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李宏宇

武汉艺术家柯明作品《3000亿人民币的灰烬》。这些灰头土脸的编织袋中，全是纸币的灰烬。（CAFAM供图/图）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CAFAM）第三届双年展揭幕，大厅里搭起高低绵延的彩色脚手架，架上散布着或大或小的二维码。看美术展也离不开手机了，好像是个令人唏嘘但无可抗拒的现实。

每个二维码代表一个艺术家和他提交给双年展的作品方案。按照提示安装应用，可以看到作品方案的文字介绍和一段视频——艺术家面对一群专家模样的人，阐述想法，告诉他们作品怎样实现，大概花多少钱；然后是双方问答和讨论。

CAFAM双年展办到第三届，在展览策划方式上迈了两大步。第一届双年展最传统：由策展人或策展团队，度定一个主题，围绕主题选择艺术家及作品。双年展的鼻祖，有着120年历史的威尼斯双年展就是这个搞法。第二届，央美在世界范围内联系有策展专业的艺术高校，由学校推荐六名活跃在策展领域的毕业生，每人策划一个单元展，构成一个大展。

第三届CAFAM双年展没有策展人。

“相对固定的双年展操作方式，很难避免单一化。我们看很多双年展，这个也是这些艺术家，那个也是这些艺术家。”高高是第三届CAFAM双年展的协调员之一。

2016年5月，第三届CAFAM双年展对外公布了参展方案征集消息。双年展主题“空间协商”，既是对艺术作品方案的命题，也是双年展的操作方式——你提出作品需要的空间和实现方式，我们来商量你能不能使用双年展空间。

6月到10月，作品方案源源不断从近二十个城市涌来，美术院校在校生、毕业生、职业艺术家、非职业艺术家、非艺术家……约三百个方案中，最终有220个来到北京，在央美进行的四次共十六场方案协商会上完成了协商。坐在方案提交人对面的方案协商员背景各异，有双年展顾问委员会的委员、艺术评论家、非当代艺术领域的学者、媒体从业者、艺术爱好者。

美术馆大厅脚手架上安装的220个平板播放器，循环播放每个艺术方案的现场协商过程。每个协商视频时长约10-20分钟。它们是这次双年展的基础内容，全部看完，至少需要3000分钟。

只协商，不评判

来自武汉的艺术家柯明提交了方案《3000亿人民币的灰烬》。他带到协商会现场的，不只电脑里的方案和资料，还有几个塑料袋，里边装着不同颜色的细碎纸屑。2015年他在网上看到新闻，有3000亿面额的废旧纸币经粉碎压锭，运到江苏一家指定工厂焚烧发电。柯明灵感顿生：3000亿使用过的纸币背后，有过多少人的操劳算计，多少欢喜、悲伤、峰回路转或者阴暗残酷的故事。现在一切化为黑灰。

辗转联系到江苏工厂，柯明通过合法手续购买了纸币焚烧后的16吨灰烬，以及少量未焚烧的碎屑。他的方案是用纸币的灰烬塑造一尊无字碑，形制上仿陕西乾陵那尊著名的无字碑。

材料耸动，简单陈述后，方案轻松引起了协商员的兴趣。央美美术馆学术部主任王春辰教授，也是此次双年展顾问委员会委员，认为塑碑也许多余，“多绕了一个弯，原状陈列已经足够了。”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讲述了自己在德国巴登-巴登看过的一个展览，就叫“钱”。其中一件作品是两个硬币，一枚欧元，一枚泰铢——两种硬币在材质、大小和重量上几乎完全相同，价值却相差几十倍；背后的故事是，也不知谁发现了这种泰铢硬币，用它在欧洲国家打了很多投币式电话。

还有人出主意，那些未焚烧的纸币碎屑，甚至可以分成小份出售给展览观众。

《3000亿人民币的灰烬》最后部分采纳了协商员的建议。在央美美术馆展厅，沿着白色展墙高低起伏地堆起灰头土脸的编织袋，袋中是纸币灰烬。对面展墙上播放柯明在江苏工厂拍摄的视频，一个玻璃柜中整齐地陈列几堆碎纸屑，观众需要稍微想一想，才能通过纸屑颜色辨别出它们曾是面值10元、20元、50元还是100元的纸币。

“协商员并不评判方案的优劣。”作为双年展协调员，每一次主持协商会时高高都要跟协商员交代工作方法，“而是他有一个想法，协商员从各自领域提出一些联想、建议，也许能够让方案更丰富。”

芦慧娟的方案是在美院及周边捡各种废弃物，为它们整体或局部镀上一层金箔。在她看来，上美院就是镀金。芦慧娟一直想上中央美院，考了很多年都没考上。从河南大学绘画专业本科毕业后又考了两年央美研究生，还是不行。与协商员的沟通中，她倾倒了心里的怨气：“好多同学朋友，上过美院的和没上过的，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这是《镀金》的大致意思——哪怕镀了金，垃圾还是垃圾。“所以还不如让我来上，我来上之后肯定不一样。”

“以参加双年展的方式来美院不也挺好么？”协商员、艺术批评家杨北辰说。“对啊，这本身也是镀金啊。”芦慧娟笑了。

一次展览，四副扑克

协商要求艺术家具有足够的口头表述能力。规定的5分钟内，艺术家至少要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有限的时间内表达核心观点，在这么快速的社会，对每个个体都是越来越需要的基本能力。”高高说，“表达也是梳理和提炼艺术思路的过程，能讲清楚，其实你已经想明白了。”

220个方案，最终选出七十多个实施成作品，由双年展提供部分制作费用。

除了央美院内的两处展览空间，双年展作品还放进了附近的望京医院、花家地实验小学，以及东直门的一家商场。

望京医院里的作品都跟医学扯得上关系。艺术家沈少民的《我是我自己的结果》，把身体作为某种“期货”捐献给艺术。艺术家声明，在自己离世后把眼角膜捐献给失明者，接受角膜的人离世后继续捐献，如此延续，“能用的器官捐献给有需要的人”；不能捐的部分，留给艺术家。

他已从六十多名艺术家那里征集了用他身体做作品的方案，方案陈列在门诊候诊区的展柜里。方案征集持续到艺术家去世，每两年集中展览，并做成文献。

北京在校学生赵子淇的《微视角》把人们日常交往中时时发生的“以貌取人”拉近到极端距离——她用手持皮肤测试仪扫描500个人同一部位的皮肤，放大到细微的毛囊都清晰可见，输出成10厘米见方的彩色照片。照片上标注每个人的年龄、性别、职业，在望京医院一处墙上，拼出五色斑斓的一幅大图。不时有医生停下来看，在感受到作者意图前，他们至少更能察觉这些皮肤的生理甚至病理特征。

没有变成实体作品的方案，仍是双年展的组成部分。CAFAM双年展做了四副一套的扑克牌——正好220张，每张牌的正面是艺术家和方案的名字，背面是它的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