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在这里岔开话题。就在几周之前，我代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视节目《银行家的艺术市场指南》（The Bankers' Guide to the Art Market，这档节目将在6月晚些时候播出）出席了位于威尔士的文学艺术盛事Hay Festival。已经举办了29届的Hay Festival是作家们的盛会，就像Glastonbury的表演艺术节对于那些聪明绝顶的天才一样。这档联手了包括Adam Lindemann在内的藏家和艺术市场作家的电视节目，极其巧妙地迎合了国际上对于当代艺术价格盛行的嗤之以鼻。虽然我在节目里没怎么露面，但是当全国观众对我就这些画廊主和收藏家无伤大雅的批评发出一片哀嚎时，我还是完全没有准备好。天。

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结果两天之后，《泰晤士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标题劲爆的文章：《腐败的温床：披露艺术拍卖的内幕》（A hotbed of corruption: insider gives art auctions a hammering）。很显然，我那句“不要传出去”对于《邮报》（Telegraph）来说也只是耳边风。至于《每日邮报》（Daily Mail）并没有按照他们所保证的那样在报道里包含我提到的所有细节，我只能说，我无法想象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我相信我那个被卷入其中的拍卖场朋友也是如此。我们真是进行了一场非常专业的自杀行为。

我所下榻的三个国王酒店（The Grand Hotel Trois Rois）始建于1681年。酒店原先是莱茵河沿岸行旅商人的落脚点之一。时间不断流逝，然而一些事情从未改变。在艺术展期间，酒店就像一间昂贵的宿舍，毗邻的阳台之间的距离近到可以让你清楚地看到隔壁艺术经纪人野心勃勃的眼神。

在我逗留期间，我的节目搭档Lindemann直接走进了隔壁的我的房间，他当下立即和他自己的比较了大小，并确定自己的比较大——当然了。（想歪了的各位，我真的是在说房间的尺寸。）

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当我回到三个国王的酒吧之后（通常我会一头扎进人堆里，顺便说一句，这时候，艺术展还没正式开始呢），邋里邋遢的影星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正在穿过拥挤的人群，或许他正在代理影星跨界画家、奥斯卡得主阿德里安·布罗迪（Adrien Brody）最新绘画。这时，一位超级藏家对妻子发起了脾气，因为她并不认为他们的艺术收藏是一笔投资；而另一边，一位画廊主正躺在沙发上，狠狠地预言一位伦敦的艺术经纪人注定会因为过度投资而失败（我相信这位经纪人会泰然处之的）。这个场面就像掀开石头看到聚集在下面扭动的蛆虫一样。真是太有意思了！

在酒精的催化下，这些腐烂的谣言（和我听到的其它事件）最终都会消失在人海中——所以下回我再来的话，我需要随身带一名速记员，以便记下精彩的片段。除了喝醉的经纪人之外，你很有可能不小心就捡了漏——这不，我就遇到了一件好价钱的鲁道夫·斯汀格（Rudolf Stingel）。

图片：Courtesy of Marianne Boesky Gallery, Galleria Continua, and Galerie Krinzinger, Art Basel Unlimited, 2016.

巴塞尔艺术展“无限”单元

获得官方支持的巴塞尔艺术展“无限”单元（Unlimited）的诞生就是为了与这样的艺术相抗衡，这一由纽约策展人吉亚尼·杰泽（Gianni Jetzer）精心策划的展览，集合了各类充斥着新媒体、政治意味和侧重行为艺术的艺术作品。这一单元里有组织、有规模的展示场面着实令人印象深刻，也成功化解了它沦为又一个依照展会模版布置的庞大深渊。

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的摄影装置，看似漫不经心地描绘了一幅充满了他的抗议者、激进分子朋友的画面。他们与观念抽象概念的结合，让身处在这个既不宽容又没有任何社会政治责任感的世界里的我们，感到了更深切的辛辣和酸楚。提尔曼斯之后将在贝耶勒美术馆（Beyeler Foundation）举行该馆的首个摄影展览。

另一个我不怎么理解的艺术家是克里斯·马丁（Chris Martin），他在“无限”展上那幅体积庞大的绘画可能是比詹姆斯·罗森奎特（James Rosenquist）的邮轮级巨幅绘画要好一些，不过它的精彩之处也是乏善可陈。另外，两位分别来自丹麦和挪威的艺术双人组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Elmgreen & Dragset）的一件2015年声音艺术作品，有着简单名字的《二级》（Secondary）里面，两个拍卖师互相竞价的声音从其中此起彼伏。如果安迪·沃霍尔还活着，他一定也会对此感到惊讶。

已经62岁的抽象画艺术家彼得·哈雷（Peter Halley）用那些怎么看上去都只是色彩浓郁的布面灰泥画，向艺术市场最新的宠儿亚历克斯·伊斯雷尔（Alex Israel）大胆发起了挑战，似乎有重新夺回阵地的打算。有人在看好这位老将的东山再起吗？

图片：Courtesy of Art Basel 2016

巴塞尔艺术展主会场

我总是极力避免前往参加任何艺术展会的开幕盛况，既担心会被各种Prada高跟鞋碾过，又害怕一排起队来的那个混乱劲儿，总之任何事都令人担忧。所以，当那天被困在雨中，排在沿墙绵延数里的队伍中时，我自然而然感觉到像是一头扎进了因为英国要退出欧盟而引发的巨大骚乱当中（谢天谢地，看来现在还没有人准备退出艺术圈）。

此外，我还对可能的恐怖主义袭击感到担心，而在现场首次使用的金属探测仪则说明这么想的并非只有我一个人。事实上，这次的许多作品都与这个主题有关，比如卡德·阿提亚（Kader Attia）的《恐惧的文化：邪恶的发明物》（The Culture of Fear: An Invention of Evil，2013）。尽管充满恶意的行为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上演，但毫无疑问它现在所带来的恐惧心理正在不断升级。

当日正午，我在进入主会场后随即就因为室内闷热拥挤的空气而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这让我想到十年前，发生在巴塞尔的迈阿密设计展上的一件趣事——当时我居然在展会当中晕倒在自己负责的展位上，还被送进了医院，只留下一个无人看管的展位在那儿——多么愉快的回忆啊。

图片: Courtesy of Art Basel 2016

销售盛况

每年的艺术展上，经常有一大批被贴着已售标记的重量级作品，成为群星璀璨的作品销售大厅中的一员，也使得那些宽敞的当代艺术展位看上去熠熠生辉。这项盛事中的作品、艺术家和画廊名字，总是不言而喻。试想一下，统治着这些买卖的还是这些人：大卫·卓纳（Zwirner）、豪瑟（Hauser）、拉里·高古轩 （Larry Gagosian）以及多米尼克·列维（Dominique Levy）。相应地，艺术家也无外乎西格玛·波尔克（Sigmar Polke）、鲁道夫·斯汀格（Rudolf Stingel）、麦克·凯利（Mike Kelley），还有韦德·盖顿（Wade Guyton）和克里斯托弗·伍尔（Christopher Wool）。

盖顿下周将在第戎的Le Consortiumd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个展。而为了测试藏家对他的兴趣，韦德在巴塞尔艺术展上分别于Petzel、Chantal Crousel和Gió Marconi画廊展出了三幅一模一样的大幅工作室内景的电脑印刷作品（至少有3米多高），并成功地以每件60万美元（约合394.2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分别在这三间画廊售出。艺术家这些备受期待的新作进行了自我反思地，又刨根究底地思考，这点反倒让我很感兴趣，尤其是那幅火焰般的灯光作品。我曾于1996年策划的群展中展出了韦德的作品，而当时他甚至连一台打印机都没有。

面对这么多俨然已经被团团围住的经纪人们，这无疑是不断轰炸他们询问销售价格的最好时机。在此，我来和你们分享一些数据，不过大部分的价格都早已被披露了。多米尼克·列维画廊这次带来的艺术家斯汀格的作品包括一幅教科书式的抽象画，以及两幅成对的小型半抽象肖像画，三件作品的价格分别为240万美元（约合1577万元人民币）、220万美元（约合1446万元人民币）和175万美元（约合1150万元人民币）。理查德·格雷（Richard Gray）以200万美元（约合1314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售出了一幅约1.27米大小的正方形金色墙纸绘画。另外还有杰·乔普林（Jay Jopling）不甘示弱地将一幅阴郁的黑金色墙纸作品，以280万美元（约合184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售出，然而这幅画的要价是325万美元（约合2135万元人民币）。看来这是个捡漏的好时机。

一级代理画廊Sadie Coles以400万美元（约合2631万元人民币）的报价，轻松卖掉了她以鸟为主题的巨幅绘画， Massimo De Carlo以180万美元（约合1184万元人民币）出售了一幅扭曲花纹的抽象绘画作品，高古轩以380万美元（约合2499万元人民币）的报价卖掉了一幅金色花纹，庞然巨物般的作品。宝拉·库柏画廊（Paula Cooper）以120万美元（约合789万元人民币）售出一件布满了红点的抽象三联张。这还没包括那些我漏掉的，譬如斯汀格的作品。我知道斯汀格不喜欢在报道中提到自己的作品价格；我只是希望他知道，我是他的脑残粉，虽然是充满了好奇，不是幅幅作品都买得起的那种。

卓纳画廊展出的、至少是市场上难得一见的波尔克作品无疑也造成了不小的波澜。数额最大的一件作品据说以650万欧元（约合4836万元人民币）的报价成交；而一件和法国大革命有关的不寻常之作，售价为450万欧元（约合3348万元人民币），却没有成交，还有一件树脂抽象作品的价格在200万欧元左右（约合1488万元人民币）。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没有列出来。

大卫·卓纳于上月刚刚宣布予约瑟夫和安妮阿尔伯思基金会（Josefand Anni Albers Foundation）的独家代理权。这次他为收藏家们带来了约瑟夫·阿尔伯思（Josef Albers）价值从30万美金（约合人民币197万元）到120万美金（约合人民币798万元）的五幅作品。同时，他们也将布里奇特·莱利（Bridget Riley）的《Coda》卖给了上海龙美术馆。

Fergus McCaffrey的展位上展出了一件我在科隆艺博会上见到的1983年波尔克的三联张，这次的标价是130万美元（约合855万元人民币）。这幅油画不堪的历史，是我称之为市场型艺术品（market art）的典型范例：这种在公开场合被一次又一次出售的作品，必然会像电影《土拨鼠之日》（Groundhog Day）所讲述的故事一样，困在一个无尽的交易困境之中。

1991年，这件波尔克的三联画以18-25万美元的价格在佳士得上拍；1992年，这件作品以8-10万美元的报价出现在了苏富比；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它2003年又以6-8万美元的价格出现在了菲利普斯拍卖行，以7.5万美元成交之后，又在2013年以6-8万美元的估价再次现身菲利普斯拍卖行，并且经受了第三次流拍。在所有的大型拍卖上遭到惨败的同时，至少，这件作品的主人（们）为它作出了的努力值得嘉奖。

还有人会喜欢这件作品，并且让它走上正轨吗？也许它最终能被卖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几乎不可能。

卡米尔·亨罗特（Camille Henrot）的画廊展位上贴满了红点，这也是新兴市场常见的景象。但是，亨罗特取得成功的那些作品，似乎都是那些标价惊人，但是内容无聊、装饰感十足的玩意。这些单价20万欧元（约合132万元人民币），限量八个版本的作品，让她在我们眼前显得装腔作势，甚至有点恶心。

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一天之内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到了第二天，就让人感觉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展会里的活力明显的散去了很多，我甚至还看见了行事张扬的瑞士经纪人艾娃·普莱森休薄（Eva Presenhuber）在乌戈·罗迪尼（Ugo Rondinone）的靶心绘画前发呆。我脱不了身，必须要留下来给我的瑞士同学们讲课。一天之内，这个城市又回到了睡眠状态。我无法想象，如果卖不出东西的话，谁会来这个地方；如果你买下了一幅错误判断的画，市场可不是开玩笑的。到了周五和周六的画，对于那些卖剩的东西来说，这里就是人间地狱。

再说一个另外的事情，我去Mobel Transport参观了一个展览，这是一个位于自由港区域的自治区。他们应该有自己的货币和护照。如果说我对未来有什么预见性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在这里，你不用再担心那些储存和挂画等琐碎问题。谁还要艺博会？直接跳过那些中间人，到一切的源头，世界上所有的艺术品都被堆放在这里，这里就是博物馆级别艺术品的宇宙中心。

在经历了让我肚子翻江倒海的紧张一周之后，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在艺博会（或者拍卖）的环境当中，我发现自己甚至都不能阅读或者健身，这是一种吞噬掉一切精力的消费力量（至少对于一些人来说，真的是这样）。至少事后看来，这的确是一段令人感到沮丧的经历。这里缺少的是时间和自省，两者对于实际感受艺术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艺博会不是让人可以（太多）思考的地方。但是，在这样的规模下，集中如此多的关注眼球，展示如此美轮美奂的艺术品，似乎也没什么更加有效的手段。

“在2016年的开始几个月里，艺术市场的表现并不好。我们很高兴看到藏家对于我们带来展会的艺术品有着浓厚的兴趣。”艺术品商人Thaddaeus Ropac在一份声明里说到，“今年的藏家在购买重要的艺术品时胸有成竹，对我们而言，这又是一届非常成功的巴塞尔艺术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