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坦:我的工作是社会实践,不是社会介入
发起人:小白小白  回复数:0   浏览数:1530   最后更新:2016/12/05 09:16:53 by 小白小白
[楼主] 小白小白 2016-12-05 09:16:53

来源:打边炉 文:段子迎


徐坦在旧金山


原标题:一份关于《社会植物学在旧金山》及其它的不完整问答

受访者:徐坦

采访者:段子迎 (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策展研究员)

内容整理:段子迎

采访时间:2016年8月



和艺术相关的根本性的自由


段子迎:从2015年后期到2016年前期,你在旧金山为“社会植物学”项目采访了很多人。今年下半年你从采访者中选取了几位“艺术家”来研究。这些人有些是在业余时间从事与艺术相关工作的非职业艺术家,有些是同时从事其它社会工作的艺术家。他们在项目中被统称为“艺术家” 。你可以解释一下你选择他们的标准是什么吗?或者说他们有什么共性?


徐坦:这些文化工作者的共性在于他们都身兼其它工作,特别是社会性工作,艺术是作为自己的兴趣喜好。可以说他们是“业余的”,不像职业艺术家,将艺术作为自己生涯的依托。终生受到“行业”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不自由的。对于“社会植物学”项目中选取的艺术家来说,艺术具有不同意义。或许他们的方式触及到艺术的某些更为本质性的要素。比如,他们有一种和艺术相关的根本性的自由,即他们可以随时不做,而这对于“艺术行业”的人们来说是困难的。


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们多数将艺术作为进入社会性工作的路径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的艺术,具有社会实践性的意义,和现实性功能。这和在当今艺术系统中活动的人的工作相比,是一种有本质差别的艺术和艺术方式。有时,这样的艺术难以成为艺术市场的买卖和消费物,但是却成为链接艺术,人的美学意识活动与更广泛社会存在的桥梁。


段子迎:能否继续解释什么是艺术的本质性要素?你所言的艺术的本质性要素是否等同于当代艺术的本质要素?


徐坦:对于我来说,超越自身和其它功利,及功效性需求而进行的自由的艺术活动,具有更为本质性的意义。举例,比如超越市场需求,个人生涯关照,以及政治社会功能性要求的创作活动。那么反过来诘问是:怎么看待对社会实践性有广泛诉求的当代艺术,我觉得,当代艺术由关注个人自身,转向关注更大的存在范围,比如社会,以及知识领域。而这种转向依然是超越其它功利及功效性需求的。

"社会植物学在旧金山"项目阶段性展示(孙卓摄影)


段子迎:当你谈到业余艺术家拥有与艺术本质相关的自由,我们是否可以说这种自由适用于任何将艺术作为爱好的人?


徐坦: “业余爱好”本身确实具有某种艺术创作原初的纯粹性。而艺术的“专业性”正面意义上的含义,本身是无损于那种原初纯粹的,而它的负面意义在于“方法论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根据传统中国哲学,和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某些看法,“方法论主义”割裂了日常感知的经验,而这种割裂有损于艺术的重要的因素:日常感知功能。然而在艺术的“专业性”在社会操作过程中,实际上是使艺术更容易变成功利及功效性的观测指标。



以艺术的方式进行的社会实践,以及社会实践的艺术


段子迎:如果谈到以艺术形式作为社会性工作的人,实际上这种人群比“社会植物学”中选择的人多很多。只要我们将艺术理解为一种方法指导或者媒介,如绘画和音乐。例如,人们运用涂鸦的方式倡导公民权利。你是如何界定这种艺术的现实性功能?


徐坦:我认为,艺术除了对世界的感知和美学活动外,还具有被社会使用,以及市场功能,即使运用艺术进行社会性活动的人群,本身依然具有不同的目的,志趣。比如,为了政治而进行的艺术活动,和在艺术中的对政治的关切, 虽然在表面上两者很接近,难以分辨,但是具有实质性的不同。在社会运动中运用艺术形式进行活动以达到“善”的政治目的,这无可非议,而且值得支持的;但是,以“恶”的政治目的出发利用艺术,在历史上也是常见的。作为艺术家,我更重视的是,作为“他者”的社会政治事物,人群,知识世界甚至宇宙,如何成为“自我”。也就是“我,即世界”,在这个出发点上,我们进行艺术活动。


段子迎:好像你想通过在“社会植物学”的项目中强调“业余”这个概念以此批判专业化的当代艺术系统。然而相较于非职业艺术家,我们不能否认职业艺术家具有在美学上、认知上的知识生产的能力。尽管他们深陷于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之内,但是他们从很大程度上将社会议题的讨论推向一定的深度。


徐坦:这次项目并非刻意批评职业艺术世界和系统的。主要旨意在于探究艺术究竟在何种社会范围运作的可能,谁是艺术家,谁是观/听众。如果引起对于职业艺术世界的批评,这只是一种延伸。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其实质性含义是什么?这句话对于我们的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在我们项目里的艺术家,体现了“艺术家”,和“观/听众”身份可以互换的情况,我认为这体现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的生存活动与美学意识活动的普遍关系。


段子迎:接续我上述的问题,职业艺术家所做的社会实践类艺术与您在社会植物学项目中选取的用艺术的方式做社会实践的艺术家区别在何处?


徐坦:很多职业的当代艺术家,包括做社会实践项目的职业艺术家,他们主要工作生存的对象和环境,或者说他们的“社会”,是艺术体制。或者是透过艺术体制之眼看到的社会。他们对社会的判断是有别于业余的社工艺术家的,如果他们的社会活动出发点,是一种“三大正确”概念的话,那么这些概念更像一种“文本知识”,在真正的社会描述中,虽然这种正确性是“天然的”,却是“贫困”(贫乏)的。而这些业余的艺术家或从事其它社会工作的艺术家是亲历自身的生存经验之后(并且依然在其中),确认这种对“政治正确”需求的必要。比如Roy,他对于在城市改造中民众需求的组织和传递,是和他父亲,家庭经历有关,正如他在谈话中说到,这是“值得做的,” 特别是父辈华人为少数族裔争取了权益,他觉得很值得去做记录。所以,这种行动方式从方向上是和职业艺术家的方式相反的;职业艺术家在社会介入活动中的角色常常是“老师”,具有天然的正确性。职业艺术界的社会工作方式是:(正确的)概念——实践,而业余爱好者,是从实存的经验——(正确的)概念。我看重的是这个,那么这个情况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艺术成为社会普遍的一种生存活动,后者显示了很大的未来可能性。

徐坦录像作品截图,上图为受访者、爵士音乐人、社会活动家王世明


段子迎:您邀请这几位在社区工作的艺术家参加您的艺术项目,会对他们的原本的社会实践工作活动有什么影响? 其实您选择的多数“艺术家”已经在做社区工作了, 那么您的项目展示如何让这些与社区活动有关的内容再次“进入”社区?


徐坦:我希望建立一个平台,让这些艺术家们有机会强化自己的创作和社会存在的关系, 通过这种实践,得到在艺术机构里如何面对社会的体验。本来很多社会实践性艺术是可以在艺术机制以外的地方进行的,但那是完全不一样都场域,而在艺术空间做艺术,或许是他们较少经历的。这种经历应该很有意思,艺术空间有它自身的公共通道和社会语境,或许能打开某种新的维度。我不认为他们参加我们项目后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把握自己生存,艺术活动之间关系和方向。


段子迎:什么是艺术空间自身的公共通道和社会语境?


徐坦:艺术空间是一种社会媒介,由艺术体制和机构的社会关注所引起,带来的公共沟通的渠道。


但是它作为社会媒介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比如它不同于新闻媒体,政治,经济机构和社会的关系。这个语境就是:艺术。艺术与政治,文化,社会生存的关联性。


举例:艾未未是使用艺术机制和语境非常成功的人,在中国有不少的争取和呼吁公民权利的律师,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做了很多实质性工作,但是在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地方知道他们的人很少,所以他们得到的支持呼声也很少;而艾未未做的工作并不多,而恰好是使用了艺术系统作为公共通道,和当代艺术作为语境。


当你观看这种艺术的时候,你看到的它似乎就是政治表达,当你在政治的现实层面上深究它的时候,它却只不过是艺术,在现实性方面有了缓冲和间接性。这就是艺术的社会语境。去年,我和一些艺术家谈,为什么一个导演将她拍摄的斯诺登的纪录片拿到惠特尼美术馆展出?有的艺术家说,作为一个电影导演还在乎美术馆吗?我认为她恰好认识到了艺术空间的社会通道的价值。

張嘉欣漫画,华裔警官梁彼德误杀加勒比海青年事件中,两个母亲的故事 (关文杰摄影)



社会实践 ≠ 社会介入式的艺术


段子迎:您认为您的项目与目前当代艺术领域被广为标签化的社会介入项目有何联系?


徐坦:我常常称我的工作是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而非社会介入(Social Engagement, 或者 Social Intervention)。我认为,社会实践有两层含义,第一,认知性的,第二,介入,引起改变的。认知性的是通过社会实践进行认知活动。在我过去的经历中,我意识到:认知性概念的产生,其方式有所不同;有通过直接的实践,亲历而发生的认识(或者概念);也有通过间接资料研究为主的方式获得,后者是现今主导性的知识生产方式。而我却尝试使用了前者。


这样的话,我的工作更着重于认知的发生(即1),而非改变社会(即2),当今社会介入的方式,更多则是以某种已有的概念为出发点,比如政治正确性,直接对社会的某些问题进行改变性实践,主要不在于知识生产,甚至整个过程完成之后,没有任何知识性的东西被生产。我觉得在社会环境非常复杂情况下的今天,我希望,改变最好在更多的情况被了解了后再发生。当然我并非不赞成社会介入性的艺术。在理念上,我认为艺术应该在更广泛的生活世界里发生。


段子迎:您的艺术行动,例如田野考察、采访当地居民,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行动方式有什麽区别?


徐坦:首先,这是以艺术本体性的方式进行知识生产,即,强调以感知为主导所进行的知识活动,以及强调了美学意识在人类认知中的重要性;我期待获得的认知,并不着重在实证性,而主要是带有政治哲学,伦理学等人文倾向的概念。我想这是不同于人类学,社会学知识生产类型的。艺术家所进行的知识生产本身也有不同的类型;我强调直接的在社会环境中的感知,并且进行一种与概念活动的相联系的认知活动,我称之为概念性游戏,其中“游戏”,是来自西方哲学,在我理解,就是超越实际功利的,有规则的人类活动,“概念的”,就是指游戏的内容是概念。


段子迎:你在旧金山的研究中发现了哪些 “概念” ?


徐坦:例如,在针对Roy 的研究中,关键词包括循环,地,血脉,埋葬,生长,敬畏祖先,能量,根。在对李太的研究中,关键词是苦,敢,做,帮,逼迁,搬迁,花,靓,乾淨,自由。

王世明工作坊现场(段子迎摄影)



公众与工作坊?


段子迎:你想邀请特定的人作为“观察者” 或“讨论者”来参与你的项目工作坊,那么你对这些参与者的身份有怎样的期待?


徐坦:对观察者,讨论者的身份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他们能够投入。按照以往在世界各地经验,年青的学生,和年青的社会活动者会比较投入。


段子迎:这些观察者和讨论者往往是被策展人和机构邀请和被选择出来的,他们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被机构化的“公众”,那么这种所谓的公共实验室是否真的有“公共性”?什么是公共实验室(public lab)?


徐坦:在资本环境下的机构,选择参与者是为了使项目进行得“顺利”,使之在社会关注中更为有效。这也是合资本逻辑运作的做法;和资本主义环境中所有行业一样,争夺关注是当今艺术活动重要指标。但这不是我们项目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有一些真正的实验。而真正的公众参与会带来不可测的前景,而选择参与者导致实验性,冒险性下降,所以显得顺利。我在以往的多数场合,是不会选择参与者的,希望这次也不要选择,来者不拒,如果来的人多,我们就多开启一些机会。所谓Public Lab就是鼓励更多的人进入对于社会议题的思考,在社会生存经验的叙述和研究方面,也就是在这个方面的知识生产上,期望有可能打破少数人话语独大的情况。(我的意思是说,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可以人人发言,但是在这个领域里是可以的。)


段子迎:为什么“谈话”是重要的?谈话可以在任何场域发生,那么,作为“工作坊”的谈话与日常谈话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谈话在艺术展览的场域是有必要的?


徐坦:不言而喻,谈话对于任何人类活动来说都是重要,我想你这里是特指在艺术活动中,谈话意味著什么,为什么也重要?从现代主义时期的艺术文献上看,强调视觉艺术的纯粹性,要回避语言。我认为当代艺术是不等同于我们通常说的视觉艺术的。在我看来,视觉活动要融入人的总体意识活动中去,而不是将视觉孤立出来,在当代社会的社会文化语境里,人的各种官能构成总体的意识活动,这种意识活动的运作可以跨越行业、学科间的间隔,能使艺术在当今环境中有更强的感知的作用,所以,语言不仅是总体意识活动媒介之一,也是人的各种官能间的沟通链接。“工作坊”的谈话和“日常谈话”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工作坊不仅发生在当代艺术里,很多行业学科都有,工作坊有主题要求。唯一值得提醒的是,艺术的工作坊,要关注美学意识活动如何参与我们的社会生存经验,影响这种经验的发生和叙述。视觉,听觉,味觉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可言说”的感觉,“不可言说”和“可言说”的共同运作,所带来的发现和感知,大于单独官能在人为隔离状况(与总的人的意识活动以及其它官能的隔离)下的单独运作。这和视觉艺术行业和产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我在这里说的是当代艺术,而不是指艺术产业。在今天继续维护视觉艺术的纯粹性,更多是为了市场需要,或者文化消费需要。


令人困惑的是,如果说只有“无为”或者“减速”,才能延缓资本主义“疯长症”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而我们的工作却又在资本逻辑里面。



*关于社会植物学在旧金山(2015-2016)


“社会植物学在旧金山(2015-2016)”是艺术家徐坦受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Chinese Culture Center of San Francisco)邀请继 “旧金山华埠关键词学校(2013-2014)”之后于华埠旧吕宋巷41号艺术空间进行的第二个研究、展示及社区公共项目。徐坦将植物被人类活动从外地引入当地的现象统称为“植物的移民”。这种植物社会化的现象,是徐坦在走访各地的考察中,对人类移民生存状态的隐喻。自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徐坦为项目前期研究走访了多位本土华裔居民、社区工作者、社会活动家和艺术家,例如社会活动家李郑祝(Mrs. Chang Jok Lee),城市规划师、社会运动纪录片导演陈浩志(Roy Chan),爵士音乐人、社会活动家王世明(Francis Wong), 漫画家、教育工作者、社会活动组织人张嘉欣(Kayan Cheung-Miaw)等等。


从2016年7月始,徐坦从前期受访者中抽取样本,著重考察身兼社区工作者、社会活动家与艺术家三重身份的华人群体。此次位于旧吕宋巷41号的系列展示即通过受访者提供作品及档案,艺术家徐坦的采访和分析以及策展研究员作为中介的调查质询,成为三者之间对话成果甚至对话过程的呈现。在展示的进程中,旧吕宋巷41号向公众开放据不同受访者背景所策划的工作坊, 尝试建设一个公共的研究性平台。


本次项目一方面以华人移民社区为例,探索以艺术的方式所进行的社会实践如何与日常感知及活动(如种植)相互影响,并且进一步思考社区及社会政治运动与日常叙事、权力意识、文化传统等之间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该项目将试炼艺术家如何通过田野调查、访谈、工作坊和展示的方式协调社区与当代艺术,以及讨论作为研究的艺术与视觉艺术创作的关系。

项目小组:陈畅,段子迎,李安琪

社区联系人:旧金山华协中心林梁淑萍

该项目由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支持。

关于“社会植物学在旧金山”更多资料请参考 41ross.org及c-c-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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