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Arias Serna Saravia，特朗普海洋俱乐部国际酒店和大厦，巴拿马城. 效果图.
“那些说少就是多的人从来没有拥有过多。而且他们肯定也没有住过特朗普巴拿马国际酒店和大厦（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 & Tower Panama）……”
这种故事可不是随便能编造出来的。或者真的能吗？巧的是，我还真的住过巴拿马的特朗普国际酒店和大厦，而且我可以私人担保，不管你怎么理解迈尔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的那个著名公式，特朗普海洋俱乐部绝对跟“多”没关系——无论广告里是怎么说的。那是一个臃肿异常，让人喜欢不起来的建筑，或许真应该每个月给迪拜的帆船酒店支付点儿特许使用费，毕竟那是它极力模仿的对象。
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本人带领客人进入客房，她出现在一个预先录制好的录像里，大力颂扬这座建筑的种种优良特点。作为主事人，伊万卡·特朗普提也没提在建筑颤颤巍巍完工后两年内出现的诸多问题。直到2013年的时候——这已经是正式投入使用两年后，有些电梯间内部还没有装修，电线和电缆都裸露在外。伊万卡也没有提到大堂里的窗户经常被水汽覆盖，因为建筑里的暖通系统存在故障。当然她也没说，仅仅是在建筑完工后几个月，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给出的评分就从B-降到了CC，原因是其627间超豪华套房的入住率奇低。
这些，按照宣传材料里面像我们保证的，就是所谓“志臻完美”。
事情一向如此——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早在1899年，作为铜矿商的第三代继承人，威廉·厄尔·道奇·斯多克斯（William Earle Dodge Stokes）就为后来特朗普家族的高级地产大戏搭好了最早的舞台，他立志兴建一个纽约有史以来最豪华、最壮观的住宅式酒店。他雇佣了一位法国的雕塑家和一位来自路易斯安那的建筑师，但是他自己当仁不让地自诩为“主建筑师”（architect-in-chief），这个头衔在建筑行业里史无前例，不过斯多克斯显然认为自己完全可以胜任——经验不足，钞票来补。他用他祖父安森·格林·菲利普斯（Anson Greene Phelps）的名字命名了这幢大楼。
当安索尼亚酒店（Ansonia Hotel）在73街和百老汇街交汇的街角开张时，它也是“志臻完美”。一层层铺开的爱德华式复褶屋顶，塔式角楼，挑高两倍的拱门，它对舒适的定义使得今天那些高级公寓大楼看起来就像稍微像样点儿的蒙古包——顶楼农场自产的新鲜鸡蛋每天送到住户门口，大堂喷泉里养着活蹦乱跳的海豹。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这栋大楼却像是受到了某种诅咒，随着流行的建筑品味变得越来越趋向于朴素严谨，酒店所在的街区也陷入严重的衰落：这就是所谓的“一场华丽的灾难”，其背景就是1971年乔安·狄迪昂（Joan Didion）——以及约翰·格列高利·邓恩（John Gregory Dunne）——撰写的剧本《毒海鸳鸯》（The Panic in Needle Park）；在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56年的小说《抓住时机》（Seize the Day）中，当被迫躲到路易斯安那跟他那位以领养老金为生的父亲一起生活时，倒楣的主人公的命运跌到了最低谷。
“那看起来就像是布拉格或者慕尼黑的巴洛克式宫殿放大了一百倍，”贝娄写道，“在不同的天气下，它可能看起来像大理石或者海水，雾中看起来漆黑如岩石，日光下又洁白似石灰。”今天实难再去想象这等盛况，而在1970年代初期的拆除活动里，这些曾经的繁华也几乎全数消失了。天气移转，建筑在光线中变化。
到1988年，当于安索尼亚完工后第三年开幕的广场饭店（Plaza Hotel）被特朗普集团以四亿零七千五百万美金收购时，公众已经意识到这个城市里那些世纪末的建筑是何等珍贵。没人再会对安索尼亚内的公寓表示不屑，而且所有人都在听到广场饭店的新东家为了补偿这项愚蠢的超高额投资而不惜破坏这栋历史建筑的结构，在上面加盖一层顶层套房的消息时感到震惊。直到《纽约时报》评论人保罗·戈德伯格( Paul Goldberger)发表评论说哈迪－霍尔兹曼－法依弗联合设计事务所（Hardy Holzman Pfeiffer Associates）和李－哈里斯－波默罗伊事务所（Lee Harris Pomeroy）给出的十九层建筑设计方案“相当合理，会为这栋非凡的建筑添彩”，人们才松了口气。结果最后扩建并没有实施，因为特朗普集团又进入了他们周期性的破产。但广场饭店的生意却在该公司的管理下蒸蒸日上，所有的房间都经过了整修，既充满魅力又尊重原样：其中一间经过翻修的套房在1990年的电影《纽约王》（King of New York）里有过华丽的现身，导演得到了这个套房的免费使用权，条件是许诺该片的主演克里斯托弗·沃肯（Christopher Walken）和伊万卡的母亲伊凡娜（Ivana Trump）合影，后者是沃肯的超级粉丝。
鲁迪·朱利安尼和唐纳德·特朗普1995年6月21日在纽约特朗普国际酒店和大厦奠基仪式上. 摄影：Rose Hartman/Getty Images.
老实说，特朗普集团过去三十多年里最大的罪过并不在于持续致力于修建各种丑陋的建筑。其旗下公司的很多项目还说得过去，或者至少是无害的。问题在于态度。就像是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在胡扯（bullshitting）和说谎（lying）之间做的区分，他指出前者完全就是对真相无所谓，问题就在于所有特朗普集团的建筑，不管好的还是差的，根本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无所谓。
这种情况其实比想象中更加特殊。尤其是在纽约，有一个悠久而且至今仍然蓬勃的传统，就是地产开发商也是收藏家——更早的例子有斯多克斯，之后又有谢尔顿·索娄（Sheldon Solow）、哈里·麦克洛（Harry Macklowe）和拉里·希尔弗斯坦（Larry Silverstein），他们都深深地相信他们的建筑履历也在彰显他们个人的美学品味。（他们中很多人同时也是艺术品收藏家也就不奇怪了。）建造出来的东西常常是个谎言——他们对于公共福利、都市生活、建筑本身的关怀和许诺只不过是用来承载他们自身财富累积的工具。资本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说谎者，这我们都很清楚。但是，谎言跟胡扯还不是一回事。
特朗普机器特有的模糊多义还体现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该公司兴建的建筑得到的千差万别的评价：马丁·菲勒（Martin Filler）在1983年的《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里把该公司位于第五大道的第一个巨型建筑斥为“一个一脸俗相又无知无畏的闯入者”；与此同时，戈德伯格却又对内部装修表示赞许，称其对黄铜喷剂的使用为一个“惊喜”。2002年，戈德伯格充满激情的继承者赫伯特·马斯卡姆（Herbert Muschamp）在《时代》上大赞第一大道上的特朗普世界大厦（Trump World Tower）为“纽约相当长时间以来首屈一指的建筑”；而仅仅是六年之前，同一位评论人把哥伦比亚购物中心的特朗普国际酒店和大厦描述为“一个1950年代国际风格的玻璃摩天楼套上了一件1980年代风的金属亮片晚装”。艾达·路易丝·赫克斯特布尔（Ada Louise Huxtable）称许了其中一些建筑又贬斥了另外一些，更具攻击力的迈克尔·索金（Michael Sorkin）则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把特朗普团队当成出气筒，但还是在某些时候保留了他那些尖酸刻薄的抨击，比如当特朗普雇佣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时。
除了约翰逊，科斯塔斯·康迪里斯（Costas Kondylis）、德·斯库特（Der Scutt）和大卫•柴尔茨（David Childs），这些首屈一指的美国建筑师都曾经一度出任特朗普集团的“主建筑师”。不过他们同时接手的项目都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了：斯库特和约翰逊已经去世，柴尔茨差不多是半退休状态。特朗普的名字尚未出现在当代明星建筑师的作品上——一栋盖里（Gehry）、一栋迈耶（Meier）、一栋赫尔佐格&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这些人都和其他声誉更好的大开发商有合作关系。特朗普集团最近的大部分项目——就像是在巴拿马，往往是在这个或那个外国资本中找到一个声誉不差又好用的事务所，再加上一个专利许可方，以此来提高设计的可售性。
有趣的是，事后来看，此种程度的转移并没有反映出该公司作为建筑制造者的“操作手法”（modus operandi）的失败，甚至是转变，这点恰恰是因为“它没有任何操作手法”。至于建筑最后长成什么样，特朗普集团似乎完全无感，既没有特别的预期，也不受其影响，同时，这显然也不是出于简单的经济考虑（毕竟特朗普集团的很多项目最后是赔钱的）。不仅不存在“什么”，而且他们建的“什么”越多，越是没有“什么”。
特朗普品牌特殊的空洞性很大一部分体现在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沿着西侧高速路修建的那些成排的乏味高层建筑，从质量上来说，这些建筑大概处在特朗普集团所有项目里的中等水平。约翰逊和康迪里斯用了十年时间完成设计，这些建筑花了太长时间兴建，如果不是考虑到它夸张的体量，其平铺直叙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对称的区块结构以及砖石外墙——将会显得几近过时。但结果还不是最坏的：特朗普集团在1980年代中期买下这片地的时候，他们最早的想法包括一个赫尔穆特·雅恩（Helmut Jahn）设计的摩天大楼，原本的计划是这个大楼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周围拥簇着一些小型建筑，摩天大楼从中挺立而出，整个形态看上去就会像是竖中指。纽约城最后幸免于难，因为特朗普集团没有充足的资金来实现这个方案，最终采用了折衷的方法，尽管其中部分建筑的外立面上刻上了TRUMP的名字，但仅仅实现了预期计划的百分之三十。
Mixity，巴库特朗普大厦方案图，阿塞拜疆
镌刻着熟悉的特朗普标志的那些大楼，看起来就像是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推崇的后现代主义设想的一种奇特倒置。文丘里在《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中曾经提出“对纪念碑的建议”，即：在方盒建筑上插一个广告牌，上面写“我是一座纪念碑式建筑”。到特朗普这里，反而是能指（signifier）被掏空了一切意义，向我们揭示这些大楼“不是”什么。它们“是”，从很多意义上来讲，空的——其内的很多公寓被抢购一空，但却不是用作居住，而是被那些极少住在这里的城外人用作投资之用。
空洞是特朗普集团履历的基调，这点也是其旗下所有建筑都如此糟糕和让人不寒而栗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和建筑本身并无多大关系。（顺便一提，在这种对于空洞的复制之上，还有另一种独一无二的空洞君临一切——就像报道里说的，一个几乎从不休息，永远在追寻猎物的生物，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距离控制全球最大军火库仅有一个WikiLeak之遥。）但是，即便现在看起来几乎不可能，这些大楼最终还是会名正言顺地成为建筑。也许三十几年后，未来的拥有者会占有西侧高速路沿线的那些大厦，当工人们拿着液压锤把门上的金色字母敲下之时，建筑保护主义者们还是会发出大声疾呼，惊动地标保护委员会（Landmarks Preservation Commission）。到那时，无论你乐见与否，特朗普大厦和其他所有特朗普建筑都会被赋予意义，变得珍贵，因为那代表了一个过去时代的“艺术理想”（Kunst¬wollen）。
这个过程也发生在那些比特朗普楼群更有违建筑价值，以及更宽泛的人类价值观的建筑上。但特朗普集团不会轻易认输，甚至此刻也正忙于掘出另一个有待用历史去填补的空洞。特朗普集团没有被自身的盛况压倒，而是极力尝试（但并不成功，项目已经推迟了一年时间）建造出另一个“志臻完美”的大厦——在阿塞拜疆的首府巴库兴建一个巴拿马大厦的翻版。据说特朗普同当地的要员有间接联系，这位要员就是总统伊拉姆·阿利耶夫（Ilham Aliyev）；一个令人满意的地缘政治巧合是，最近阿利耶夫国际洗钱丑闻刚被曝光——作为“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的一部分。
伊恩·瓦尔纳（Ian Volner）是《新共和》、《哈泼斯杂志》、《华尔街日报》和《纽约客》线上平台建筑与设计类撰稿人。他的新书《建筑师迈克尔·格雷夫斯传记》将于2017年由普林斯顿建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