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FT中文网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席佳琳

曹斐构建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噩梦。在一座陷入末日变革的虚构城市里，一支校园乐团吹奏着无声的进行曲；一个男孩骑在一匹骆驼上，从高处俯视着大片城市废墟；一只垂死的章鱼流出的鲜血在一座废弃工厂的地板上到处蔓延。在曹斐的镜头中，连她的家乡广州都成了一座幻想广场。带着一部摄像机和哥特风格的鉴赏力，她在城市的废弃边缘、庞大的公寓楼群间穿行，然后将这些景观进行戏剧化地重构。她蹚入丑恶的洪流，然后带着反乌托邦的战利品出现在大众面前。

这位37岁的艺术家在当代艺术中心（即PS1，为MoMA的附属机构）举行了一场简洁而深刻的回顾展，也是她执业以来个人作品的精选。曹斐出生于文革结束不久之后，父亲是现实主义雕塑家曹崇恩，以雕塑颂扬邓小平等共产主义英雄的铜像闻名。他最出名的作品就是耸立在香港海港旁的李小龙(Bruce Lee)铜像。曹斐已经适应了父亲的现实主义，以及对偶像的钟爱。与父亲习惯性的乐观不同，她的作品充满伤感，对当代中国提出了严厉批评。她挖掘流行文化的高科技脉搏，将阿凡达、僵尸和动画人物置入混合了浪漫主义与伤感情绪的艺术作品中。

影片《谁的乌托邦？》(Whose Utopia?)可谓曹斐最动人的作品。在西门子艺术项目(Siemens Art Program)的赞助下，曹斐在佛山欧司朗照明厂住了半年，拍出了这部影片。工作开始时，她先向员工们进行民调。她在一份很长的调查问卷中问道：“你对工厂有什么感觉？”“你为什么离开家乡，来到珠三角？”“你希望未来能实现什么？”这些答案给了她一条线索，让她衡量出受访者梦想与现实生活间的距离。曹斐的镜头缓缓推进到受访者的幻想，画面先是停留在工作场所，然后过渡到工人的工作，最后是工人本身。

影片一开头是空荡荡的厂房，聚焦于工业生产的美学，这一传统拍摄手法可追溯至查尔斯•希勒(Charles Sheeler)。1920年代，希勒在底特律附近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的工厂拍摄了一组照片，将铸造起重机、冲压机和高炉谱写成了简洁、半抽象的艺术作品。如果说希勒镜头下的机器兼具了功能性和图腾感，曹斐影片里的机器则有种古怪的人性，它们猛地同时拉动， 以一种可爱地、意料之外地优雅姿态，将脆弱的灯泡传递出去。

在《谁的乌托邦？》第二部分，人类却表现得像是同步的机器，他们抛弃了自己的个体性，坐在那儿整理灯丝，组装盒子。突然间，就像出现了群体幻觉，这群劳动者在工厂单调的工作节奏中，和一群毫不察觉的同事中，轮流演出了自己心底深处的欲望。一个身穿蓬蓬裙的女孩稳稳地以脚尖站立，手臂舒展向天空，后背上缚着的白色翅膀在迟滞的空气中抖动。还有个女孩身穿一条白色长裙，模仿一只天鹅临死前的痛苦挣扎。有三四个年轻人弹着电吉他，还有一位大叔默默地在过道中跳着舞，他的舞步混合了迈克尔•杰克逊( Michael Jackson)、马歇•马叟(Marcel Marceau)，以及中国民间舞蹈。他们的幻想很平庸，这世界有太多女孩渴望在足尖上无尽旋转，有太多男孩立志要当摇滚明星，让他们的幻想更令人感伤。影片第三部分拍到了他们的脸部，每张脸都恬静、独特。

《谁的乌托邦？》旨在提醒人们：工人也是人，这个信息并不新鲜，一百多年前刘易斯•海因(Lewis Hine)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对其进行了完美地表述了。但是在当代中国，过去大部分时间都在崇拜劳模，现在却将工人降级到中国工业奇迹的锅炉房，在这样的时代，这部影片呈现出了苦涩的怀旧色彩。

曹斐的定格影片《La Town》通过一段段阴郁的定格影像，表现了庞杂混乱的城市问题。她定制了一批小塑像，将它们放置在一个虚构的城市景观模型中，塑造了一座坠入道德与肉体废墟的“众城之城”(Everycity)。在La Town里，性爱要么是买卖，要么弥漫着冷漠。僵尸暴徒正在威胁超市和人行道上的民众，而路人冷漠无声地在围观。圣诞老人的雪橇撞上了高速列车，一匹驯鹿的尸体挂在轨道上面的电线上。在一座废弃的剧院，霓虹灯广告牌闪烁着《飘》( Gone with the Wind)，纪念曾经充满活力的文明。《La Town》中的对白造作、荒谬，是曹斐从《广岛之恋》(Hiroshima Mon Amour)的改编的，不知道她这么做到底是为了讽刺还是致敬。

无论是哪个，《La Town》向西方商业化的侵犯，以及中国城市的暴力转型发出了怒吼。“la”到底是法语中的女性冠词，还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时髦标志？又或许它指代了洛杉矶，这个梦工厂吞没了堕落者与迷失者，再将他们的共通幻想吐向世界。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城市被推土机推平又改建，以适应数百万外来劳动力。原本紧紧包裹的文化也渐渐展开，向全球影响开放。曹斐在这场莫测高深的变革中，在这个城市化时代交错的兴奋与绝望中，找到了自己那片富饶的渔场。

（闭展时间为8月31日，momaps1.org）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