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FT中文网 作者：Louis Hothothot

在欧洲，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中，“经济上的巨大成绩”和“政治上的缺乏民主”的矛盾占据着主要版面。另一方面，通过艺术家去了解中国，是个有效又时髦的方法。自然而然的，政治性的标签总是和中国艺术家如影随形。

蔡国强，尽管在中国有诸多争议，但谁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他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这个话题国家在西方国家的最主要的艺术代言人之一。

在荷兰，蔡国强的名声远低于艾未未。所以，当他获得了荷兰最重要的国际艺术大奖——博尼范登当代艺术奖之后，荷兰人开始学习发出绕口的中文：“kai”国强（英文中c的发音是类似k）。9月30日，“kai”国强在荷兰的第一个个展《我的绘画故事》开幕，策展人Paula van den Bosch特意强调了一句：“蔡国强，是和艾未未同一级别的艺术家”。这句话更加鼓励了人们观看蔡国强的“政治性”的视角。

然而，在展览《我的绘画故事》中，蔡国强是反对政治性地解读艺术的。而且在这个展览中，蔡国强放弃了他赖以杀伐四方的武功：烟火表演和大型装置。当策展人Paula和蔡在纽约第一次会面的时候，地点是那个由库哈斯设计的奢华的蔡工作室里，蔡国强问道：“我想做一个单纯的画展，ok？”策展人犹豫片刻之后回答：“O－K.”；“我想把我的家人、包括爱人、女儿、奶奶的作品一起展出，ok？”策展人沉默了，最终还是回答：“Ok.”

于是，在《我的绘画故事》展览上，蔡国强的作品仅占了三分之一，奶奶写的名字（奶奶90岁的时候开始学写自己的名字），父亲的民间绘画《威震华夏百福图》，十几岁的小女儿为上海迪斯尼开幕式设计的方案草图，妻子30年前模仿后印象派的油画等作品，都和蔡国强气势恢宏的火药画，并列在展厅里。这些作品，讲述了蔡国强——一个有着艺术梦的泉州男孩的成长故事和他的家庭。

换句话说，这个展览呈现出了一个跨越四代人的艺术历史，你可以看到文化、艺术理念的不同，进而去思考造成这些不同的原因是历史的、地理的、知识的、阅历的、年龄的、性别的、还是其他的？他提供了一种宽广的历史的、社会的氛围，同时弥散着浓得化不开的亲情。

然而，西方观众未必沿着蔡国强的单纯讲故事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比如，谈及父亲，蔡国强说到：“我的绘画启蒙，是坐在我父亲的腿上，看他在小小的火柴盒上画山水，方寸之间，天涯万里，火柴盒虽小，感情世界却既深又大”。“对于世界，泉州就是一个小小的火柴盒，父亲的火柴盒还让我在全世界点火－－还炸出来了和平奖”。对此，西方观众（包括策展人本人）对这个案例的解读更多是关于“文革”，他们更愿意相信，因为文化的压制，蔡国强的父亲不得已烧掉了很多的作品和书（当然这也是事实），小小的火柴盒，易于藏匿，文人命运昭然若揭。火柴盒画的故事，政治味道醇正甘洌！

另一个例子，蔡国强在展览中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一个艺术理念：“用一个艺术家的观察，探索未知的世界，不是为了批评，也不是为了对抗什么。”这个理念诞生于“八五新潮”时期的蔡国强。那时，中国的艺术世界分成了两个阵营，一类是政府宣传的艺术；另一类是对抗官方意识形态的艺术——艺术为促进民主。两种艺术都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那么，艺术有没有另一种出路呢？蔡国强在1986年出走日本，就是为了逃离这种政治气氛的摆布；一如“文革”时候的他，逃学去游泳、钓鱼。

蔡国强说：“艺术对于我，就像时光隧道，让我处在看得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之间，在体制内外徘徊，在社会现实和艺术追求之间摇摆”。蔡国强认为艺术是可以跨越政治的束缚的，当年蔡国强在日本做“与外星人交流”计划的时候，适逢日本文化界激烈地争执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蔡国强期望能不能放弃狭隘的冲突，去扣响宇宙呢？所以，从少年、青年、中年的蔡国强的旅迹上，不难看到蔡的出世之态。

然而，一个荷兰记者亲口对我说：一个政治性的环境下，一切都是政治的，反政治就是政治，高度的政治！

既然一起都是政治的，那么争执是不是政治的，又有何益呢？

对于遥远国度的艺术，文化偏见一向是概莫能外，政治性的标签一旦贴上，朝夕之间很难褪下。何况，政治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人们的有色眼镜会比问题本身更加持久。然而，艺术会长存，今天的政治问题会过去，新的也会来。艺术是关于表达的，艺术家对自身环境的反应、认知，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现实。

今天，蔡国强在不同文化、媒介之间穿行30年之后，重新回到了绘画，用火药为材料，在画布上炸出东方情趣的抽象画。

我毫不怀疑这是赤裸裸的当代艺术，可是当这些画和蔡的父亲的火柴盒画，蔡奶奶的拙稚的书写，放在一起的时候，一个艺术家庭的审美气质的来龙去脉，就像他们彼此的面孔一样相似、清晰。

穿过蔡国强奶奶、女儿，妻子的展厅，展览终止在蔡国强的四幅大画《人生四季》上。蔡国强自嘲过：“人老多情，最近几年开始喜欢花花绿绿的颜色”。《人生四季》色彩饱和明艳，有春宫图的趣味，又有写意画的情调，好似是传统美学的回归，又好像蔡国强持久的寻根之旅的一次绽放。

在欧洲多年，我看过的深刻的展览很多，但是让我感动的很少。蔡国强的《我的绘画故事》让我感到温暖，他的艺术策略是一种普世的语言，一个家庭的故事，讲述自己的起源和归属。但这又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的策略，还带有一种强烈的自省能力，反思自己的艺术家身份，追寻深植内心、从未远离的绘画梦想。自废武功是勇敢的，尤其是在若干个“第一次”（第一次荷兰个展，获得荷兰最重要的艺术奖，第一个亚洲艺术家，第一次呈现个人的家庭生活）的压力之下，这我想起了侯孝贤的话：“电影要背对评委，直面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