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文化 文：姜俊

“梦幻中的未来“平衡”了由毫无意义的工时所构成的、永无止境的当下，在幻想中，假设的积极取代了眼前的消极。在他的白日梦里，懈怠的劳工变成了踊跃的消费者，工作的自我羡慕消费的自我。”

上世纪70年代John Berger写下了这一段，他指的是广告所带来的白日梦被作为是日常机械化生活的补偿，他提出了一种有趣的对比，工作中消极的人和在幻想中积极的人，懈怠的劳工和受广告白日梦所怂恿的踊跃的消费者，工作的我和消费的我。从6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了对于消费社会，或者景观社会的批判了，John Berger在《观看之道》中的这段话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17世纪末产业资本主义在英国逐渐形成，这也标志了现代意义下出卖劳动力的工作自此诞生，同时还催生了其反面——“休闲”。受到规训的工作在理性的运作下需要休闲和娱乐的补偿。休闲不仅能消解工作所产生的异化感（工人努力使得自己成为工厂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成为了商业化最好的目标。工人们积极地通过花钱加入到娱乐消费的队伍中去，成就了娱乐休闲产业的诞生和就业范围的扩大。1841年，旅游业的先驱托马斯-库克组织了一次旅行，从此大规模的策划旅行、组织活动、收取入场费成为可能。休闲和娱乐的商业化承担了造梦的职责，使得健康的人性不至于偏差，它们需要补偿劳动分工所造成的异化，即所谓提供一种完整的人性之体验。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6年后，席勒就在他1795年出版的《审美教育书简》中推崇完整之人（der ganze Mensch）的理念。人的整体性（die Totalität）成为了他的美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席勒认为艺术创作应该承担这一任务。它必须表现人，让人至少在艺术作品中觉得人的整体性是可以恢复或者已经恢复。因此18世纪末文学的兴起不仅得益于印刷术的普及，更是因为休闲时代的到来。在市民阶层中，和前一阶段相比大量阅读如同是瘟疫一般扩散。德国学者Rüdiger Safranski认为这便是德国浪漫主义得以生成的前提条件：

“在1790年到1800年间，市场上出版了两千五百种小说，恰好与前九十年的总数一样多……当然，若缺少闲暇，也不可能有阅读生活。”

在现代市民生活展开的过程中“启蒙”的条件就是阅读的大众普及，阅读同时创造了自我反思的人，他创造出了内面的主体性，人们在异化的劳动中需要获得生存的意义。在阅读中，人获得了体验他人生活和经历的机会，从而能在世界和历史的整体中反观自己。

▲ 1937年纳粹建党日，灯光秀

而我在上一篇文章《从体验性到总体艺术》中正点出了“体验性”的浪漫主义基因，以及它和整体性追求的关联。体验性之所以成为19世纪60年代的流行语取决于两方面综合的结果：1，工业化下异化的劳动分工；2，在休闲文化中逐渐产生的自我反思和启蒙，即对于人之生存意义的追求。这对应于伽达默尔所言在工业化下的体验缺乏（Erlebnisferne）和体验饥饿（Erlebnishunger）。

▲ 瓦格纳的拜罗伊特节日剧院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市民社会还是以铅字主导的知识型社会，当机械复制时代逐渐成熟，图像成为了社会的主要媒体，文字退居二线时，才会出现如同德波所批判的“景观社会”，即图像成为了一切。美国媒体理论家尼尔 ·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认为，20世纪以来在从文字媒体霸权到图像媒体霸权的范式转换中，出现了反思性的消退。出版物的增加却导致了有效阅读的减少，人们的逻辑思维随即退化。在今天，单媒体的图像已经成为昨日黄花，复合媒体，跨媒介的感官刺激装置才是王道，更不用说VR和AR的出现。

自此18世纪休闲所引发的主体觉醒和反思逐渐转化为今天的娱乐工业。娱乐至死的时代催生出了人工感官化的人类，一方面，他们麻木于日常生活的平淡，另一方面，他们不断的追寻更大强度的人工化感官刺激，即奇景般的视听盛宴。他们需要一种感性的宗教，一种非反思的意识形态。

▲ 淘宝buy+

John Berger在《观看之道》的最后一章中举了很多关于广告的例子，以说明白日梦的构造。从今天的角度看，当时的白日梦还区别于日常生活，起码我们还可以分辨出梦和真实的差异。随着技术突飞猛进，消费文化的不断升级，今天，梦和现实已经纠缠的难解难分，以至于我们无法分辨什么是真实，什么又是虚假。

在上一篇我们讨论了总体艺术的乌托邦诉求，也讨论了体验性到意识形态控制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在纳粹美学和斯大林的总体艺术中我们看到了艺术如何被政治乌托邦绑架，进入统一规划的单一美学。在另一极端上，艺术又完全投入到消费社会的造神运动中。Berger所谓的白日梦就是这样的一种消费主义乌托邦。虽然它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美学多元性，但从消费逻辑的内面看却也依旧单一，它和极权美学一样也遵循着一切圣象营造的基本原则，从体验性到信仰，再到意识形态控制。

我们说了这么多意识形态，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在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下意识形态是指“虚假的意识”，是“主导人或者社会集团的思想和表征系统”，与之相反的是存在于经济和阶级关系中的现实。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总结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是一个纯粹的梦幻，一个想象的集合，并受到对其进行说明的语言的扭曲。但是对于后结构主义来说真实和虚假的对立本来就是可疑的，因此阿尔都塞修改了意识形态的二元主义，他将意识形态和主体建构联系起来，他说：“人天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动物”，也就是说人通过意识形态来建构和规定自身。人处于多种意识形态重合之上，在其间反复切换。主体的人因为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可，才获得了这样的主体性。意识形态本身构成了人的“身份认同”，它决定着我们如何想象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这一建构和被建构的互动永远处于运动之中。这样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意识形态的简单二元区分就得以避免，也就是说没有真实和虚假之分，只有在博弈中的多种意识形态。真实的现实就如同康德的物自体一样是无法触及的，我们说认知的外部世界都是被主体所建构出来的幻象，区别在于如何建构的问题。

无论是我们讨论的教堂空间，还是20世纪后的极权主义公共空间，或是今天消费主义主导的体验空间，最令人担心的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覆盖了其他的众多意识形态，成为一家独大、不言自明的日常“真理”。只要有多个意识形态可供切换，人的反思性就得以保障。从60年代末至今对消费主义的批判正是因为它已经确立了笼罩性的霸权地位，以至于使得其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销声匿迹。如上所述，和70年代的区别是，白日梦已经不再是众多意识形态中的一支，他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以至于我们无法再区分它的梦幻和日常生活——日常就是白日梦，白日梦就是日常。

2014年“泛娱乐”这个概念在中国备受关注，百度百科是这样说的：

“泛娱乐，指的是基于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多领域共生，打造明星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的粉丝经济，其核心是IP，可以是一个故事、一个角色或者其他任何大量用户喜爱的事物。……构建了一个打通游戏、文学、动漫、影视、戏剧等多个种文创业务领域的互动娱乐新生态，初步打造了“同一明星IP、多种文化创意产品体验”的创新业态。”

泛娱乐的核心：打造明星IP的粉丝经济，而“粉丝经济”又关涉到对于“信仰”的营造，它是一种“宗教的变体”。如同宗教艺术和极权主义艺术那样，每一个IP通过从内到外的形象设计和故事包装，在全媒体上同时盛开，“打通游戏、文学、动漫、影视、戏剧等多个种文创业务领域的互动娱乐新生态”，形成线上线下的商业整合。它打造一种360°无死角的辐射，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消费总体艺术。其中体验成为了这项造神运动成败的关键。它通过视听高科技设备和人类感官的直接对接，在感官上激发潜在的信众，参与到每个接受主体的世界观塑造中去，把他们归化为自己非理性的粉丝。体验使得粉丝们由内向外，通过每个舒张的毛孔，白日梦散发出光晕，同频共振着、癫狂着，生命就此获得了其最大的意义，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主动地进入消费程序。

但和宗教艺术、极权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单一性来自于内部逻辑——一切只以消费最大化为原则，在表象上却呈现出多神教的特征，同时提供我们各种差异化的神龛，它试图在不同人群中把握各种共鸣，使其转化为消费，在单一化的消费模式下，让我们做着千变万化的同一个梦。

显然作为一种概念的泛娱乐企图构成一种对日常生活全方位的笼罩，Berger70年代所说的那种片段式闪现的白日梦和它不可同日而语，它正代表了娱乐工业对于日常的全面渗透。那么今天艺术应该做一些什么呢？我们是否需要再重听一下阿多诺的陈词滥调：

“艺术只有在具有抵抗社会的力量时才得以生存，如果它拒绝将自己对象化，它就成了商品。它向社会提供的不是直接可以沟通的内容，而是某种间接的东西，譬如说抵抗力……艺术作品，至少是那些不屈从于宣传的艺术作品之所以缺乏社会影响，一个决定性原因是它们必须放弃使用那些会使它们迎合更大多数公众口味的交流手段。假如他们不放弃，它们就会变成包罗一切的交流系统中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