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文：武漠

维沙·K 达尔，《马尔殊－暴风神》，2016年，含束光灯和反光池的特定场域装置，PSA展场图

来自印度的Raqs媒体小组为第11届上海双年展拟定了既发散又凝重、一个近似行动进程而非既定框架的“主题”：“何不再问？正辩，反辩，故事”。主体与客体的缺席使得“问”很难再被视作天然具有上下文关系的质疑姿态，如此一来，“何不再问？”更像是一句富于煽动性的口号，它无形中加强了通过双年展体制“发问”、“反问”与“追问”的必要性与紧迫感，又试图经由双年展的运行而获得更为广泛的主客体。换句话说，这一口号本质上适用于任何城市的双年展，对于Raqs媒体小组这样同时身为艺术家和研究者的策展人来说，也许重要的不是为上海量身打造一个双年展，而是观察双年展场域在上海可能产生的效应，如同他们在访谈与策展前言中多次征引、在当前中国非常时髦的“三体”理论一样：一种无法预先测知的变动状态将会持续发生。

玛卓琳·戴克曼，《月亮站》，2015年，钢制钟摆和沙、桌子、录像、拾来物，PSA展场图

枝蔓丛生的组织架构成为本届上海双年展最为显著的特征，主题展期望转变策展人带领其副手对主题进行视觉解读的常规模式，策展人反复强调的几个新名词将在观展过程中对观众进行持续轰炸：四个“终端站”、七个“复策展”平台，“理论剧院”、“51”人项目等。其中，“终端站”的构想与Raqs媒体小组在2008年为第七届欧洲宣言展打造的“情景（Scenarios）”部分极相似，强调浸入式体验及持续性思考。但问题在于，“终端站”作品带来的生理感受太过于强烈，以至于观众难于冷静下来思考些什么：在PSA一层，依凡娜·弗兰克的作品《迷失站台》刻意打造了失明、失重的空间，密集而刺眼的白光LED灯令人无法忍受在其中长时间停留。而横亘于二楼平台的巨型装置《存在巨链—行星三部曲》可谓典型的双年展式奇观，由牟森领衔的四十多位艺术家共同搭建起陌生星球般的复合体，进入其内部的过程如同一次诡异的星际探险，庞杂的声、光、电、影像、生物媒介充斥其中，所带来的刺激不亚于任何主题公园的游乐项目，这一印象在钻出该装置、目睹入口处等待中的观众长龙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牟森＋MSG，《存在巨链－行星三部曲》，2016年，实验剧场空间、影像、声音、现成品和蜜蜂，PSA展场图

在游乐园式喧闹与“小苦旧”式悲感之间，主题展的气氛摇摆不定——所谓的“南南合作”前提下，以质问与批判态度援引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与政治事件的作品数量颇为可观，并在形式上发生着明显的同质化倾向。这样的例子在展场中俯拾皆是，比如新井卓《为福岛第一核电厂的多重纪念碑所作的初步设计》与阮芳灵《圣化的云》，日本和越南两国灾难性事件的图像在不断重复和重新编排后竟然获得某种美感；又如凯勒·巴勒凯《无名的图像》与阿扎德·阿卡拉基《来自一个目击者》，前者刻意抹去了叙利亚战争中的受害难民形象，后者则是刻意重构了伊朗历史上自由斗士们的殉难瞬间，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将面目模糊地留存在集体记忆之中。

郑波，《为伊唱》，2013-2016年，互动装置，PSA展场图

“何不再问？”提供了一个包罗万物的“宇宙观”之后，便退隐至文本间，但这个口号不足以解决参展作品的扁平与同质，其所导致的平庸反倒使那些真正富于幽默感（林科《苍蝇》、陶辉《我们共同的形象》）、直白揭示人之处境（瑞吉娜·侯赛·加灵多《我还活着》、张怡《游移湖》、杨振中《伪装》）、或探求形式与技术极致的作品（托马斯·萨拉切诺《音速宇宙网》）轻易地脱颖而出，成为主题展中不可多得的记忆点。策展文本与展览本身的疏离，展场墙面拗口的说明文字与复杂的策展结构，使得“何不再问”并不像它表面看上去的那样民主，策展人、艺术家、观众似乎处于不同的发问平台，这三者在双年展场域中的碰撞本来该是“三体”理论的绝佳范例，但最终，他们却像三个平行宇宙般各行其是。

托马斯·萨拉切诺，《音速宇宙网》，2016年，蛛丝、宇宙尘埃、星风和投影，PSA展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