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的八十年代上海“先锋艺术”
发起人:毛边本  回复数:0   浏览数:204   最后更新:2016/09/28 20:59:08 by 毛边本
[楼主] 毛边本 2016-09-28 20:59:08

来源:天涯博客 文:感冒的河马


 我在复旦大学念书时,有两件印象深刻的事。一是一位美国的科学哲学家在赴日本开会时中途停了一下上海,到复旦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另一件事是上海的一些现代艺术家到复旦来办了两次画展。我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那次演讲和那两个画展我都云里雾里的似懂非懂,但是却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好像它们传递的信息代表着先进和未来。

  1985年余友涵、丁乙他们在复旦大学办“六人画展”时,正是我在复旦上学的最后一年,当时复旦的一位美学教授伍蠡甫还在阶梯教室开了一个讲座,介绍现代艺术理论,但那时没几个人来听。老头讲的是“包豪斯”,他声音很轻,口齿也不是太清楚,不到10分钟,就有不少同学退席,老头自尊心受不了了,把讲义一合,说:“我水平太差,不眈误大家了”。八十年代早期,上海知道西方现代艺术的人还并不是很多,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这个研究美学的伍教授,有时会在报刊上见到他的文章,还有一个是美术馆的何振志老太,主持过一套介绍印象派和后期印像派画家的画册。

  我当时也没想到,没隔几年,我就和这些艺术家们成了朋友。而且后来知道,他们当时让观众云里雾里的“现代艺术”,自己也未必就那么知其所以然,其实也都是凭着一股冲劲在“摸着石头过河”。

  1986年,我到文汇报工作的第二年,有一天我们部里有一个实习生在办公室里说,淮海电影院的地下室新办了一个“π艺术沙龙”,我很好奇,跟着这个实习生去采访,就认识了乔士明和尤泽宏。乔士明当时是淮海电影院的美工,老美校毕业,他的电影海报画得并不怎么样,“朱德和史沫特莱”让他画得分不清谁是谁。但他说服了电影院的党支部书记,让他在地下室办了这个艺术沙龙,这也是上海最早的现代艺术活动之一,引起很大的关注,法国电视二台也来进行采访。沙龙的第一个展览是尤泽宏他们的摄影小组“北河盟”的影展。我去电影院时正好碰上老尤,当晚就跟着他回家,他连灯都懒得打开,我们就在黑房间里枯坐。老尤当时在“北河盟”里是最有才气的艺术家之一,主要的作品是“手”,就是拍自己的房间时把自己的手伸到镜头前。那天我就睡在老尤那里,第二天我们吃早饭时他说自己没钱了,当时他在南市的一家五金厂上班,离发工资还有好几天,我问他那这两天你怎么过?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把兜里的钱(也没多少)都留给了他。我和艺术家的交往就此开始了。

  隔了不久,老尤带着金昂到报社来找我,金昂、王子卫他们几个工艺美校毕业的学生刚办了一个“黑白黑”画展,金昂、王子卫这时还参加了李山他们组织的“第一届凹凸展”。因为“北河盟”里的王耀东在工艺美校呆过,所以他们和老尤认识。其实我也曾去看了“黑白黑”画展,但是不认识任何人,只记得那里的水门汀地被这几个年轻人打扫得特别干净。当天我们去了金昂家,他家里贴着“黑白黑”和“凹凸展”的海报。他和王子卫当时是洗衣机厂和玩具厂的美工,经常要画印刷黑稿,这些海报可能就是他们设计的。金昂和王子卫这时正痴迷于硬边艺术,他们已经在外文书店或中图公司门市部买了纽曼、莱因哈特、诺兰、罗斯科、贾斯珀·强斯、克里斯托等等二战以后的现代艺术家的专业画册。这些印刷很好的画册当时中国进的很少,卖得也很贵,一本就要超过当时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可能除了一些艺术院校买了几本之外,就都在他们那儿了。1991年我到北京,接触在北京的前卫艺术家,发觉直到那时大部分人对二战以后的当代艺术的熟悉程度远不如上海艺术家。

  金昂家离报社较近,我经常去玩,当时金昂在画蓝色的格子,基本上是对莱因哈特的模仿。在金昂家第一次遇上王子卫,后来就和王子卫回他租住的画室,是在漕宝路虹梅路那里的农民房,当时那里是很偏远的地方了。他住在沈家塘27号,我就在38号也租了一间,他的房租是一个月25元,我的涨了一点,30元。王子卫当时在画抽象画“米字旗”,在他的画室里,有一张他用柠檬黄的颜色画的毛主席像,这可能是最早的一张“政治波普”了,肯定早于余友涵和王广义。我认识他之前不久,余友涵带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现代艺术部主任来沈家塘看过王子卫,这也是最早来上海看画的外国人。

  过了不久,我和王子卫在当时延安路茂名路中图公司门市部碰上了他的老师余友涵,他邀请我们去长乐路他的画室去看看。余友涵当时正在画黑白圆,他请我们提意见,我就老实不客气地说“黑气太重,特别是那些淌下来的笔触,太做作了。”余老师也回敬了一句:“那你如果买回去可以把淌下来的地方擦掉嘛。”从老余家出来,王子卫认为我对余老师太不尊重,我们还在襄阳公园大吵了一场。其实那个时候吵架是家常便饭,经常是争论通宵,我和王子卫第一次认识就连续交谈了72小时,抽掉了一整条他父亲慰问他的南洋双喜烟。我当时不买老余的账,第二天就用铅笔在文汇报的信纸上信笔写了一篇抨击他的评论寄给老余,那篇文章写的是什么我早忘了,反正也不长,就一张信纸。隔了一段时间后再去老余那里,他翻拍了照片自制了一本“圆”的画册,竟然把我那纸用铅笔写的“评论”贴在第一页上,我暗暗吃惊,这个艺术家的气量可不小!

  我用采访时人家送的雀巢咖啡,和王子卫换了一张我最喜欢的用“普鲁士蓝”和“法兰西红”画的“米字旗”,记得那天我把这张大画从沈家塘27号搬回38号时,风很大,把画布吹得哗哗直响,我抓着画框中间的木档感觉就像是在大海上驾着帆板。这时借住在虹桥路王家楼的丁乙也到沈家塘来玩。丁乙的画室条件更差,很小,好像租金只要15元,墙上题了“索居”两个字。他那时刚开始画“十示系列”。在他的小画室里,贴满了他过去画的郁特里卢风格的风景画。后来我常去看他,他当时每根线条都是用丁字尺和鸭嘴笔画出,再把颜料填进去。一不小心,丁字尺歪了,就会破坏画面,我就帮他按过好几次丁字尺。有一次他送给我一幅“十示”,说是给我的结婚礼物,我一手扶着自行车,一手举着那幅画艰难地回到沈家塘。深夜里,我端详着王子卫和丁乙的那两幅画,我并不在意画的好坏,有什么好坏之分呢,它们在中国是全新的艺术,是勇气、理想和试验。

  丁乙当时似乎是最刻苦的艺术家。他很穷,也很孤独,因为并没有多少人理解他要“从塞尚的起点重新走一下”的雄心。他几乎天天晚上都在画画。1988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今日艺术展”上,最正面的墙上展出的就是他以红黄蓝三原色画的最早的一批“十示系列”。他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上国画系,因为据说国画系容易考一些,但他的文化课仍没到分数线,他是专程到北京去拜访即将上任的李天祥校长才被破格录取的。他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中国画中被忽略的视觉因素》,今天再看,似乎结论有点偏颇,但当时的确反映了要以西方艺术的形式理性来重整中国艺术的雄心壮志。为了生活,他不得不画商品画,一幅威尼斯风景,要画100多条船,到手的却只有几百块钱。好像他画了很多,因为他自称可以写一本《商品画技法指南》。其实当时那些艺术家都画过商品画,老余当时一个星期画一张商品画只能得到60元人民币,还要返工修改。

  1988年王子卫搬到鲁班路他父亲分配的工房后,开始画波普风格的作品。这和我们当时的生活也是非常帖近的。除了谈艺术,我们热衷的就是买耐克鞋和跑车(自行车),听摇滚。上海最早买耐克鞋的是卢湾区工业公司门市部,108元一双,没几个人知道,而老尤是这方面的专家。耐克鞋和进口跑车当时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味着商业性,其实我们并没有多少钱,常常是有了上顿没下顿,但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对这些东西以及对安迪·沃霍、李奇滕斯坦的热衷,它们标志着我们是最敏感最有个性最前卫的艺术家。而当时的“前卫”也并不是今天被电视主持人常挂在嘴上和媒体标题上常见的词,对我们来说它是真正的稀罕,是叛逆、创造性、时髦、与国际接轨和精神追求的奇异的混和体。王子卫当时一边在画“MADE IN CHINA”的广告印刷黑稿赚钱,一边画“MADE IN USA”的波普作品。我把报社发的白纸采访本送给他当草稿本,他就在上面画骆驼牌香烟的商标图案,并在那只骆驼的腿上打一个“耐克勾”,还在安迪·沃霍的照片下面写上童安格的歌词“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丁乙毕业后在余友涵的推荐下进了工艺美校任教,并继续修炼他的“十”字功。因为他父母就住在我家附近,每逢周末,他都会像一个定期邮包似的出现并借宿我家,我也常常去嘉定看他们。当时老余已开始在画老毛,他用投影机把毛的照片投射在画布上勾初稿。在他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余友涵的草稿本,有好几本,都是用铅笔勾的,里面清楚地记录着从“圆系列”到“毛系列”的过渡。形式关系的理性成分其实一直在他的艺术实践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他尝试了十字形、×形、满幅乃至毫无规则的各种结构安排,说明他这时更关心的是绘画语言本身的逻辑,而并非只是“圆”带来的文化含义。而“毛系列”的草稿中同样看到他在尝试“阴和阳”,花朵和符号化的形象之间的各种对位,他甚至还用铅笔临了一张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作画老毛的形式训练。当时,老余见到年轻画家总是问:“最近在研究哪个画家?”

  浙江美院毕业的宋海冬那时在研究装置,他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上海最早专门搞装置的艺术家之一。他的镇山之宝是不知从哪搞来的一本英国装置艺术的画册。宋海冬在真如西村一室半的家,在九十年代初期是上海西区一些艺术家的主要据点,孙建伟、施勇、申凡、胡介鸣等都是常客,我也常去。宋海冬在上大美院的同事孙良是另一员大将,孙良的画室当时在上海也非常有名,是在人民广场边上原来属于跑马场的一幢旧建筑里,在他的院子里甚至还有一根当年拴马的桩子,吴亮因为常去那里最后索性改行搞起了艺术评论。孙良一直在画蝴蝶形和海马形的东西,但他对画面越来越考究,我们戏称他是在画工笔的宋人画。当时的艺术家们彼此之间都非常照应,年纪大的和资历较深的艺术家对年轻人绝不摆老资格,彼此似乎都是兄弟。有评论家和策展人来看画也都是互相引荐,在我印象中,李山、余友涵、孙良还有宋海冬就经常做这种穿针引线的工作。粟宪庭、千叶成夫、顾振清、茀兰、莫尼卡等是当时较早来上海看画家的评论家。周铁海后来制作了一个类似电影《南征北战》里的作战沙盘,上面标着上海主要的先锋艺术家的活动地点,插着小红旗,周铁海还学着电影里首长的腔调说:“现在,形势是这样的……”

  当时还有一个较早来的外国人是荷兰人戴汉志。他先是在南京学中文,后来就开始收集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的资料。他告诉过我他本来想当一个艺术家,但觉得自己没有绘画的天分,但他热爱艺术,很为在艰苦环境下奋斗的中国先锋艺术家们感动,就立志向世界介绍中国现代艺术。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自己生活非常清苦,有点像当年的白求恩大夫。他最后因肠胃方面的问题在北京病逝,结局也和白求恩大夫相似。在北京我们曾商议合伙办一个画廊,但他其实很穷,行事又有一种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刻板,他做计划时甚至把一年里乘公交车的费用都事先做好预算。后来我回了上海,他在北京仍然艰难地办起了自己的画廊,并帮助丁乙在上海美术馆办了丁的第一个个展。当时主要由他组织了1993年1月30日在柏林世界文化宫举办的“中国前卫艺术展”,德国的这个展览和比它晚一天开幕的“汉雅轩”在香港办的“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以及6月开幕的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终于让中国的现代艺术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余友涵、方力钧等艺术家上了时代周刊。

  我1991年调到北京办事处工作,第二年,就接到丁乙特意跑到邮局打来的长途,告知“超前卫”评论家奥利瓦来过了他的画室,他已被入选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话筒里都能感觉到他抑制不住的兴奋。过了几天,王子卫也打来电话,他也入选了。上海入选的六个艺术家分别是:余友涵、李山、孙良、宋海冬、丁乙、王子卫。当时,陪同奥利瓦来看画的一位意大利收藏家从丁乙画室出来,指着对面虹桥路上刚落成的国贸中心,拍拍丁乙的肩膀半开玩笑地说:“你以后可以买那个房子了。”

  美金、美术史、画廊、画商、策展人、国际展览……这些开始接踵而至,纯朴的、探索的、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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