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艺术 文：姜俊

▲ “龙肝凤脑-八位新锐艺术家”展空间外景

▲ 策展人、艺术家和OCAT工作人员合影

▲ 策展人秦思源媒体导览

所有混迹当代艺术圈的看客可能对于本次展览的各位艺术家的作品如数家珍，作品也大多是老的，都曾经在各场不同的展览中呈现过，丝毫没有什么意外，那么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新的排列组合，即所谓的“在场的作品间性”。

▲ 策展人秦思源媒体导览

▲ 观众参观

虽然白立方展览空间（上海OCAT可能应该被说成黑立方空间）被认为是无文脉和无历史的中性空间，但它在内部却又形成了一种关联性生态，特别对于装置和影像来说，作品和作品之间都在争夺着彼此的空间，或是互相干扰着、侵蚀着、映衬着、扶持着……从它们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可以明白的看出策展人所介入的强弱。这里我们想问的是，诸艺术作品是在何种关联中被一一安置呢？在策展人的强势介入中艺术家的作者性到底又能保持多少？从1967年罗兰-巴特宣布“作者之死”以来还有所谓的作者性吗？

今天当艺术家点石成金的使现成品变成艺术品，策展人正通过把艺术品和艺术家带入公众的视野，带入展示的机制，使得它们/他们作为艺术品和艺术家被对待和被阅读——完成炼金术的最后环节。

▲ 策展人秦思源发言

根据策展人秦思源的表述：“展览‘龙肝凤脑’呈现了新世代艺术家之间的彼此对话”。策展人将OCAT上海馆的两个展厅分割成八个小空间，使艺术家们的作品在分布于展厅四周的小空间中三两相对，其空间之间却又彼此独立，相反中间大部分空间却被闲置出来。借助这样的方式，策展人回避了对于宏大主题的探讨，并制造出八个带有自创语境的小型展览。

▲ 展览现场

据说展览主题指向艺术家的性别问题，艺术家依据性别组合被分布至各个展厅，仿佛是对男女艺术家作品之间暧昧或斗争关系的隐喻。A厅被分割成四个部分，每个空间展示了一位男性和一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B厅则以“男-男”、“女-女”、“男-男-女”、“女-女-男”的组合方式进行展出。据说这样的安排，暗示了性和打斗的双重组合，企图揭示作品近距离之间有可能产生的张力。

最有趣的是展览颠倒了前台和幕后的出场次序，被闲置的中心区域都被作为“幕后”，并呈现出大片假墙的结构，只有通过这样的非正式空间才可以进入一个个展示隔间。如此的设计的确解构了普通展览的宏大叙事，所谓的后台仿佛成为了一种“括弧”，一组组作品的对话被放置在其中，一一区隔出来。荒诞不经的展览题目“龙肝凤脑”因而意趣盎然，它并不宣誓任何的主体性。与之相对，传统的展览在宏大叙事下展开，形成了一种策展人的主体性和展览的主题性，艺术家的作品被作为材料烘托出策展人的理念。这是一种压抑——用策展人的主体性去压抑和收编艺术家们的，但秦思源的这种设计却没有。他无可厚非的同样把艺术家作为材料，却没有把它们压抑到单一性上，而是强迫两到三个作品之间形成对话，互相介入和干涉着。因而“在场的作品间性”成为了本次展览的看点，对于各个精熟于当代艺术的看客们，每个作品都有着自我的展示历史，它们在每一个展览中都获得不同的环境（周边其他并置的作品，或在不同展览的主题大叙述下）。这些历史成为了看客们的记忆，一同参与到新展览的观看中，与其说他们在观看作品，比如说在观看一种新的“作品间性”。在这方面来说策展人的设计毫无疑问地实现了一种新角度的转换。

▲ 展览现场

1967年罗兰-巴特宣布“作者之死”，其实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展开，这时无论是文学、艺术、电影……都在批判高高在上的作者霸权，相反提倡一个邀请读者加入和参与的好主人。当代艺术的晦涩和开放性解读符合这样的述求，同时它为策展人的操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完全可以在一种劳动分工细化的角度上理解，这时“在场的作品间性”成为了策展人工作的重心。对于这场展览，无论策展人是否真得在一种性别问题中展开，我们都可以暂且接受，并配合着以此视角阅读。艺术家的主体性永远处于和策展人的博弈中，有时甚至成为了一种多余，成为策展人创作的材料。

每年12月都是上海OCAT展示年轻艺术家的时刻，这对于策展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是如此的不同，不可能有一个框架能统摄全部，最后展览往往只会沦落成作品的堆放。这大概不是策展人所希望看到的。

▲ 展览现场

拉康曾经提出过有别于压抑的排除（forclusion）。压抑是一种单一化的体制对于个体的暴力，由此它获得了个体的抵抗，就如同福柯所强调的，心理内面的主体之形成和基督教的祷告体制息息相关。只有在强制性的忏悔制度下，个体才迫于无奈去发觉自我的底层，在不断地对自我的审查、挖掘、批判中，主体由此诞生——主体起源于对于压抑的抵抗。60年代后的精神分析宣称主体（Subject）不是建立在无意识之上的，而是被单一化权力所压抑而变形出来的“臣属体”（Subject直译为向下的投射，其动词为使之屈服）。在病理学上呈现出一种强迫和偏执。

相反拉康所谓的“排除”是一种逆向发展，即内面的“主体性”无法建立。在压抑下的主体是坚定的，不容易被他人和其他传统所影响。但在“排除”下，内面的主体化过程并没有完成，个体在无数的诱因下浮动着，他们是缺乏意志的大众，因为他们对于任何坚定的“意义”都表示不信任和怀疑，甚至是冷漠。这一态度的典型就是后现代下多元主义的消费者们。80年代以来，后现代对于传统单一价值的批判业已成功，宏大叙事被在嘲笑中消解，人们误解自己已经获得了解放（如利奥塔所幻想的），他们其实却被囿于“排除”的权力之中。貌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主义文化造成了我们的选择障碍，它在底层却奠基于单一的消费逻辑之上。“排除”构成了我们今天社会总体的精神气质——它不再是强迫和偏执，而是精神分裂。

▲ 展览现场

在当代艺术实践中，我们正是看到了这种现象。在个体艺术家的作品中呈现出不同样貌的偏执：李燎在《我是正义的》、《只要你不倒闭我就一直弄你》中展现的极端态度；于吉在《女巫之石》记录了她把自制的人造石拖上了台北七星山的过程；沈莘在《据点》中记录了对于某个苏格兰佛教教派的调研；林科对于数码图像的系列作品…… 相反，在总体上所有的作品却反射出了整体社会的“精神分裂”，它们的确难以被纳入到任何的宏大叙事之下，正如秦思源的抉择那样，它们只有在三三两两的自我对话中和互相冲撞中、对决中才能呈现出一个个主体的鲜活样貌。我们所处于的当代正呈现出这样一种精神症状：一方面，无论在艺术实践，还是在各种美学创新中都不断挖掘和“发明偏执”；另一方面却在总体上欢庆这普世性的极端“精神分裂”，各种审美实践都争相斗艳，在公众关注的“海平面”上沉浮共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