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对事物的一种命名：媒介研究中的灰色术语Just a Name for a Thing:The Shadow Terms of Media

由戈茨·巴赫曼、贝叶斯、全熙金发起的论坛“媒介术语”（2015年6月17日至19日）旨在对媒介理论的根本性问题进行重新探讨与修正。随着媒介环境的时代变迁，我们当下的处境是否造就出新的术语有待重新描述。界定媒介研究的对象需要哪些条件？媒体理论的术语与这些条件有何关联？媒介理论本身又有哪些条件？

伦法那吕讷堡大学、布朗大学

安德利亚斯·布罗克曼（Andreas Broeckmann），艺术史学家、策展人。2011年起担任吕讷堡艺术项目主任。2001年至2007年担任柏林跨媒体艺术节的艺术总监。

安德利亚斯·布罗克曼 :

我喜欢这次会议标题极其雄心勃勃的姿态——媒介术语。在小组讨论中，一些预想中本该出现的媒介关键术语并没有出现，这也证实了我们的某种直观印象：比如，“制造”与“肉身”或许并非媒介研究中至关重要的术语，而“氛围”的概念依旧太过模糊，难以进行讨论。第二，就“媒介”一词的一点想法：会议试图将一切可视为媒介的事物列入议程。但据我了解，特别是通过研究克里斯蒂娜·瓦特和简斯·施勒特的评论，这种看似过于宽泛的方式是有意为之。因为媒介并不单指某种事物、实质、装置或是技术，而是一种更为形式层面上的界定。更确切地说——是由关系来界定。我暂且不知如何详尽掌握这样一种对于关系的研究，但由此可见本次会议，乃至整个媒介研究界探讨问题的广泛程度。媒介研究事实上是针对各种关系不同程度形式化的研究，我很好奇如此抽象的概念如何形成一门学科。第三，在我80年代的学生时期所熟悉的一些、曾在媒介研究学占主流的核心术语并没有被提及，这很令人惊讶。当时，一切有关媒体的探讨都围绕着大众传媒、公共场域，或是政治宣传，而最普遍的是关于传播学的讨论。然而据我所知，这些曾经的传播学研究如今都已被关系研究取代，并且研究的对象并非社会关系，而是形式与数学关系。令我不安的是，随着这些转变，所有社会性、主体间性，有时甚至包括政治性因素都被排除在衡量之外。取而代之的，正如基特勒所指出的那样，是机器与机器的对话。或许这一想法无可救药地停步于二十世纪，但我预感如果人们在研究和理论构建中试图将人文因素从技术、生态以及资本逻辑的等式中剔除，政治、政治经济、国际社会无疑将陷入危机。我将以一个疑问结束发言：暂且收起对后人文主义批判的必要驳斥，我们是否应该将人文因素纳入媒介研究的考量？

艾伦·鲁尼（Ellen Rooney），布朗大学现代文化、媒体、英文专业教授，同时担任《剑桥文学指南编：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编辑。

艾伦·鲁尼：

对我来说，“照片即媒介”是一个核心概念，不仅是照片，还包括小说。大家会发现，当我使用“技术”一词，更多指的是19世纪的第一人称直述，而不是像素或推特。我对阅读很感兴趣，而阅读正是当前话题的问题关键。我发现，我的精读笔记的各个角落写着一些补充词汇，这些词似乎从多方面模糊着谈话的语意。这些隐晦的词语中有些是含蓄的，是演讲者的欲言又止，有些则与被使用的词汇维持着一种紧张的关系，而另一些则徘徊萦绕于讨论之中。这就像媒介研究中的灰色术语。“没问题侠客[1]”宣称谎言揭示真相——我认为这是虚构的特征。“虚构”一词在如下情境也许会发挥作用：当我们试图探讨现实、真相，或介于真与非真之间的经验主义语汇时：这种语汇自身是真实的，然而又与人们惯常说的“真实”在状态上有所不同。此外还涉及潜意识，与随之而来的性别差异。但是意识、反思、机器化身与人类化身间的差异——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从潜意识的概念中得到相应的解释，且无需牵涉到那些精神分析中令我们狐疑的情节。虚构、潜意识、主体效应。如果我们不将主体性视作一种虚构，而是主体效应，那么当我们试图讨论主体性或是避开主体性来讨论时，关于媒介/介质，政治和主体性的思考将会向更丰富、更激励人心，更乐观开阔的方向上发展。我并不认为在研究中用主体效应这一观念替代主体、自我、个体或人类会导致我们陷入附带现象论的泥沼，这反倒能使我们保持某种反复考量的态度。

置换、矛盾和隐喻，最后这组词汇有些违背直觉，使得界定的问题更为复杂。我们要探讨实质性与概念界定，思考什么因素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们希望把什么称作决定性因素。对于某个概念的界定并不一定要遵循逻辑规律和计算法则。界定可能发生于一次相遇，而相遇的前提是偶然性，这样说来我们才不会将跳跃或置换视为不可避免的，而是有实质性的，正如隐喻有实质性却无法预知。一次相遇介入未来。

尼善·沙（Nishant Shah），印度班加罗尔网络与社会中心的创始人。

尼善·沙：

至今我们的谈话中都隐含着一种观点：在探索媒介的可能性时，我们试图打乱媒介的种种定义从而理解媒介，或是试着终结媒介，尝试为调解画上句点，而这些尝试或许建立在某种对于未来的政治空想之上。我们应该将媒介视为独立变量：不去深究何为媒介，而是去探索它的可能性，研究它在不同形态下能产生怎样的催化作用。我试着从三个角度进行观察。首先是再媒介化的概念。再媒介化过程叫人兴奋之处在于它将受众视为待被解决的问题，而并非媒介形态的呈现本身。生产一个必须经过修复、选择、重组才能与媒介形态兼容的主体成为了再媒介化的核心，这一过程难以揣测，却不常被提及。我们还没有充分考虑到媒介萌生初期造成的主观不确定性。我有意用“再媒介性”这一含糊的概念，这让人摸不清它，或许还会让你思考它的两面性。为建立秩序、规则、体系和阶级，媒介制造了某种介质或媒介性为众人提供衡量的标准。虽然我们探讨了阶级制度，但还没有谈及“中端”这一概念。

对媒介的第三种解读，需要联想到古希腊悲剧：视媒介为恶魔，是那个杀父食子、以怨报怨的美狄亚。我想先分析一下我们如何以一种事不关己又心安理得的态度为媒介赋予了妖魔化的定义。“媒体是邪恶的，哈哈。”“谷歌在监视你，哈哈。”“脸书好坏，哈哈。”这些看似是漫不经心的笑谈，但我们需要认清。在媒介的妖魔化定义中，人类是如何被塑造成了脆弱、堕落、被制约、时刻渴望被净化的角色。随着能力建设不断促生对身体的恐惧，当我们研究媒介时，有必要将身体问题引回媒介理论。最后我想说明历史与未来的关系是令人振奋的。在思考当下现实的时候，我们会追溯历史根源，也希望它们能延展至由媒体构建的未来。但历史似乎是个极度大一统、完全基于事实和现实主义的概念。我认为是时候去撰写有关媒介的虚构起源和虚构的历史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试图构建的可量化的未来。我相信，在量子宇宙中的某个角落，一个印度口音的声音打破万物之初的黑暗，“先生，你有试过按下开机键吗？”而媒体便由此诞生。

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视频游戏设计师、评论家。

伊恩·博格斯特：

我曾经任教的地方被更名为文学、媒介与传播学院，可见学术界确实有列举术语的倾向。我们会听到很多针对这些术语的评论，有关其是否全面，以及我们是怎样与这些术语产生联系的——它们是否是准确，我们是否需要其他术语——由此被提及的术语可以凑成一个无限长的清单。椅子、或者玉米卷与我们的探讨都并非毫无关联，我这么说是认真的。我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观点：各个领域的研究都一致认为媒介学契合了某种麦克卢汉式的观点，也就是——万物皆媒介。这只是事物的一种命名。无论是“颜色”、“市场”、“政治”、“虚构”还是“木材”或“玉米卷”，这些都有能被讨论的空间。我们试图进行区分、限定媒介研究的范畴，这正是当今人文学科的弊病。但愿将来，媒介研究学可以成为这种适用于所有领域的人文主义方法。这将比不断地召开会议，逐个列举术语并探讨其局限的循环更加有效。

艾伦·鲁尼：

木头与玉米卷自然是不同于政治和虚构的事物，但与此同时又有“合理相同方法”这个说法，（我们可以通过这一途径理解这几类事物）。而这才是检验理论的最佳途径。每门学科，甚至每个研究领域都是竞技场。我同意重点不在于研究对象本身，而在于我们审视的角度，但此外我们依然有需要探讨的地方。

尼善·沙：

从使事物保持循环的角度来说，这是个很好的议题。唯一的问题是，列表作为一种呈现观点的方式，是极其扁平、去历史化的，仿佛所有观点都同时存在于某个假想的中间地带。我们被有关媒介的思考牢牢地禁锢了，不如将我们列举的诸项重新放回各自的历史语境中，再将这些历史叙述编织在一起，从而面对那些被隐藏的多重历史。

卡罗琳·凯恩（Carolyn L. Kane），研究新媒体和数码美学史及其相关哲学

卡罗琳·凯恩：

有关爱的观点，我不知道是怎么联想到的，我开始思索我与科技之间爱憎交加的关系。所有电脑对健康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都在我身上应验，但我依旧将电脑作为写作的主题，并在很多方面深爱着它们。爱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我指的是真挚的爱。

保罗·费格菲尔德：

当我们谈论爱的时候，不妨回想一下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最后两部有关音乐和数学的著作，副标题是“阿佛洛狄忒与厄洛斯”。

保罗·费格菲尔德（Paul Feigelfeld），吕讷堡大学数码文化中心数码文化研究实验室学术负责人。

尼善·沙：

我很好奇爱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答案可能是：无所不能。如果没有源自热爱的付出与努力，就不会有这一切，比如这场会议。如果我们忘记了情感劳动，忘记人们会排除分歧被爱感动，我们就是在彼此伤害。在一次像这样的会议中，我们每个人都略微有着局外人的感觉，而这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因为若非如此，一群彼此熟知的人将沉浸于沾沾自喜的狂欢中。我认为这次会议我们可以交上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对媒介研究也对彼此。

艾伦·鲁尼：

我们需要另一个词来形容我们对机器的感情。相比对其他人，甚至宠物，我们对于机器的感情存在着一点差别：或许就是愉悦。我们从机器中得到愉悦。说到这里又不得不再回到对谈论热追HBO电视剧的那些人们的批判。我强烈反对在现代文化与媒介中进行层次高低之分，但之所以我可以忽视这一区分，也许是因为我从未教授过电视或电影等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与所谓精英文化息息相关，并不因为出发点总是悲伤、愉悦或是爱，而在于你对其分析出了什么观点，无论是关于HBO、玉米卷还是木头。

[1] 一个文化激进分子组织，由雅克·赛尔和伊戈尔·万姆斯发起。

译/林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