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策展人是如何把话聊上天的 | 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
发起人:橡皮擦  回复数:1   浏览数:793   最后更新:2016/10/10 09:41:43 by guest
[楼主] 橡皮擦 2016-10-03 15: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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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汉斯 Hans Ulrich Obrist(1968 - )


小汉斯 Hans Ulrich Obrist是坐落于伦敦肯辛顿花园的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策展人,这里曾是一座茶馆,而如今成为了当代艺术中心。许多年前,Art Review称瑞士人Hans Ulrich Obrist是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但相比于站在艺术界之巅,现年48岁的他似乎对这个圈子了解得更为深入和透彻。工作日里,他在蛇形画廊办公室工作;涉及有关预算和资金募集会议,Hans Ulrich Obrist和总监Julia Peyton-Jones(如今Julia已经卸任,Julia Peyton-Jones | 选择,芬达甄选艺术家,帮助他们的展览成形。


2014年8月末我去伦敦拜访他时,由他组织的两个展即将开始:Marina Abramović的“512小时”, “持续性表演”,以及Ed Atkins的计算机生成视频的展示。但到了周末,Obrist的身份是一名旅行者,那才是真实的他。在过去二十年里,他自己算了下,旅行大概有两千次,我在伦敦期间发现,在过去的五十二个周末里,他有五十个周末都外出旅游。他与新晋艺术家见面,登门拜访老艺术家,看大大小小的展览。他所关注的文化是流动的,涉及范围广,因此在行走状态里他会把这些掌握的更好。他喜欢引用J. G. Ballard(1930年出生于上海,“科幻写作新波”的重要成员,最著名的小说包括具有争议的《撞车》、自传性小说《太阳帝国》和《高楼大厦》都被拍成了电影)的话,说伦敦最美丽的建筑是希思罗机场的希尔顿酒店,还有后殖民学者Homi Bhabha说的“中间性(in-betweeness)是我们时代的基本情况”,Hans Ulrich Obrist极其喜欢引用


我在伦敦与他见面前的十二个周末里,Hans Ulrich Obrist,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小汉斯在巴塞尔忙着艺术博览会;在Le Corbusier设计的法国朗香教堂忙着婚礼;在慕尼黑与Matthew Barney谈一谈;在柏林与Rosemarie Trockel有个访谈,Obrist在那里有套公寓,主要用来收藏一万本书;与Peter Fischli在法兰克福进行小组专家讨论;在阿尔勒帮忙设计新美术馆;在新加坡与新晋艺术家见面;再到慕尼黑与爱沙尼亚艺术家Katja Novitskova进行面谈;在洛杉矶就艺术和Instagram进行小组专家讨论;在维也纳组织策展未兑现的设计项目;去马略卡岛看Miquel Barceló的教堂陶瓷壁画;去爱丁堡参加自己新传记《如何策展》(Ways of Curating)书展;而他与小说家、未来派艺术家Douglas Coupland一同在温哥华出现。在所有这些地方,他尽其所能看更多的艺术,同时也拜访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相信正因为文化变得愈加跨越地区,跨学科,所以他的知识储备必须超出视觉艺术向外拓展,比如科技、文学、人类学、文化评论、哲学。这些学科知识反过来使Obrist产生艺术的新想法。


Hans Ulrich Obrist还很喜欢讲话。他喜欢用“新兴”(emerging)这个词,并以中欧人拉长发音的方式念出来。一个个单词连珠炮地从他的嘴里蹦了出来,惹人发笑。引用的话突然就冒了出来,各种想法更是火花四溅。他又一次引用Ballard说的策展工作是“缔造连结”——在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通过说话这一方式,Obrist对自己见到的事物进行消化整理,他经常花时间与艺术家、文化人物进行对话,他把这称之为“二十一世纪沙龙”。他在艺术家的工作室,在飞机上或是一起走路的情况下与他们交谈,对话时间已经有两千四百个小时。理想情况下,他使用三台数字录音机记录,以确保没有内容遗漏。


“哇哦!它看上去开始有点像圣诞节了!”

在访谈中,Hans Ulrich Obrist怀着深深的敬意而侃侃而谈。建筑师Rem Koolhaas在为Obrist《别停下来,别停下来》(dontstopdontstopdontstop)纲要前言中写道,“通常那些患上多语症的人不会激发其他人交流;而他是催促着别人说话”。Obrist遵守艺术界的契约,也就是虽然作品可能非常糟糕,但对话内容应表示出支持。他的提问很少涉及个人,当他自己接受访谈时,他的反应同样谨慎:我曾让他解释下自己狂躁的性格,他回答说,”也许我永远处于毕加索那种心境不稳定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访谈内容成为了一本书。他出版了四十卷,包括与 Doris Lessing、视频艺术家Ryan Trecartin等每个人的互动内容。总之,他们是在Obrist看来代表着最有资格成为艺术家的人。他喜欢说自己是以Sergei Diaghilev(1872-1929,俄国芭蕾舞动宗师)为榜样。


Obrist并非对所有艺术有同样的兴趣。他可能对绘画作品持怀疑态度,因为这时他告诉我说,以那种介质很难作出有意义的作品。对于他来说,艺术,哪怕是古老的艺术,必须论当下。“我早上醒来想不到Franz Kline”,他说。他最热衷的艺术不是挂在墙上的,也往往没有散发出永恒的气息。不过可能是舞蹈、游戏、科学实验的形式,经常是没有留下任何东西,除了留下了记忆和展览目录(Obrist已出版过两百多本目录)。他找寻回应当下时刻或展望下一刻的作品——Obrist痴迷于未完成的作品。他最喜欢的问题是“你有什么没完成或是尚未兑现的项目吗?”


大多数符合Hans Ulrich Obrist转瞬即逝审美观的作品可以称之为关系美学,这一术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巴黎策展人Nicolas Bourriaud提出,用以描述内容无法与其公众反响相分离的作品。(Hans Ulrich Obrist本人回避用“关系”这一术语,部分原因在于艺术家们从不这么说)。Abramović的“512小时”是关系艺术一个很好的范例。道具有限,没有脚本,没有装置;赞助方只是被要求在普通的画廊空间里加入Abramović,将所有精神能量融合在一起。有关Hans Ulrich Obrist品味的另一个例子是他发现了丹麦冰岛艺术家Olafur Eliasson的作品。包括Hans Ulrich Obristt在内的策展团队邀请Eliasson为多名编剧共同完成的歌剧“Il Tempo del Postino”创作,这部歌剧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2007年曼彻斯特国际艺术节上。Eliasson创作的一件名为“(回声之屋)Echo House”的作品,反射幕在观众面前落下,呈现出每位观众的一举一动。每个人发出的声音(从咳嗽声到拍手声)均被乐队重演。很快观众们占了上风,他们大声嚷嚷着,铃声此起彼伏,简直是即兴创作。


这些作品感觉很现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它们折射出网络上的群体决策;与此同时,它们促进互动性,并没有让人们在屏幕之前与外界隔绝。互联网总是在Hans Ulrich Obrist心中挥之不去,因为他寻找着的是文化变迁的标志。虽然他的展览总是开玩笑式地将非艺术的提升至策展的高度——杜尚是位关键人物——对展览来说这些标志也有着悲伤的一面。他显然认为当黑暗野兽在世界上蔓延——从资本主义到气候变化——艺术有时提供了一处避难所。他的朋友、艺术家Liam Gillick认为Hans Ulrich Obrist的艺术品味是以两个同等尺度去衡量的——”忧郁色彩的崇高理想以及机器生产的理念”。


Hans Ulrich Obrist本人来说,他觉得自己的展览往往展示出”未完成、不完整”的一面。他不喜欢艺术受到临时性、空间或是知识的限制。美术馆的白色立方体让他厌倦;闭展日期让他心烦。他宁愿视展览为可茁壮成长的种子。Obrist早期的一场展览“去做” (do it)于1994年在澳大利亚克拉根富特首次亮相,12位艺术家创作了”操作说明”,而不是完成作品。与激浪派运动密切相关的纽约艺术家Alison Knowles邀请观者带来一些红色的东西,塞满了画廊空间几十个角落中的一个。展览每天看起来都不一样。其他场馆很快接受了这些,多年以来,艺术家过来参观,而操作说明内容发生了变化。刚举办过二十年周年庆的这一展览是全世界参观人数最多的艺术展之一。"去做”是策展人遵循自我规则(看艺术,见艺术家,制作他们的展览、以这些展览见更多的艺术家,依次再制作他们的展览)而做出努力的标志(在《如何策展》中,Hans Ulrich Obrist称社交互动像是”策展人保持新陈代谢的血液”)。


“难道Yelp不能按照干洗店守口如瓶的程度来为他们评价吗?”

蛇形画廊都举办”马拉松”活动——是一个Hans Ulrich Obrist将旅行、阅读与访谈中所学相结合的节日,是展览、表演、专家小组讨论与作家、视觉艺术家、文化历史学家的自由组合。2006年第一次”马拉松”活动是一次时长24小时采访活动,由Obrist与Koolhaas联合主持,后来Obrist累得直接进了医院做检查。当时61岁的Koolhaas倒没去。“他体能更好,因为他做很多运动”,Hans Ulrich Obrist回忆道(Hans Ulrich Obrist现在每天早上在海德公园慢跑)。


2013年的”马拉松”叫做“89+”,是Hans Ulrich Obrist与法国策展人Simon Castets一起构想的,活动主要面向198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Hans Ulrich Obrist解释道,“1989这年,柏林墙倒下了,同一年Tim Berners-Lee发明了万维网。这是完全靠互联网生活的一代人。”Ryan Trecartin还有其他六十多人都来参加这次活动。当然,两天的时间不够探讨这样一个主题,而在Hans Ulrich Obrist心中,展览从未真正结束。现在他与Castets正在策划2015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向诗歌致敬的“89+”活动。十月,Hans Ulrich Obrist到纽约旅行,他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家咖啡馆开了场有关“89+”的策划会议。他问道”你们认识会使用Snapchat的诗人吗?”,身边围绕的是年轻诗人和非主流媒体编辑。他的声音里充满着希望——相比于消失的诗歌,Hans Ulrich Obrist更喜欢的是什么诗歌呢?


后来,我们参观了蛇形画廊。Hans Ulrich Obrist进进出去,速度极快,像是赶飞机。如果美术馆代表花上二十秒以上的时间来解释作品,Hans Ulrich Obrist就将注意力集中到iPhone上了。虽然他喜欢学习新事物,但他不喜欢别人告诉自己去关注什么。不过他看见什么真正喜欢的就会停下来,嘴上挂着淡淡的微笑。这样的情况出现在新美术馆展出黎巴嫩艺术家Etel Adnan作品的时候,艺术家风格安静而大胆的抽象风景画旁,有一份书一样厚的诗歌《阿拉伯启示》(The Arab Apocalypse)打印稿。他说,“这有种总体艺术的感觉”——一件完整的,或是包罗万象的艺术作品。这一术语经常让人想起Richard Wagner的庞杂歌剧,但对于Hans Ulrich Obrist来说,它可能更为灵活——一种随着时间千变万化的创作,从与创作接触的人身上吸收新的影响。换句话来说,是更像他本人的一些东西。


翻译·韩雯 / 文· D. T. Max © D. T. Max 2014-2016

[沙发:1楼] guest 2016-10-10 09:41:43
来源:选择Choices

一位策展人是如何把话聊上天的 02 | 选择,小汉斯 Hans Ulrich Obrist


Hans Ulrich Obrist(1968 - )


Obrist出生在苏黎世,在康斯坦茨旁的一个小镇长大成人。他的父亲是建筑业里的一名审计员,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他发现学校“节奏太慢了”,另一个瑞士人觉得他性格活泼到令人生厌。“人们总是说我该去德国”,他回忆道。他的父母对艺术并怎不么感兴趣,不过他们有几次带他到了邻近圣加仑城的一家修道院图书馆。他很喜欢那里古老的书籍、安静的气氛,还有毡鞋。“你可以预约,然后带上块白布,摸摸书籍”,他说,“那是我最为深刻的儿时记忆。”


“空间营造——贾科梅蒂回顾展”@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展场照,2016


大约12岁时,他乘火车到了苏黎世,在那里他一下子爱上了贾科梅蒂展上“长而瘦的人物”。很快他开始收集名画明信片——“我想象中的美术馆”,他回忆道,“我可以按照日期、风格、颜色给它们编组。”17岁的一天,他去巴塞尔美术馆看艺术家Peter Fischli(1952-)和David Weiss(1946-2012)的一场展览。他一下子就被他们“平衡”的雕塑吸引了——金属与橡胶相微妙平衡的构造。他一直在读Vasari写的有关文艺复兴艺术家的小传,这让Obrist突然想到自己也可以试着与作品创作者见面。他唱着饶舌音乐,走近了Fischli和Weiss:“我是个高中生,我对你们的作品非常非常着迷,我要来看看你们。”他告诉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这是要干什么。就是想了解更多。”Fischli和Weiss被性格早熟的Obrist逗乐了,他们欢迎他到自己的苏黎世工作室参观。当时他们正在拍摄后来非常有名的短片《万物之道》(The Way Things Go),片中一个旧轮胎沿着斜坡滚了下来,碰到梯子,而引发了一连串反应。Obrist在参观的时候发现地板上一张棕色卷纸,上面画着完整的复杂架构。“几乎像张思维导图”,他说。


Peter Fischli&David Weiss,万物之道,电影,1987


之后Obrist很快就对Gerhard Richter(1932-)在伯尔尼的展览入了迷,他问Richter是否可以到科隆参观工作室。“那需要勇气”,他说。Obrist从苏黎世出发,乘坐晚上的火车出发了。"我到的时候,他正在忙着一幅令人惊奇的抽象作品”,Obrist说。他们聊了九十分钟。Richter对于Obrist表现出的热情感到惊讶: "可以用‘着魔’一词来形容Hans Ulrich”,他告诉我说。Richter推荐了John Cage的音乐。“我们偶尔讨论到绘画作品,他说自己喜欢玩地掷球游戏(boules)”,Obrish回忆道。几个月之后,Obrist来到科隆公园,和Richter还有他的朋友们玩起了地掷球。


地掷球游戏


Obrist性格不屈不挠,还与其他喜爱的艺术家成功见上了面。他在罗马见到了Alighiero Boetti(1940-1994,意大利贫穷艺术家。急脾气的Boetti大概是唯一一个抱怨说Obrist讲话不够快的人了(Obrist在自己新书里逗趣地写道,“这是一个我必须努力才能跟上的人")Obrist问Boetti,自己怎么会“对艺术做出贡献”,Boettie明显指出说,Obrist天生就是个策展人。




2012年MoMA,Alighiero Boetti回顾展“Game Plan”展场照


Obrist不确定这是份什么样的工作,不过他自然而然地就被组织艺术品(organizing art)的魅力所吸引了。青少年时的他到苏黎世美术馆参观展览:“艺术整体杰作之倾向”(Der Hang zum Gesamtkunstwerk,1983年,由Harald Szeemann策划)。作品强调了过去百年现代主义的四项选择:杜尚谜一般的玻璃状结构《新娘,甚至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The Bride Stripped Bare by Her Bachelors, Even),还有康定斯基、蒙德里安以及马列维奇各自创作的一幅画。作品被安置于苏黎世美术馆中央以凸显作品效果。Obrist惊叹于展览组织者Harald Szeemann(1933-2005)的智慧。而瑞士人Szeemann也是为数不多的打破古老甄选艺术作品方式以说明主题的策展人。这个展览,Obrist看了41遍(之后,当然他对Szeemann做了访谈。)


Harald Szeemann在写“艺术整体杰作之倾向:自1800年以来欧洲的乌托邦”这个展览标题时,不同的笔迹。

Harald Szeemann在厕纸上写关于“艺术整体杰作之倾向:自1800年以来欧洲的乌托邦”的笔记。

“艺术整体杰作之倾向:自1800年以来欧洲的乌托邦”展览画册封面


Obrist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在艺术界打上自我的烙印。由于是自学,他自觉懂得不够多而焦虑不已。虽然他精力充沛,但他并不是个革新者;他是信息收集者。但怎么去发现艺术家在做什么呢?,“那时没有地方去学”,他说,“我知道是没有策展人学校的。”所以他为自己规划学习内容。他就读圣加伦大学,主修经济与社会科学。不上课的时候,他尽可能多地去看展。


Louise Bourgeois(1911-2010)


瑞士地理位置很好,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自由环欧旅行。Obrist会说五门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他的英语通过《罗格同义词词典》得到提升,他随身携带的蓝色笔记本里一直保留着词汇表——最近翻阅的单词是“forage”和“hue"。)他乘夜间火车,这样就免去了住宿费用,转天早上就到了。“我愿意去每一家美术馆,一遍又一遍地看”,他回忆道。接着他去拜访了当地艺术家。他发现自己如果分享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再说上一些其他艺术家的八卦和想法,就可以提升自己的受欢迎程度


“中世纪僧侣是从一个修道院到另一个修道院来传授知识,受他们的启发,我愿意从一个城市到下一个城市”,他说。在Boetti的建议下,他也咨询了有关未实现的项目,因为每个艺术家多少都会有一些这样的项目,并对它们饱有热情。总之,他倾听着。“我就是法国人口中的être à l’écoute(倾听者)”,他告诉我。有时他的年轻气盛让人担心。Louise Bourgeois(1911-2010)在和青少年Hans Ulrich见过之后失眠了,还患上了感冒,她打到瑞士他妈妈那里,敦促说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儿子。


翻译·韩雯 / 文· D. T. Max © D. T. Max 201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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