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艺术 文：姜俊
▲ 银河系漫游指南
去年或是前年在杭州听了邱志杰的讲座《大计划》，深受启发。 用英文来描述就是 Big Project，也可以用“大项目”来翻译。今天很多艺术家，无论国内国外，在介绍自己的作品时，已经不再说，这是我的作品，而是说这是我的项目（project）。同样今天创意团队在和投资人介绍自己的方案的时候也说：这是我的项目（project）。邱志杰在讲座的问答环节把艺术上的大计划与商业上的项目类比，甚至觉得商业上的某些创新项目更牛，因为它们直接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和形态。他的断言一开始多少让人心颤，艺术怎么可以和商业同日而语呢？
▲ Luc Boltanski和Eva Chiapello合著的《资本主义新精神》
但在深层上说邱志杰的断言颇有洞见。今天资本主义新精神背后的创意文化就是一种项目制的文化。Luc Boltanski和Eva Chiapello在合著的《资本主义新精神》中画出了在68年的五月风暴中对于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两种批判——政治经济学为轴心的批判和美学批判（对于个性、自然、创造力的追求）。但五月风暴失败后，面对批判的破坏力，原来的控管型资本主义发生了自我的转型，希望可以转移批判的关注点。随着消费社会的不断深化，产能过剩，无差异化的大生产已经过时，有差异化和个性化生产才是王道。资本主义迅速的吸收了美学批判，更强调小团队的协作和创意、想象力。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不用如同60年代的年轻人一样把他们的个性、活力和创造力浪费在反抗社会既有的体制上，因为现在新经济鼓励下打破传统（破坏性创新）成为了正道。年轻的生命便完全可以被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整合进去。从80年代起，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确立诞生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精神——更灵活的项目制。
今天艺术家作为一个文创的典型代表，同样遵循着类似的逻辑。从艺术作品到艺术项目，从艺术的物质性到祛物质性，从现代主义的反叙述到回归叙述，艺术作品的生产同样对应着70-80年代开始从控管型福利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转型。
项目制就是一种对于多元性叙述（Narrative）的追求，如果现代主义（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强调一种整体性的大叙述（无论是民主自由的进步论，还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大理想），如同利奥塔而言，在项目制（后现代）中缺乏一个可以作为总体合法性源泉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取而代之的是，众多小叙述处于多元的、杂交的、多维度的竞争之中，并为进入合法性程序而焦虑着。因此利奥塔提出了语言游戏说。
▲ 邱志杰的《邱注上元灯彩计划》
▲ 《上元灯彩图》
今天艺术作品的合法性越来越诉诸于一套叙述的合法性论证，这一叙述往往表现为项目的形式。如邱志杰的《邱注上元灯彩计划》，这一项目基于明代的一幅古画《上元灯彩图》。其重点在于他发明的注解，他叙述道：
“《清明上河图》画的是社会生活场景，而这幅画画的则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南京夫子庙门口的古董市场。古董是生活当中的玩物，更加有针对性地指向精神世界。”
“我很想知道画里的那些人是谁，都在做什么。于是开始阅读《资治通鉴》，同事高士明又介绍我看《太平广记》，然后通过这些历史我发现，中国民间戏剧的基本结构和历史的循环往复之间，有很多的相似和共鸣。比如努尔哈赤读《三国》，从周瑜的离间计当中得到灵感，去离间明朝皇帝和大将袁崇焕，结果拆掉了长城，戏剧的内容变成了历史。像这样历史之间相互投影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一个小皇帝登基，就会出现一个权臣辅佐，这样的事情总是在发生，变化的是人的名字，有时候是诸葛亮，有时候是张居正，有时候是俾斯麦……总会有人出现到这样的情节当中‘应聘’。”
以上这些正是他项目的基点，即核心叙述。现代主义艺术中所重视的材料、形式、手段已经不再是创作的重心，它们变成了可以灵活选择、搭配和重组的模块。一旦叙述被承认，下一个步骤便是组织各种模块配合这一叙述的表达，以此衍生出来的艺术品生产就得到了保障。《邱注上元灯彩计划》并未追求在作品形式上有所突破，也缺乏统一感。它融合了水墨、装置、版画、影像、声音，确实构成了他一贯以来的总体艺术概念，或者是新提出的“贯通艺术”。（图4）一个叙述相对于其作品就如同打开了一张拓扑学的大网，各个作品就此各就各位成为其中的节点，互相关联着、影响着、映射着、辐射着，它们共同协力丰满着这一叙述。
就如同在差异化的消费市场内一样，每一个艺术项目的叙述总会吸引到一些人，排斥更多的人。《邱注上元灯彩计划》在拥有传统文化素养的观众中可能闪闪发光，但对二次元的新世代又有多少效力就这值得疑问。那么如何使得艺术家生产的叙述得以进入合法性程序呢？有效的方案就是符合“注意力经济”的运作游戏——对“有趣的差异”（interesting difference）的追求。有趣和差异才能带来关注，关注才是导向共鸣的发生。但这也是一种走钢丝的技术，既要和当下流行的趋势保持差异，但又不能完全不同，否则将彻底被所在艺术体制抛弃、排斥、难以进入合法性程序。
当代艺术不能如同现代主义时期那样只是囿于纯视觉的领域，强调感官的直接性，和媒介的单纯统一性，这一套早已过时。在创意经济对于“新”的迷狂下，它必须超越出去，寻找和其他学科、媒介、领域的结合，更进一步说，就是贴着艺术的边界玩跨界游戏。在通常情况下比如：文学、社会学、人类学、新科技媒体、生物学、心理学、剧场、声音等等。跨界创造了新的整合，当当代艺术在不断吸取其他门类的资源为己所用时，“新”就会破茧而出，差异从此诞生。艺术的边界不断被开拓，同时还必须配合推广，因为在今天被关注成为了进入合法性程序的必要条件，引起话题，促成讨论。承认来源于争论。
▲ 碧山计划：欧宁的乌托邦文本
除此之外，强调个体身份、特殊性，以及在地性都是差异化的法宝。通过艺术的方式可以让每一个边缘性的小叙事变得生灵活现，成为展览的对象，它可能是某个乡建项目（如碧山计划），也可能是非主流的LGBT亚文化、流行二次元，或者如同《邱注上元灯彩计划》那样挖掘传统资源，并整合到当代艺术的创作手段中去，或者是对于个体某种特殊经历的神秘化，或者是再现哪个被压抑的少数族群…… 挖掘非主流，挖掘边缘，展现历险成为了艺术在当代社会中得以成立的基石。
▲ 陈天灼作品现场
当然只是纯粹的差异还不足以获得合法性，它需要让人感动，看到新的意义，能联想未来的可能，创造更深邃的对于自我存在的新理解和定义。通过艺术那些原来不可被接近的领域获得了一种感性层面，从而更容易与观众产生互动和交流；使得一切本来封闭和疏远的东西变得开放，并形成串联。
今天项目式的艺术回归叙述，同样有着正反两面。一方面让不可见的少数被大众看到，通过想象力打开另一种关系的连接方式（如《关系美学》所声称的），树立另一种视角，并使之进入讨论环节，产生反思，哪怕是暂时性的。另一方面却也可以符合消费社会对于“新”的追求，对差异的迷狂，成为消费信仰中的另一颗明星。
任何的一种小叙述都可以成为获得市场化最好的材料。今天的新经济把握住一切的可能性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Boltansiki所谓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的丧失，原本在日常中无法贩卖的东西也突然通过创意获得了盈利模式——通过对于生活世界的挖掘来获得新的消费拓荒。我们看到艺术生产-消费的机制和当下体验性、创意经济的运作逻辑越来越趋同。许煜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士绅化和文化工业》中同样提及了类似的问题。艺术机构和创业产业有助于提高一个社区的价值，马克思的Mehrwert（剩余价值）在今天变成了新经济所崇尚的Mehrwert（增值）。他举例了在伦敦和柏林风风火火的社区士绅化进程中艺术家和设计师获得优惠的入住价格，从而帮助整个地产达到增值效应，吸引更多的高尚人群的入住。在台湾诚品书店也同样遵循着类似的逻辑，通过生活方式的展示，地产成为了增值的目标。K11无疑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和商业结合的案例。文化工业在一种经济收益的大视野指导下欢迎任何的少数者，边缘人进入被展示的渠道。城市的经济收益直接和其文化魅力对应起来，关注成为了各种项目小叙述进入合法性的关键。
无论艺术家项目是出于何种原因，只要它以一种少数者、边缘者的姿态进入面对大众的展示模式，就存在着被消费的危险。展示本身必须符合今天关注经济的逻辑，必须构成一种有效的大众围观。如何可以利用这一逻辑，翻转它，便成为了艺术家项目需要思考的面相。我们不能否定的是，古往今来艺术和大资本的关系，没有资本伟大的艺术很难进入历史的书写。
▲ Christoph Büche《清真寺项目》
▲ 慈悲圣母教堂
在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冰岛国家馆中瑞士艺术家Christoph Büchel实施了《清真寺项目》艺术家和策展人Nína Magnúsdóttir改造了一座威尼斯已经废弃的天主教教堂Santa Maria dell’Abbazia della Misericordia（慈悲圣母教堂），让其变成了清真寺，并真正的赋予其宗教功能。威尼斯双年展冰岛馆仅仅开放了14天，就被市政当局关闭叫停了。据警方介绍，关闭《清真寺》是市政当局的决定，在《清真寺》中的活动，屡次超过了90人的法定人数上限。关闭决定是基于公共安全的评估之后做出的。
此一作品，包括当局对作品的强行关闭，受到众多讨论。由于威尼斯地区存在15,000-20,000的穆斯林，因而艺术活动从一开始就得到穆斯林社区的积极支持。他们是所谓被压抑的族群。相反这一艺术项目又引起了当地非穆斯林族群的恐慌，特别在当下欧洲面临基督教文化和穆斯林文化的冲突，宗教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因此《清真寺》非常敏感，并已经跨出所谓的艺术自治的领域，深深的介入到生活，甚至形成了政治上的挑衅。
从一种功利主义成功学的角度来说，艺术家Büchel可以被指责为投机主义者，他造成了混乱、争论和关注。没有一些手段的艺术家是不可能实施这样的项目。从效果论的角度来看，讨论正在发生，协商的现场得以展开，不可见的压抑被暴露出来，使得不言自明的惯例开始动摇。就如同人们从中世纪的教堂艺术中一直保留到今天的用语那样，让不可见者变得可见，让不可闻者变得可闻，（to make the invisible visible, to make the unhearble hearble）。德国艺术史家Angeli Janhsen在《Neue Kunst als Katalysator》（作为催化剂的新艺术）一书中强调的并非是艺术项目所产生的作品实物，而是所能引起事件的效力——催化剂作用。如同斯蒂格勒的说法，消费是一种短路，只是在输出和接受的顺畅中循环，他避免了任何不适的讨论、情感，也避免了主体和主体的对话，所以熵成为了他的新希望。断裂带来的是问题的展开，事件的发生，讨论的开启。现在它只要不断的被刨开、挖出，虽然也爆发了恐惧和仇恨，也同时带来了善意和宽容。它需要不断地说明、诠释、论证和为公众带来换位思考的可能。这或许能消解日常中的冷漠和偏见，形成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即开启霍奈特所言的承认的进程（Anerkennung），因此无论是Boris Groy还是郎西耶都声称当代艺术应该有关于平等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