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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昀佑，《档案编号：5000-K669841-15》，2016，纽约PRACTICE空间，摄影：郑源.
施昀佑在2015年6月赴北极做了一次为期二十二天的北极圈艺术家驻留计划，并拍摄了影像资料，然而在驻留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几乎所有设备连同所拍影像全部被盗。这个经历让他对影像、叙事以及对影像的观看有了不同的理解。今年5月，施昀佑于纽约的替代空间PRACTICE完成了展览“海豹脱下外衣的日子”（The Seals Are Shedding Their Coats），共展出六件作品，包含一个开幕式行为表演。在此，他与我们分享了这段独特的经历以及这段经历如何投射在其创作和思考中。
去年6月我去了瑞典、冰岛、挪威和北极，我之前已经设定好需要拍摄的三个题材分别是瑞典的亚斯伯核废料处理厂，冰岛西边的斯奈菲尔火山，还有在北极小岛一个名为莉莉霍克、宽达6公里的冰河河面。原本要拍的东西其实很线性，创作逻辑很直接，就是用我拍摄的东西之间的关联来构筑一个和时间有关的叙事。但不幸的是，所有器材包括我已经拍摄的影像在斯德哥尔摩被偷走。于是原本的想法也就放弃了。用仅剩的视觉和物件的素材来做一个“无中生有”的展览，不可避免地用到了大量文本，但我没有纯粹把它当作档案来处理，而是用了一些不同的方法去调整文本和视觉的关系，尝试把所有元素拉到“当下”，这构成了展览的其中一条线索。
展览是以一本日记开始的，是我刚从北极回来不久完成的。我借用了1808年到1912年欧洲和美洲探险家在北极的航海日记拼贴剪辑成了一本虚构的六月航海日记。十九世纪的北极探险者们没有人在那里成功过，每个人都遇到了奇奇怪怪的挫折。当看到这本日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不论是1808年6月还是1912年6月，不论是从哪里来的探险者，他们日记的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而那些文字也非常忠实地反映了我的经验。我把它们摘录出来，像是在梳理失败者的经验，也像是在理解什么是失败。回头来看，虽然日记里的文字实际上是在时间上跳跃的，但最终指向的仍然是我此刻所经验的时间。
大概半年之后，我开始跟瑞典警方取得联络，希望他们能帮我做一份失窃记录。我将我拍摄的内容，我的整个规划以及对最终展示方式的构想以文字的形式写了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最终警方同意把这个文本放进失窃记录里。我觉得这样一来作品就完整了。它的影像实体虽然丢失了，但是以另一种形式——一种官方文件的形式——又被保存了，而且是永久地保存了下来。这次布展上，我将这份失窃记录打印出来，贴到展览空间对面楼顶的外墙上，并放置了一个望远镜对准那边，观众可以通过望远镜观看那份失窃记录。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通过操作望远镜把文本读完。它保留了一个你绝对可以读完的能力，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和心思去调整焦距和方位，但是它也并没有强迫你一定要读完。这就很像观看影像时观众和影像通常具有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望远镜的“搜寻”这个动作，文本变成了一个视觉对象，但它同时又是可阅读的，这让它的属性变得模棱两可——这里在处理的是观看和阅读之间的差异——即时的和回溯性的，切实的和构建出的，在找到望远镜焦点的那刻重合。
同一个房间的另一件作品是一枚我定制的邮票。票面上的图案是我用手机拍摄的三只蓝鲸刚刚潜到海里的照片，上面印了一行英文，大意是：“我看到三只蓝鲸潜入大海”，并注明了拍摄时间和地点。我觉得邮票和望远镜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描述了与空间有关的事情，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很重要。邮票有一种可以压缩空间的能力，可以把物件带到远方。它是货币，本身便具有旅行的能力，真正地确保了移动的可能性。
隔壁房间的一侧墙上，有一块我从北极圈带回来的化石放在一个盒子上，盒子有个开口，印有“投币25美分就可以摸一下石头”的字样。它的对面是一个录音机——我在开幕表演上讲了一个故事，边讲边录，讲完后随即开始循环播放。这个故事也把展厅里分散的线索串联了起来，关于移动、距离、发现、被发现，其中一条主线是美国探险家Robert Peary把一颗全世界最大的陨石从格陵兰带回纽约，并允许人们花25美分上前摸一下这块来自外太空的物体；随船带回来的还有七名因纽特人，但是这些因纽特人很快便因为疾病去世了。故事的另一条主线是我个人的移动——我用自己现在的状态和当时的故事做了文本上的对照。比如，我讲到我曾经因为驻留的关系在哥伦比亚感染登革热，但是与因纽特人不同，我用现代科技自己把自己治好了；讲到我被抢的经历，就像探险家抢走了陨石，我也是被抢的人，我只带回了我记忆中的事情，又用语言的方式重新把它建构出来；此外还讲到了我的历史背景。台湾是在16世纪时被葡萄牙的水手发现后，才正式进入世界史的版图。这跟探险文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历史的脉络里我是被发现的人，我是如何去看待这样的身份，这是回到我自己身上的反省和思考。基本上这个故事就是在问，我移动的轨迹，究竟是像故事中的因努特人，还是像是Robert Peary？究竟是被迫的，还是自愿被迫的呢？
对于整个项目，我一开始就很明确的是，我不想做奇观性的东西。其实面对北极和面对爱情、面对死亡都类似，这些主题太过宏大，怎样找到你跟它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北极是一个托词，一个借位，我在这个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在理解我跟创作的关系。另外，也涉及了我作为当代艺术家跟机构之间的关系。我们为什么可以旅行？谁给我们机会去旅行？这些作品里带有一种很明显的失落的、私人的、模糊的、诗意的语言特质，它们与官方资料和邮票那种理性物件的反差和对照，对我来说也是很有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