是他房间里挂的画很多,都是他自己的画,有的画很小。林风眠、关良、刘海粟都是他的朋友……礼拜天他们也会在一起。他的画主要是风景画,有印象派,还有野兽派,都画的很好。
他的儿子后来开始整理,有一些画都脱落了。有一次,他整理了十几二十张,请我给他拍照。我帮他拍完给他,我自己电脑里也还藏着,舍不得把它弄掉。
他的画册也有很多,我在他家看到不少画册,印象派的、毕加索的。

《抽象 1990-17-1》(1990),余友涵,图片来源于艺术家/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澎湃新闻:后来你是怎么找到抽象的方式和语言,并创作出“圆”等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作品?
余友涵:说实话,我也很难用一句话讲出来。我们学校有个老师(缪鹏飞),他后来去了澳门。我看到在他小床旁边的墙上挂了一个东西。我说这什么东西。他说抽象画。我说抽象画什么定义。他就说:你平时看到的东西是没有的,就是线条、色块、黑白,你说这是画,也可以,你说这不是画,也可以。像你在玩一样的。如果你玩了二十张,三十张,五十张。到后来,你会觉得,这几张我会欢喜,那几张,我是不喜欢的。这当中,水平就拉开了。你创造出来的比较好一点的东西,是有艺术在里面。
有一些东西,你不说,多看了以后,心里面就知道的。总体来说,它有一种和谐性,一个线条、一个方块、一个黑色,它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我画抽象画,与中国传统的训练,也有一点关系。对于吴昌硕的篆字,我大概学习了至少有两年。后来我再看,那些线条都比较老练,比较润,这个也有一定关系。
我刚才讲的都是比较表面的,内里的东西,是和老庄有关系,特别是老子。道德经,是中国哲学最早的大全。
我为什么会在1980年代有一个想法。第一,我希望是自己的画,发自内心画出来的,也是现在这个当代世界走的艺术道路,我不希望完全背道而驰。时代的,我的,就是这几个字。
澎湃新闻:1973年毕业后,你被分配到上海工艺美校做老师,后来很多艺术家也是你的学生,能介绍一下当时和上海艺术家的交流情况吗?
余友涵:有些人说,余老师是我们的带头羊,你是最早的。我说不要这么说,春天到了,草出来了,不是很正常吗,你家的草出来了,别人的草也会出来。当然当时他们小青年画的东西会给我看看,让我提意见。丁乙是隔壁班的,我们班里有几个同学,跟他认识,有一回把他带到我们寝室来。余老师,这里有个小同学,那时候丁乙比较低的,现在也不太高,别人叫他小同学。我看了一些,他还不错。我说过两天借本书给你,日本出的,叫尤特里罗,是一个法国画家,当时他还在画印象派。
后来参加86年复旦六人展,五个学生,一个老师,展出了以后,来的人蛮多。尽管当时,我们非常害怕,前个阶段,复旦有个规模非常大的展览,被封掉了。他们当时几个学生,偷偷地不敢做大海报,等于是悄悄的我们做了这个展览,在复旦学生活动的两楼,下面是打乒乓的地方。后来没有发生什么。

《格子女孩头》(1988),余友涵,图片来源于艺术家

澎湃新闻:后来你又是怎么从抽象画开始转向画波普了?
余友涵:1980年代以后,经济方面是往前走,但是人的内心方面,并没有往前走。每个商店,都是看着钱,钱能够多,心里就开心。我觉得不大对。我觉得我画的东西,要想办法,推动一下社会。我才从抽象画出来,虽然我内心也有一些东西继承在抽象画里面的,但是总体上说,它是一个不投入社会的状态。我要离社会更紧密一点。我想通过画来达到。
我第一张画,画的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前面有一个白的栏杆。我在学校里画的,有一回,我们总支书记进来,他看到这张画,不响,看了半天。这是你画的?我说,这是我画的,怎么样啊?画的是毛主席,他不会说不好,看了半天,说,哎好的好的。我也没有多讲,这什么意思。那个时候,你不需要讲的,大家都挂着毛主席。
那时候我会特别注意,不能够损坏毛主席的形象。我的任务就是把毛主席变成一个正常的人,是人,不是上帝。我都是根据新闻照片画的。还有一张毛主席打乒乓的。自从乒乓外交之后,中美两国就比较接近了。凡是重要的历史性的事件,我都拿一张画作为纪念。

《黑色绘画》(2000),余友涵,图片来源于艺术家
澎湃新闻:在这之后,你就开始画“啊!我们”,关注更多普通人和中国传统的内容了。
余友涵:“啊!我们”这个是画了中国最早的,包括兵马俑,石狮子。这是一条线,就是历史的线。有的人很会说,我自己也同意,他说我就是要把中国人的DNA显示出来。显示的是不是很好,这还是问题。当时画了不少。
为什么叫“啊!我们”,这个里面,我的脑子里面,这个感情有一点丰富。
澎湃新闻:2002年之后,你又画了“沂蒙山”系列,据说这是中国非常质朴的一个地方,能谈谈你的心路吗?
余友涵:有的人开始赚钱了。我为什么要画沂蒙山。这个地方的人民,就跟我们汉朝的情况差不多,衣服差不多,思想差不多,劳动的方式也差不多。我去了之后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因为人的心灵还是跟从前一样,没有被钱完全掌握。

《黑色绘画》(2000),余友涵,图片来源于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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