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我想有不少人在怀疑或者想知道，在 17 年后的今天，重提“后感性”有何意义？其实，我也一直在问：1999年参加《后感性：异形与妄想》的我们这一代人，多出生在1970年前后，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才刚刚进入中年，创造的生涯尚有变数，多半人还在莽撞地往外探往前冲，显然还没堕落到需要过早地进行自我历史化的程度。涂脂抹粉的企图在我们看来依然是一种很不酷的事。而大家虽然友情依旧，但艺术道路早已一再又一再地分道扬镳，重新坐在一起谈展览的理由绝不应该只是联谊。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么一次时隔十几年的展出？为什么后感性式的直觉引导我们谈论恐惧与意志？
今天早上一位学生来找我谈他的研究，和他的谈话帮我弄明白了答案。
这不是精神分析学所能解决的问题，这是时代的病症，这是政治。是什么使一个人丧失了自我效能感，能把自己的主动行为命名为“无聊”？是什么让一个人从被辱骂中获得存在感？是什么让一个人完全接受人生的无意义？“无聊”到底是一个人掩饰自己的变态快感的借口，还是以自我贬抑的姿态完成的一种抗议？一个如此这般认为自己的生活无聊透顶的人，会不会在地震和洪水到来的时候，人性的光辉突然被唤醒，挺身而出成为拯救妇孺的英雄？我们要不要相信并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我们要不要为他们重新创造这样的时刻？你要不要走到一个正在无聊地捏破气泡的人的身边，突然晕倒，需要他的扶助，接受他的输血，他能不能从这样一个突发事件中发现自己可以有无聊之外的更多的功效？
我对这位同学说，我从未觉得无聊，是因为我相信我可以改变你，并通过改变你来改变我自己。我甚至乐观地自以为自己可以改变的人和事情相当多，所以我有很高的自我效能感。为了胜任这样的工作，我不断地学习和工作，从来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哪有时间来无聊。无聊感是表面的，无聊感之下是无力感，是对改变的不相信，是意志的匮乏。那么是什么让一个人不再相信改变？是因为过往的试图改变的企图一再地受挫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在政治上无足轻重，文化上不受待见，经济上你连风险都不配拥有，你看不到自己的行动可以带来改变，你看不到可能性，你将倾向于选择不必负责任的行动。你甚至并不能从点赞中获得真正的存在感，你甚至也没有能量去选择公路电影式的逃离平庸生活的末路狂花自我毁灭。在遍及中国城乡的麻将屋中，你的意志被夺，毁灭早已是你体内的雾霾，你的口罩更多只是防止它的外溢。
我回想17年前的振华、孙原、朱昱、刘韡、蒋志、郑国谷、王卫、张慧、琴嘎、杨福东、高士明们，那时多么轻狂而直率，多么浪漫，多么渴望改变并义无反顾地相信改变，关键的关键是，意志多么充沛！那时的我们，其实远比今天的大多数年轻人贫穷、幼稚、知识上先天不足，但似乎并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拿自己当屌丝看过。这些人牛逼哄哄，他们不是以选民自居，而是以改变本身自居。
在后感性之后十几年的教师生涯中，我最大的痛苦是越来越深刻地发现更年轻的一代人越来越深地被恐惧所笼罩。一批人自居屌丝，自我放弃，自我安慰，安于温饱和行业规范。另一批人被成功学绑架，聪明，灵活，善于自我设计和自我保护，善于选择最优方案，善于侦查，善于适应，但是小心翼翼，思虑周全，患得患失，未老先衰。最后一批人用过激和夸张来放任病理性的症候，用习得话语的鸡血自我激励，用鸡汤自我欺骗，极左的表态政治和极右的假装看破修禅悟道，都是为了掩饰恐惧。我尚不知道这一切应该归罪于什么力量：扩招导致的蚁民化？高房价？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艺术市场和当代艺术自身的体制化？
所幸的是，我依然遇见过一群意志强悍、鲁莽、纯洁、任性、不怕、不用计、敢受伤、浑不吝的青年。他们从恐惧的混沌中坚定地进化为有机体，成瓜成豆，力量都能顶破石头。他们中的一些，今天出现在这个展览中，不是因为艺术方法上的延续或趣味上的相似，更不是因为人际上的亲近，而是因为一个隐微但至关重要的要素：相信改变。如果他们够强大，他们将我们一起，改变“后感性”本身。
“恐惧与意志”是一个克尔凯廓尔式的标题，这注定了它的存在主义语境。意志的力量曾经，仍在，也还将引领一代代人战胜恐惧，战胜无聊，行使选择权，行其积极而沉重的动，做永远的青年。从克尔凯廓尔的感性存在和理性存在出发，但是告别其宗教存在，抵达后感性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