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谈 | 电影写作目标:表达不可表达的
发起人:毛边本  回复数:0   浏览数:1547   最后更新:2016/09/03 17:31:14 by 毛边本
[楼主] 毛边本 2016-09-03 17:31:14

来源:艺术世界


影像与写作”这个话题就像当代的一千零一夜,自带生成性且永无止境。因为我们已在文本与影像的年代里逡巡良久,不夸张地说,我们就活影像与故事里,活在它的讲述中——还有什么故事未被讲述?还有什么讲述未被讲述?带着这些困惑,去了解芬雷、丛峰、毛晨雨的独白,愿从中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芬雷
青年学术团体“泼先生”发起人之一,记述电影联合发起人。现工作生活于杭州。曾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浙江工商大学影视动画系合作,相继发起“影像新写作工作坊”、“记述电影周”与“影像的叙事与反叙事讨论班”等活动。


丛峰
电影作者,诗人,《电影作者》编委。


毛晨雨
第二文本实验室主持,稻电影系列作者。2012 年开始,毛晨雨在湖南创建探析中国乡村社会的实体媒介“稻电影农场”,在 30 亩稻田基础上实践一套独立自足的自然农耕农业语言系统。2015 年开始,在中国乡村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下,毛晨雨着手在稻电影农场内筹建一所社会研究和教育的实体机构——私立“麋鹿大学”,试图建立新形态的乡村社会主体与知识生产的现代机制。


芬雷:


记述,在中文里有记录的意思,但与记录不同的是,记述要在记录和叙述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它的任务首先在于追踪现实,记录现实的踪迹,然后还在于叙述这一追踪中的现实及其踪迹。换句话说,记述是“记录”形成“叙述”的一个事件。


布朗肖认为,记述(récit)不是记录事件,而是事件本身,是接近一个叙述、一个空间的事件,是叙述的叙述,是叙述本身的事件。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的记录真实、叙述故事、表达观念,无不是在记述对于某个真实、故事和观念的迫近中才得以完成的。而电影或者说影像,在我个人的理解中,是记述完成自身的最直接的媒介形式。

2015 年记述电影展映现场,上海瑞象馆


2014 年,在中国美术学院,杜三川、卢意和我发起“记述电影周”,针对写作,有了进一步的讨论。在此过程中,我清晰地意识到,影像天然就是写作:当摄影机被打开,世界即记录在案。同时,一种从记录到叙述的迫近力量,将世界作为平面展现在个人写作的行动中。这里的写作不纯粹是文字书写,或者文学化表达,也不单单是自言自语或论文电影,而是在图像之中、图像与图像之间以及图像与文字之间,通过个人写作,记述事件的永恒来临。



居伊·德波,《关于短时间内某几个人的经过》剧照,1959


对于德波所拍摄的《关于短时间内某几个人的经过》,这部仅有 20 分钟时长的短片,我个人认为,是“记述电影”的绝佳实践。片中反复出现的街景其实就是德波每天路过所看到的,包括街上的行人也是随机遇到随机拍摄,整部片子看起来毫无目的,完全在游荡……而画外音所追问的,就在于这短时间内的某几个人的经过,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有发生。也许发生了什么。相遇?无数的,无穷尽的相遇。反复的相遇。就像布朗肖说的,始终在路上,始终在回归,永不停息地一再开始。



丛峰:


最开始拍片纯粹是自发性的,觉得影像远比文字直接,正合那时候自己的需要,就开始拍了。之前写诗写东西,很个人,自闭,但影像需要以各种形式直接与人、与物、与现象打交道,这是个人方式上巨大的变化。我是先有了一个想要表达的人群-区域,开始时尝试过文字,很苍白,无法还原最基本的记忆;摄影也有,传递出来的信息太孤立。所以视频-电影可能是排除文字、静态摄影之后最终必然的选择。王兵《铁西区》是个最直接的启蒙。《铁西区》当时给我一种思想上的解放,原来单枪匹马就可以干。

丛峰,《未完成的生活史》,246 min,2010


《马大夫的诊所》和《未完成的生活史》属于我比较早一个时期的影像写作,回到北京,回到自己日常的生活中间,我觉得,真正的写作才能开始。所以对我来说,贫乏电影应该也可以指一种日常生活批判的实践。影像写作,应该成为日常生活的批判。后来拍《地层》的经历让我回到了接近我个人日常生活的位置。


《地层》也许是异轨了一个地质学的概念,来描述社会层面的变动,这使我渐渐感到了北京-甘肃这两个对我来说重要的地点在“变动”上的呼应。这种变动,这种“地层”的动荡,我感到是均质的。无论是北京还是甘肃,城市还是农村,它们之间完全相互平行。




丛峰,《地层 1:来客》,剧照,2012


我最近有个电影计划:《电影是什么?》,想探讨在今天,摄像机-观众-电影院等等电影的要素意味着什么。其实从维尔托夫《持摄像机的人》那个时期起,已经有了直接面对现实进行影像写作的自由的可能。电影,我觉得首先要超越拍什么、用什么拍这样的问题,然后才是写作。起初的电影实践比较本能,慢慢地越发感觉到最初那种方式的被动,从甘肃回到北京后,开始更多地反思电影和自己的关系。2012 年左右,我提出来“贫乏电影”这个说法,觉得应该追求一种本质的,去矫饰的,不挑剔现实的,可以自由生成的电影,实际上也意味着一种主动写作。贝克特大概说过“表达不可表达的”,应该也是电影写作的一种目标。



毛晨雨:


电影与写作的关系,大体上经由了这样两个层面的问题:1. dv 等民用技术的出现,便捷的技术带来了制作的自由;2. 技术的自由催生了自由的制作,这时的电影意识形态已经开始连接到身体、思想表达的可能性,电影从工业机器走向了身体。


在我个人的拍摄经历上,经由几次调整,近两年我开始感受到了某种真实的自由,就是电影/影像就是我的一支笔,一种写的方式。

毛晨雨,《神衍像三神列位》,图绘,81 x 46 cm,2008


电影的写,全在于我们如何重新理解电影的构成。如同布列松的官能性的电影书写,我在 2012 年提出了一个逆社会写作的个人路径的“写社会”的概念,特别是我将社会视作一个无法脱离的现场,是我的电影工作无法规避的情境之时,我所面对的材质、属性、可能性都发生了扩容。我的确也在这么做:用社会写作的材料(那些特定语用的影像,譬如上访功能、社会申诉功能等等)来制作一种我个人的写社会的实践。这时的写,更多是一种编辑的行动。


毛晨雨,稻电影《秘密人》剧照,2010


我近年来开始对影展、作为电影的电影、形式美学、独立电影的政治学与诗学(但愿真有这么个事物)等等,都以放弃的方式处置。我并不追求现实观众,我更在于一种新的美学与个人空间的掘进的可能性,类似一种古典英雄叙事一样,我发现掘进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个人想象空间,因为我们在面对电影史制作。这时的写,将雄心、节奏与形式的可能性、时间修辞、个人身体与官能的置入等等,一概地联结起来。这是我特别迷恋的自我实现。


当我发现,图像生产并没有那么多奥妙可言之时,我们现实中的观看和评论根本看不见这类图像。这是我 2013 年以来遭遇的观看的挑战。而且我认为,写的自由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定义,也就是说,写的自由是自我英雄主义的理性实践和神话构筑,它是一种自我的投入和投递,它是显影与造像的神性力量。我这样讲,可能带有某种萨满的方式,但我相信电影存有神性,我理解的诗就是这类神性。诗在电影的罅隙中冒出来。


毛晨雨,媒介1 号:《云爆,洞庭及符号死亡》,单屏影像、湖南岳阳方言、中文字幕,78 min,2015


此外,还应该强调,电影如何去文学场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要再存在一支笔的意识形态来构筑电影。电影的自足应在于我们如何真正地掌握了自由的写的“语言”,我们如何来重新地理解电影之构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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