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宋轶

蒂姆·西尔韦，《无题（物）》，2016年，4幅照片，喷墨印刷，雕塑，雪松填料，32×187×50厘米

在银川当代美术馆的常设展厅，展出了资助美术馆的董事长所收藏的地图。这些地图几乎都是来自欧洲，从大航海时代到19世纪殖民时代，描绘各个时期欧洲人对于本土和远东的认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地图，不是枯燥的计算方位的图纸，而是把测绘和绘画结合起来的文献式创作：其中有大量三维的描绘，神话、宗教、风俗、科学观测、风土人情、贸易活动，都是构成地图的元素。

巴塞尔·阿巴斯和鲁安· 阿布-拉默，《只有心爱的人才会保守我们的秘密》（截屏），2016年，重低音双声道单频视频，10分09秒

地图展的策展人非常明确地在介绍中写道：“地图被看作是绘画的另一种展示方式。”如果说，地图过去曾作为理解世界的交流模式。那么，当我们把视线转移到银川当代美术馆的其他展厅，观察这一届银川双年展的时候（尤其是作为一届将主题指向图像的双年展），会发现地图展和双年展，两者都试图用自己的观念来表达对人和社会、人和未知世界关系的理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都尽可能地利用当时最有利于表达的技术、材料和方法。

乔治·奥索迪，《奥哈里西三世》，2012年，有色印刷，120×90厘米

银川双年展无疑是非常标准的双年展，无论是从策展人的工作方式，还是在展场中呈现出的视觉趣味，和全球充斥的快餐式的视觉群宴并无二致。它们要么源自本地官僚政策的意愿，要么就是符合当地地产开放商的战略——不要以为这种消费主义逻辑是当代的产物，几百年前的制图，同样是利益扩张的产物。只不过在今天，社会资源的整合规模更大，完成一场双年展（当代的制图工程）也并不是什么难事。

唐娜·翁，《森林诉说过去I》（截屏），2014年，双频道视频，尺寸可变

描绘地图在一开始就不是科学测绘，而是用视觉的方式输出对世界的认识，输出对人与所处的空间关系的表述。当时推动这些行为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诉求，今天仍然强而有力地存在着，就像我们不能忘了：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下，在一座被规划为重点展示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城市里，运用当代艺术的工作方法和展览体制，促成的双年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