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一颗星球，一个领袖；森达达主义万岁万万岁！
每年的这一天都是艰难的，是痛苦和挣扎的；今年更为甚之。这一天已成为了人生难以逾越的关隘。
2014年6月3日上午10时，我抵达天安门东。在岗亭前排队等待“安检”，滞留20多分钟。一个女子一只手执“大板”在我身体上下扫来扫去，另一只手就摸来摸去，连裆下也没放过。
过关后我就支起机器拍了5分钟的一个镜头。这时一个小警过来要看我身份证，我说这么多人的身份证不看，为何偏偏挑了我？他说他们也只是随机抽查，是许可的。我给他证件，他掏出一只仪器就套在证上看，好长的时间，他读出了我的名子。但他仍不放心，用笔在本子上记下了我的身份证号。
10时30分我抵达天安门城楼前的“核心点”上。游人非常稀少，一看便知都是些正常游客。不是说今天上午10时后开始“天下围土成”的吗？怎的就不见了人群出现？我未免感到失望。但此刻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来了，我在场。我着黑色上衣，形象夸张而突显。这一天，我的气场十分强大。我支起机器，站立于“核心点”上不动，作了长达半小时的长镜头的自拍，以此方式纪念屠城死难者。我的到来即刻引起了小警们的注意，开始有几位小警围观，过了一会又来了几位，他们中有人就用对讲机不停的讲着什么。不一会就来了几辆警车，停在我正前方；我仍稳如泰山，视而不见。这时从警车上下来数警，拉开铁栅栏，直奔我来，让我出示证件。我说如果要是没带证件呢？他们说那就必需上车，跟他们走一趟。我又说如果要是带证件且被你们验证过了呢？他们说那就需要再验证一次。我就给他们证件，验证方式与前次一样。最后他们说这里是禁止任何商业拍摄的，我说只是自已在纪念。他们说我呆的太久，必需马上离开。
我通过西边的地下通道抵达广场，这边的游人依然稀少。烈日如焰，烘烤着大地。我在“中轴线”上又做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长镜头的自拍。这期间又被验证盘查了四次。主要询问内容是：从哪来？何时来？几人来？住哪？去过哪些地方？将去哪？乘何交通工具？是飞机还是火车？等。
我被烈日烤得有些晕眩，决定离开广场返回城楼。我向地下通道入口处走去，这时就有一个驾单人站立的电动小车的小警从后面追了上来，他大声招呼说先生等一等。我驻足回头，见那是已验过我证的小警。他说，你身上图标是什么意思啊？我说我也不知到。他说，噢你是不是感觉很酷很漂亮就穿了这衣服？我说是。这时另一位小警凑了过来，俩警对话。我转身离去；我就听一位小警说，是媒体？答：《大公报》的。我很诧异，难道在他们的系统中我的名子一直是和《大公报》捆在一起的？难怪他们每次验过证后都还是对我很客气的；现在信息时代若要翻一个人的老底易如反掌，只是几秒钟的事。是次行动被查证6次，2011年2月20日那天进入天安门广场被查证26次。
我准备登上城楼考察，在烈日下又排队近一个小时，快过关时工作人员就过来告诉我说我的机器带“麦”属专业级，是不能带上城楼的。我说你们就不能给保管一下？他们说贵重物品是不保管的，若我是一个人来的就只能去退票了。于是我打消了登楼想法。
我向端门方向走去，这时就有老外从后面追赶上来，说要给我拍照，问可不可以，我说没问题。我想他们不是“美联”就该是“法新”吧，今天平安无事，我的到来是唯一的新闻了。
穿过端门就是午门，我在“核心点”上支起机器，作了一个长镜头的自拍。这时就有许多游客围观，其中的俩位小美女久久不肯离去；乘我切换镜头时上来和我打招呼，说是认识我，在电视上见过。她们要求和我合影，我欣然答应。于是她们掏出手机，轮流倚在我的身体上拍了多张照片。
我从阙左门出，对面就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西门，与一墙之隔人流如潮的故宫不同，这里冷清的一个人影都不见。我购票进入。门前负责“安检”的又是一双小美女，正闲得无聊。她们见一位“酷爷”到来，自然兴奋起来。一位执“大板”在我身体上扫荡起来；令我不解的是，我的上衣如此单薄，是一目了然的事；她却用手在我胸前摸来摸去。我的裤子肥大且口袋多，金属拉链就有六、七条，加之口袋里的金属物件多，她的“大板”所到之处就是响个不停；每响一次，她都要用手去抚摸一会。当扫到我的裤裆核心部位的拉链时，“大板”又响了起来；这时坐在一旁的女孩就笑了起来说：“这次你可要抓住机会摸清楚喔”。这话显然是句瞎话，是极具性挑逗的。而我呢，也只能任由她去摸了。我对这俩女孩一点都不反感，所以就有了莫名的快感。
这古园，只我一人在着。高墙与古柏，诉说着沧桑历史。远处的几声鸦叫，更增添了老园的宁静。我在树荫下择一长椅坐下小歇一会；抬起头就见一位美女走了过来，薄纱的衣裙如轻雾。走近时她就冲我微笑，我就向她点点头以示问好；她在我身边停住脚步，说：你是艺术家森达达？
我：是啊；你怎的知道我的名子？
她：我认识你，你的大名如雷灌耳呵。
我：你的大名如何称呼？
她：我叫留丹丹。
我：你的这名子好，很有感觉。
她：我们的名子相对应呢。
我：是啊，真是巧合。我挪了一下身体，将椅子空出一半；说：坐吧。她就坐在了我的身边。
她：我喜欢艺术家，我见到你就感觉很亲切；你的气质不同凡响，很震憾人心的。
我：我对你亦有同感；你走过来的时候，我就能看到你的身体在发光，身后拖着长长光影。我也预感到奇迹会发生的。
她：今天是我25周岁生日，真没想到这时刻遇上你。
我：啊！几时出生？
她：晚上11时30分。
我：那正是屠城时分！
我握住她的手说：美人，你的纹身象是履带痕迹。
她：我刚出生我妈就死了，坦克从她的头部和胸部压过。我是在履带间出生的。
我：啊！他们连孕妇都绞杀，怎的就不遭天谴？
我：我很困惑；今天这特别的历史时刻怎的就我一人在？
她：是我们俩人在，我已在城楼前见过你了。
我：我很挣扎；我看这局势已进入战争状态，这维稳的成本太高，是不可持续的，我担心现政权一夜之间轰然倒下，而我的事尚未能够完成。
她：噢？若真是这样岂不是好事？你又有何事尚未完成？
我：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几件行动艺术作品，是必需在现政权崩溃之前完成才是生效的；就是我的城楼上的《尿毛像》以及我计划制作许多红色蝴蝶机器人放飞到城楼的毛像上，再现89年湖南三君子的《蛋击毛像》的情景。我的作品最迟不能拖过屠城30周年完成。
她：这创意特好！你实在是天才的艺术家。只是这成本和代价是很大的。
我：这是艺术家的历史使命，成本和代价是可以不计的。这也是要攀登的一个高峰。
她：你还有另一高峰要攀登的？
我：噢？
她：几天前百度头条新闻的香港大美女裕隆的留言：“打造万亿美元市值的互联网企业非森达达莫属，马云、李彦宏差矣。”
我：噢，你对我如此了解？
她：很多人都看到了，有人就问这森达达是谁？是互联网人物吗？
我：我80年代末开始给香港《大公报》做事；这媒体是土共在海外的喉舌。我是叛逆者，写不了拍马屁的“新闻”，就只能去写经济文章；我的目的就是利用媒体公器对国家垄断资本的计划经济体制实施解构；却一不小心就写成了中国“新经济”的缔造者，后来的许多相关的“新经济”的游戏规则都是我创造的。我90年代初在中关村采访李彦宏、雷军等人时，他们也都是做软件的，刚创业，公司只有三、五个员工，工资都发不出的；是我最早给他们宣讲“新经济”，并劝他们改行做互联网企业的。我90年代曾用2年半的时间，计算出万亿美元市值企业的生成，其中充满着无数数值的意象叠加，如史诗般恢弘的巨著。在当时，各种条件都不成熟；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只有1万多亿美元。那创意只能是纸上谈兵，被束之高阁。我当时就在想，我的创意至少要等20年，才能在中国变为现实的。
她：那现在是时候了？
我：是时候了。
她：你该行动了。
我：是的。
她：你会成功的。
这时她将脑袋倚在我的肩上，我顺势将她拥入怀中。她的舌头在我嘴里翻卷着，这使我热血沸腾。我们拥着躺在长椅上，闭上眼睛，享受这时光；不久就都入睡了。
这时“嘎”的一声游鸦的尖叫将我惊醒，我从长椅上爬起，美人不见了。
时隔一周后的今天，我仍分不清那天太庙西园的艳遇是梦还是现实。但我想我已有了一个梦想，我要将它宣告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森达达《我在场（2014－6－3／12∶00）》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