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琳:艺术世界的全球化是一种幻象
发起人:天花板  回复数:0   浏览数:1885   最后更新:2016/11/18 10:57:13 by 天花板
[楼主] 天花板 2016-11-18 10:57:13

来源:新浪收藏


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是双年展领域的关键角色。她策划过2008年的悉尼双年展、2013年的卡塞尔文献展、2015年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2012年,她曾经被《艺术评论》(Art Review)杂志评选为当代艺术领域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不久前在上海参加国际双年展协会论坛时,她接受了媒体的专访。出乎意料地,她表达出对于艺术世界的悲观情绪,“艺术讲的是一种普遍性,或者说是人类共同的美学理想”,但是在现实中,由于文化、语言的隔阂,“这种普遍理想是无处安放的”。


卡洛琳近年频频受邀参与中国当代艺术奖项的评选工作,对中国当代艺术家有不少了解,但她依然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读不懂中文的艺术杂志,也无法获知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情况,除非把它们翻译成英语。”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清醒的意识,让她习惯于时时换位思考,从不同的文化、族群的角度去审视世界,甚至超越人类中心的思想,“人们只有逐渐放下‘人类中心论’的包袱,尝试多样视角并接受世界的多样性,未来的世界才有希望之光。”


媒体:2015年,你策划了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伊斯坦布尔无论在地理还是历史上都处在一个相当独特的位置,因为它连接着东方和西方。在策划双年展的时候,你是否会关注社会与政治背景?


卡洛琳:我以语言为例来回答。比如我现在必须说英语,因为英语是艺术界的世界语言,但英语意味着误解。我住在意大利,工作在意大利,日常语言是意大利语,但我和你们说话的时候需要用英语,而不是意大利语。我在土耳其工作的时候也要讲英语。我认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全部要说英语。这或许算是我的回答。


从语言的角度看,我们生活在一个统一化的世界,全球化的语言是英语,既不是汉语、俄语、意大利语,也不是土耳其语,甚至艺术界的通用语言也是英语。但是我们生存的世界又十分动荡,政治上的纷争此起彼伏。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个由一种语言统一起来的世界,同时又是破碎的、分离的、不稳定的,艺术世界亦是如此。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艺术就是一种幻象,它是不真实的,像一场梦。因为艺术讲的是一种普遍性,或者说是人类共同的美学理想,以及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的讨论,但现实中这种普遍理想是无处安放的。


比如英语,它虽然是一种全球语言,但它是虚幻的,现在虽然我们都在讲英语,但你们不了解我,我也无法了解你们,因为我们的母语并不是英语。就像罗马帝国覆没的时候,从苏格兰、北非到土耳其,所有的人都在讲拉丁语,然而没有人真正理解拉丁语。他们用拉丁语交流,但是他们互相并不了解。这就是当今世界的现状。


在中国,语言也很有意思,十几亿人口竟然全部讲汉语,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艺术世界的全球化其实是一种幻象,因为中国本身就有自己的汉语艺术世界,中国的艺术家们彼此十分了解,而我所居住的托里诺市(Torino)居民则永远无法深刻体会。我们读不懂中文的艺术杂志,也无法获知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情况,除非把它们翻译成英语。


我们生活的世界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知识交流,虽然进入数码时代以来,迷信数码科技的人们总宣称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知识可以随意流动融合。他们谈论跨学科与多学科,但其实我们甚至不能在一起谈论早餐,那又如何在一起谈论哲学与科学呢?我对世界的现并不乐观,艺术世界同样存活在虚无的理想里。


直白点说,策展的时候我必然会考虑到当地的背景。比如2008年的悉尼双年展,我定的主题是“倒置”、“革命”和“互换视角”(Revolutions - Forms That Turn)。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水池里的漩涡不是逆时针,而是顺时针转动的,因此这次展览将会探讨“倒置”的意义。同时,我也强调要以“倒置”的视角看政治。比如,我们一直是站在监狱之外看向监狱里面,从来没有尝试过站在监狱里面看外面的世界。受父权社会的影响,监狱外的人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思考:我们必须保护犯罪的人,教育犯罪的人。那么我在悉尼双年展的构思——“互换视角”,便针对这一姿态提出了疑问:监狱里的人是如何看待外界的?


这构思与澳大利亚的政治有关。众所周知,澳大利亚的建国功臣其实是来自英国的罪犯。18世纪最初从英国来的罪犯,建造了自己的国家,又把罪犯关进了监狱。这涉及到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关系。黑格尔曾在奴隶主的问题上提到过同样的身份调转关系,即奴隶主原本是受虐者,成为奴隶主后便成为施虐者,弗洛伊德和拉康也表达过类似观点。此外,双年展与社会背景有关是因为有许多当地的艺术家参与其中。


我在土耳其主持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时,常常会想到这个国家的过去。它曾经是个驰骋东西的帝国,就像古代中国一样,奥斯曼帝国的疆域非常辽阔,从巴尔干半岛、非洲北部一直延伸到叙利亚。然而辉煌的帝国一日崩溃,最终萎缩成一个小国。之前土耳其国内有庞大的希腊群体和亚美尼亚群体,后来希腊人被遣散,亚美尼亚人遭到了屠杀。


这是一个偏执与妄想的故事:当一个国家失去了外部的疆土,就开始害怕内部的敌对势力,社会内部关系就会变得非常紧张。所以伊斯坦布尔的双年展是关于综合征的,我策划的双年展从来不直接与当今有争议性的问题关联,它们总是回顾过去的政治和历史,努力吸取历史教训作为当今政治的前车之鉴。而且我认为历史是重复的,当今的局势都能在历史上找到类似的图景。我擅长以考古学的方法来看当今世界,因此当你提到现今局势,我会用过去来回应,因为在我眼里过去与现在是一体的。


另一种常用的手法是心理分析法。心理分析是关于成年人与刚出生时原初混沌状态的关系。四五岁之前,我们尚未成为有意识的主体,只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当时是什么心理状态,我们自己无从得知。我们只有在与这种混沌状态的联系之中才能构建出自己的主体性。这种论调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有关,而我在实际策展中也会十分注重混沌状态的表达。


此外我认为中国本土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比如汪晖,他提出了“齐物平等”的观念。据我所知还有位中国女诗人,在“文革”中受过压迫,她用英语写作,现在非常有名。或许我们应该收回向外的目光,关注我们所立足的土地。


媒体:中国现在约有13个双年展,分布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如果邀请你来担任策展人,你会有什么建议?


卡洛琳:首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精力,因为做了太多双年展,现在有些累了。但我喜欢到处旅行并学习。通过学习与当地建立互动,才能找出与当地文脉、当地人群之间的联系。我觉得中国艺术界很有意思,我受邀担任过不少中国艺术奖项的评委,例如前不久的AAC艺术中国奖项,我把奖项颁给了刘韡。参与这类评选的时候,我会接触不少中国艺术家,所以我对于中国艺术界算是小有了解。在我看来,徐冰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他是年长一代的艺术家,也是很重要的艺术家,最近他的作品尤为精彩。我知道他最近正在利用监控摄像头拍到的影像进行创作,这些影像被上传到网络上,就像是互联网的垃圾,他会将之重新组合,形成自己的作品。我最近拜访过他,非常喜欢他这件作品。另外我也很欣赏彭禹和孙原,当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意大利结识了蔡国强,还有宋冬,他的作品《白做园》(Do Nothing Garden)也非常优秀。我还认识很多年轻的艺术家,有名气较大的曹斐,还有更年轻的一些。


媒体:现在中国有些艺术家坚持传统艺术,不与国际交流,几乎不为外人所知。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卡洛琳:这种现象很普遍,从伦敦、巴黎到纽约,到处都一样。大部分艺术家只是埋头做自己的艺术。假设纽约有1万名艺术家, 那么大概有9900人都在从事传统艺术,而其他地区的人对此一无所知。国际策展人在策展的时候不与他们联系也是正常的。中国的策展人也会这样。


媒体:另外一些当代艺术家,他们的艺术似乎更容易在国际上引起反响,而非当地。你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卡洛琳:这是一个误区。如果街头的群众不懂数学或物理,人们觉得很正常,但如果他们不懂艺术,人们会觉得奇怪。人们普遍认为艺术是一种见仁见智的感性存在,不需要专业知识,这其实是不对的。艺术、文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需要专业知识。


最好的文学家,比如英语世界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他们的小说在他们自己的时代是无法被理解的。我想说的是,高雅艺术就像自然科学一样,有足够的准备和积淀才可以理解。如果无法理解,那就需要学习和研究,就像需要学习数学或物理一样。


艺术世界有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有不同的编码或者公式,而艺术就像语言,有精通者也有入门级,只有达到一定高度(例如艺术家)才可以用艺术说话。普通人可以理解传统艺术,因为传统艺术已经出现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当一种新的艺术出现的时候,人们会觉得突兀,无法接受。


回到双年展的问题,双年展就像一个分裂的怪兽,它一方面用高雅的艺术语言发声,但迫于资金问题,又需要面对大众,融合大众可以理解的艺术,让更多人参与其中。


我可以平衡好二者关系,部分源于我是一个母亲,我会经常反思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我教孩子读书认字,但他们教我如何理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基本关系。这一点对我的策展很有启发性。假设孩子只有桌子的高度,他们的视角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教我去思考人类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在当今艺术世界,艺术家们受社会或政治的影响,更倾向从种族或经济发展角度去思考,却极少去反思不同人(像儿童、老人或残疾人)的心理状况。我常常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整个世界,从猫、狗甚至蜜蜂的视角去体会,世界上物种如此多样,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眼中的世界。但是西方文化长久以来都以人为中心,认为人站在地球生物的顶端,统率全世界,这种观念实在荒谬;东方文化受禅宗影响,较早懂得万物有灵以及慈悲心理,因而谬误或不如西方严重。人们只有逐渐放下“人类中心论”的包袱,尝试多样视角并接受世界的多样性,未来的世界才有希望之光。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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