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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Khazar难民营，Hassan Sham，伊拉克，2016年10月26日.摄影：Zohra Bensemra/路透社.
在英国退欧全民公投的前期，留欧派对胜利颇为自信。我个人也认为结果理应如此。毕竟大部分自由派媒体站在他们那一边，比如BBC。可结果是有一千七百万人投票支持退欧。我也深感震惊。但事实就是如此。当然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说明，这只不过是更为严重的，甚至可说是灾难性的打击的前奏。
特朗普很早就展示了他让人震惊的能力。他反对北美自由协议（NAFTA）就是一例。不管是比尔·克林顿还是贝拉克·奥巴马都不会背离此协议，希拉里·克林顿当然也不会，因为那会伤害富人和大企业的利益。特朗普站出来说他反对这项协议，而且他还以一种十分粗野的方式谴责了伊拉克战争（尽管过去他曾经表示支持），并对杰布·布什说，“根本就是你的家族发起了这场战争，”布什只能支支吾吾，全无还手之力，因为他无法回应。但是，除去这些时不时出现的惊世骇俗的言论，特朗普的当选仍然是让人瞠目结舌。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右翼势力回潮愈演愈烈的速度。突然之间，几乎在所有欧洲几大国家里，右翼团体都紧咬着反移民论调而甚嚣尘上，宣称“我们的国家里有太多的外国人，”通过煽动民粹主义的仇外情绪来争取选民。当然，大部分倡导这种言论的政客和其追随者们都忘了，所有欧洲国家都在向新世界输出大量的移民。同样的虚伪也可见于美国那些仇视外国人的群体，只不过是以一种倒转的方式——他们忘了，他们自己就是移民的后代。
如果说这些发展的速度使我感到震惊，那么对于这些发展本身，我倒是早有思想准备。这些倾向早就存在，历史规律也不陌生，只不过有时人们更乐意健忘。当人们受够了，当他们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当他们身陷战争，他们就会选择逃离。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危机年代就会如此。如果我们看看更近的历史，那么其实是美国和其欧洲同盟先把这些人搞到无家可归的。当你轰炸了那些阿拉伯城市和国家，把他们逼到一贫如洗，破坏他们的基础设施，实际上就是制造出了一个真空，让原教旨主义者有机可乘，那么成千上万的人选择逃离也就不足为怪了。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对移民潮的反应已经失控。当然，社会本身的不安和失调也在起作用。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比方说，社会民主主义蓬勃的时代，那么反应就会不同。但当人们深感自己的生活已经难以为继——收入微薄，不平等现象愈加严重，他们就会想：都已经这么糟糕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跟别人分享我们仅有的这点东西？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白发苍苍，在电视或者Twitter上看起来没那么光鲜的男人——在英国是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在美国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他们调动起了很多寻求改变的年轻人的支持。科尔宾成功当选工党领袖，而桑德斯却没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但社会学意义上的类比却很有趣。桑德斯和科尔宾都支持社会民主主义——当然是十分有限的社会民主主义，即便如此，在我们眼下生活的这个世界，这点已经足够令人称奇了。在几个月前的一次会议中，科尔宾告诉我，他在竞选的时候曾说，“如果我当选，我们会再次拥有免费的高等教育，就像从前一样，”但很多年轻人向他提问，“我们真的曾经有过高等教育免费的时代吗？”他们对此毫无记忆，其原因就是我曾称之为“极端中道”（extreme center）政权的崛起。那个称谓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北美和欧洲的主流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工党和保守党，以及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同类变体——实际上在联手为新自由主义服务。新自由主义系统清除记忆的速度是相当骇人的。我们的文化中不再有对历史的叙述，所以人们对自己所处的境况全无清晰的认识。
这使得维系一些貌似合理的既定事实变得更为简单：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彻底资本化的世界里，那我们就得接受现实，支持它，加强它，诸如此类。布莱尔做英国首相时相当有说服力地推行了这些观点，而他的工党内部右翼继任者们还没有准备跟这种极端中道的真实论决裂，所以他们才如此痛恨科尔宾。
左派中很多人对英国是否退欧感到为难。“我们该怎么做？”有一个阶段，我很确定地认为我应该放弃投票，因为支持英国退欧的势力集中在右翼手中。左派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比如贸工会领导人和一些政治家，说“我们应该支持退欧，因为在欧盟以贸易紧缩之名对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之后，我们已经不能再继续维护它。”科尔宾选择留欧并在欧洲内部作战，尽管他在竞选期间对欧盟其实持十分批判的态度。我们发起了一个名为“左翼退欧”（Lexit, Left Exit）的活动，规模和影响都十分有限，但我们的立场显然和我们在街上以及其他场合接触到的很多人的观点一致，他们也认为，这个国家已经身陷危机，留在欧盟只会使得我们对这种现况继续束手无策。
哈瓦那，古巴，2016年3月. 摄影：Joe Raedle/ Getty Images.
英国退欧远不是近期唯一一个极左和极右一拍即合的事件。当代的很多右翼领导人提出的理念都是一些相当奇怪的混合物，其中部分来自左派立场。法国自称“后法西斯主义”领导人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是一个极右的民粹主义者，她对穆斯林和移民抱有极大的敌意，彻头彻尾地相信所谓的纯粹法国性。但她的社会方案——我很怀疑她是否会真的执行，但至少从表面上来说——是建立在去私人化，以及大规模动用政府力量改善穷人生活等理念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她在法国拥有大量的劳动阶级的支持，与此同时，法国G。C。D却令人失望又耻辱地失去了劳动阶层的支持。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意大利G。C。D的支持者们转向了“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那是一个由自由派和右翼组成的混合体。没人能彻底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可以说，同样的道理，特朗普本人的那些怪异的立场组合也是颠覆了传统左右之分的一个例子。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三月在《卫报》上的文章很好地分析了这种现象，那时人们还都沉浸在特朗普对种族主义者的吸引力上。而弗兰克把特朗普的成功大部分归因于劳动阶层选民的一种心态，那就是“新自由主义彻底也真正失败了。”而主流的政客也确实忽视了这些人的存在。类似地，尽管在英国退欧中对移民的敌意也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很多投票者反对的其实是大公司从东欧引进廉价劳动力。在欧盟的法律之下，没人可以阻止他们这么做。这并不是基于种族问题，而是个经济问题，但这点却被媒体弱化了。
我希望我可以说，极端中道的问题在过去这一年的混乱和特朗普的当选中开始被重视，而科尔宾和桑德斯德竞选则为左派和直接民主打开了新的图景。但遗憾的是，我无法这么说。1960和1970年代充斥着一种乐观主义。其中有一些胜利，也有一些失败，但至少我们不会觉得那些失败是永久性或者半永久性的。我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糟糕的时代——我所生活过的最糟糕的时代。在南美的玻利瓦尔实验（Bolívarian experiment）的高峰期我们曾经看到一线希望，乌戈·查韦斯联合南美洲大陆共同对抗帝国主义的动人思想十分鼓舞人心。但随着他的过世以及石油价格的急剧下降，委内瑞拉已然成为一个极度贫困的国度。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状况略好，有些人认为我们会在那里遭遇失败。但是，美国想要在古巴推行的经济改革如果得逞，那我们不得不去想，也许过不了多久，古巴又会变成美国的妓院。我希望这不会发生。但如果发生了，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在世界的如此处境之下，我却因为明年要写的关于俄国革命一百周年的新书《列宁的困境》（The Dilemmas of Lenin）重新感到了某种振奋。列宁是一位受乌托邦理想启发的极有远见的思想家，一位无可救药的现实主义者。重读他的写作和相关著作令人受益颇丰，我对我的工作感到相当乐观，“致后来者：通往未来的道路只能用过去打开。”
—采访：Elizabeth Schambelan
塔利克·阿里(Tariq Ali），激进活动家/《新左派评论》编辑，最近即将出版的著作是《列宁的困境：恐怖主义，战争，帝国，爱，革命》（Verso，2017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