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Elmgreen & Dragset)
发起人:叮当猫  回复数:0   浏览数:1241   最后更新:2016/06/02 10:38:30 by 叮当猫
[楼主] 叮当猫 2016-06-02 10:38:30

来源:芭莎艺术 陈仕骋


2016年4月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好博”落下帷幕,紧接着,其最新作品《梵·高的耳朵》(Van Gogh's Ear)又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入口处亮相。


在这次访谈之前,我们首先提起了《芭莎艺术》曾在2012年9月刊中刊登的艺术家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访谈专栏《莫瑞吉奥·卡特兰与迈克尔·艾默格林和英格·德拉塞特的严肃对话》,迈克尔·艾默格林(Michael Elmgreen)笑着大叫:“他压根就没联系过我们。”


他笑着说道:“那个浑蛋!大混球!”

于是,我们对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又进行了一次并不严肃的专访。

背景:

谁是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

Elmgreen & Dragset


1994年的丹麦哥本哈根,33岁的迈克尔·艾默格林(Michael Elmgreen)在当地一家名叫After Dark的夜店遇见了25岁的挪威人英格·德拉塞特(Ingar Dragset)。

巧合的是,凌晨5点曲终人散时,两人发现彼此不仅住在城市北部同一个区,更是同一栋楼的邻居。这一程并肩回家的路,不仅是一段十年恋情的开始,更为这个艺术双人组至今二十余年的合作关系埋下伏笔。

彼时的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一个从事诗歌写作,另一个刚刚涉足戏剧,从未接受过正统艺术教育的两人自认是艺术界的局外人。

按他们的说法,两人合作的起步只是个单纯的意外:德拉塞特帮助在艺术圈初试身手的艾默格林制作了一系列以宠物为原型的抽象雕塑,展览开幕的现场却无人领会,于是他们席地而坐,把雕塑百般疼爱地拥入怀中,众人便误以为展出的是一场行为艺术表演。他们由此意识到行为艺术正是两人诗歌与戏剧背景的最佳交汇点。

于是1995年起,两人以“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Elmgreen & Dragset)的名义开始了艺术创作。



Q1.

最早关于艺术的记忆是什么?


艾默格林:这对我来说发生得比较晚,我并没有出生在一个会去美术馆的家庭。我记得小时候学校组织去博物馆参观古典雕塑,我百无聊赖时突然发现这些雕塑都有着很美的屁股,总算提起了点兴趣。非常单纯幼稚的迷恋。我还记得站在一幅罗斯科(Mark Rothko)的画前,只觉得它和家里的地毯颜色样式一模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一块地毯挂在墙上。

德拉塞特:我来自一个挪威小镇,成为一名艺术家是种很不现实的想法。戏剧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考虑过演戏,或是写剧本。不过我倒是很清楚地记得几件事。

有次妈妈带我去参观应用艺术博物馆,看到有个名叫Hannah Ryggen的纺织艺人,妈妈告诉我,她把绒线染得颜色鲜艳的秘诀是使用酒鬼们的尿液,因为酗酒者尿液的酸度对上色很有效。想象那个女人捧着罐子满大街地找老酒鬼们讨尿的画面,是我第一次强烈地体会到,从事艺术工作的人生活会有多么地不同。

我小时候还挺会画画的。有次学校的美术课上要求画落日,我就简单潦草地画了几笔,老师很不满意,我理直气壮地说毕加索画的就是这样。因为我记得家里有一幅《堂吉柯德》的印刷品,画里的太阳就是这样。

艾默格林: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是个女孩,她爸爸是马戏团团长,家里有许多秋千之类的道具。我们做游戏时,她总是扮演马戏团的公主,戴着一顶皇冠。这么玩了一年,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跺脚大哭道:“该轮到我当公主了!”

德拉塞特:现在他还对我这么说呢。跺着脚叫:“我要当公主!”他可停不下来呢。

艾默格林:从来没有。

在鹿特丹,他们发现了一个“弃婴”

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Michael Elmgreen & Ingar Dragset)《一个与许多(The One & The Many)》,大型装置,尺寸不定,2011年。展览:2011年荷兰鹿特丹港的潜艇码头,博曼斯美术馆“一个与许多”。摄影:Tot en met ontwerpen



Q2.

作为艺术双人组亮相的第一件作品是1996年互相拆掉身上线衫的行为表演。此后,你们越来越多地采用演员,不再亲自上阵了,为什么?



艾默格林:因为我们变懒了,也变老了。而且那些演员比我们好看。

德拉塞特:那是为了把艺术家从作品的语境中抽离出来,消除作品个人化的性质,使其处于更为中立的状态。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任何艺术家亲力亲为的表演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自传的性质。在早期,这种自传性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它关乎我们作为一对同性情侣艺术家身份的建立;此后,当我们作品的重点发生转变,比如要演绎粉刷工之类的职业角色时,就不该由我们来表演了。

在威尼斯,他们“杀死”了一个收藏家

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Michael Elmgreen & Ingar Dragset) 《收藏家之死(Death of a Collector)》,综合材料, 100 x 600 x 200 cm,2009年

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北欧展馆“收藏家(The Collectors)”,版权归西班牙海尔格•阿尔韦尔亚画廊所有。摄影:安德斯•苏内•伯格(Anders Sune Berg)



Q3.

儿时偶像?


德拉塞特:(不假思索地)没有。

艾默格林:我记得我少年时见过一本画册,里面有一组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在他非常摩登的工作室里赤膊作画的照片。我觉得那真是性感极了。我根本没在想什么艺术,只是对自己说,我想要像他那样画画,还得被拍下来。

Q4.

当初为什么搬去伦敦?


艾默格林:为了爱。现在那段爱情也结束了。

德拉塞特:他在伦敦的那段时间,我们也借机做了不少项目。2013年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 Museum)的“明天”(Tomorrow)、2012年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的大型雕塑《无力结构第101号》(Powerless Structures, Fig. 101)、利物浦双年展等等。

艾默格林:现在回到工作室也很好,两人可以一起专注工作。之前我一直在伦敦与柏林之间频繁来往,虽然飞机只要一个半小时,但是我坐了太多廉价的易捷航空(EasyJet),以致我现在对橙色产生了巨大的厌恶,家里没有橙色的东西,身上不穿橙色的衣服。

在伦敦,他们让男孩将木马骑上高空

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Michael Elmgreen & Ingar Dragset)《无力结构第101号(Powerless Structures, Fig. 101)》, 青铜铸造,高度:411cm,2012年。受伦敦市长委托制作,展示于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第四基座”。摄影:詹姆斯•欧•詹金斯(James O Jenkins)



Q5.

能否描述在柏林工作生活典型的一天?


德拉塞特:哪有典型的一天,我们可是艺术家。

艾默格林:大家10点会来工作室上班,所以我一般9点半起床,喝一杯浓咖啡,抽几支烟。夏天我会把天窗打开,坐在太阳下享受独处的半个小时。然后电话就开始响了。10点一到,整个工作室就进入一种高度系统化程式化的办公模式,这边说雕塑来不及做了能不能换一种材料,那边问意大利的运输延误了该怎么办,如此等等。一天能有两百甚至五百个这样的问题亟待解决。下午6点就累垮了,出个门,试图做回一个正常人。中午大家会一起吃厨师做的饭,讨论些工作以外的话题。但每个工作日都是这样充斥着无数麻烦的问题和危机。人们可能想像不到艺术创作会是这样一种实际的事务,但事实如此,80%的时间都是在处理这些实际的问题。

德拉塞特:我和他过的日子没什么两样,除了早上我是骑自行车来工作室。骑行在视野开阔的飞机跑道上,穿过整片废弃的Tempelhof机场,让人神清气爽。

艾默格林:我以后就在那间水泵站颐养天年了,像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著名德裔好莱坞演员)一样,过几年老得脑袋糊涂了,就从窗户里向外面的行人开枪。

▲在丹麦,他们塑造了一个男孩版的“美人鱼”

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Michael Elmgreen & Ingar Dragset)《他(Han)》,不锈钢抛光机械眼球运动(Polished stainless steel with mechanical eye movements)2012年,作为公共雕塑在丹麦赫尔辛格的克隆堡宫新文化中心展出。版权归艺术家本人所有。效果图:弗里德•佛力施(Fred Fröhlich)



Q6.

你们著名的《无力结构》(Powerless Structures)系列作品中的装置、雕塑等作品虽然名称一致,但都标注着不同的数字。这些看似随机、无序的数字背后是否暗藏玄机?


艾默格林:我们对数字有些迷信。有些数字我们很避讳,就像香港有些楼房没有4楼一样。而一些对我们有特殊意义的作品,我们会用11或101这种对称的数字来命名。但我们也不遵从什么顺序规则,跳来跳去,所以还真一不小心把两件不同的作品以同一个数字命了名,不过发现了之后也没改。

德拉塞特:作为艺术家,我们竭力为自己创造最大程度的自由。没必要在数字的选择上约束自己。如果老老实实按照时间或什么顺序来命名,人们反而硬要去胡乱联想。

(避讳什么数字?)

德拉塞特:那是秘密。

(哪两件作品有重名?)

德拉塞特:也是秘密。只有作品的藏家知道,这样他们才觉得自己特别嘛。

艾默格林:有一次我们在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办展,我们给这个展览取了三个名字,发出了三种名称不同的邀请函。“在世界某处,正是四点钟”,“一招败棋”,“挡住视线”,媒体用这三个不同的名字报道了同一个展览,公关部门都抓狂了,实在是好笑。其实展品只有一件,现场也没有标明作品名称,空旷的展厅里只有一只夹在两扇玻璃窗之间垂死的小小麻雀。

德拉塞特:很感伤的作品。那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一件作品。说不定也有些这个层面上的象征意义。

在悉尼,他们用跳水板穿透博物馆的窗口

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Michael Elmgreen & Ingar Dragset) 《无力结构11号(Powerless Structures, Fig. 11)》,中密度纤维板、防滑橡胶、铝、玻璃,60 x 75 x 200 cm,1997年,2000年悉尼双年展,现代艺术博物馆“体育生活”。

版权归哥本哈根尼克莱•沃勒画廊(Galleri Nicolai Wallner)所有。摄影:本特•吕贝里(Bent Ryberg)



Q7.

你们常常自称是双头怪,也说过在分手之前,两人的大脑运作已变得步调一致,分手后有什么变化?


艾默格林:这正是我们分手的原因。我们在一起做的事情太多了,很难在私下依然维持恋人的关系。分手之后,两人自然有各自不同的经历,为创作带来新的灵感。

德拉塞特:我觉得分手之后,我们失去了那个两人共享的身份。

艾默格林:还在呢。)

德拉塞特:是,它还以某种形式存活在我们两人之间。只是现在这头怪物是从左右两边获取食物,而不再啃食自己的脑子了。

在纽约,他们用戏剧探讨当代艺术界的荒谬与活力

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Michael Elmgreen & Ingar Dragset)《在艺术世界的快乐日子(Happy Days in the Art World),三幕剧,舞台最小尺寸:700×1000cm,2011年。预演:2011年格拉斯哥,电车国际艺术空间。首演:2011年纽约PERFORMA行为艺术双年展,纽约大学斯哥尔柏表演艺术中心(NYU Skirball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摄影:尼尔•托马斯•道格拉斯(Neil Thomas Douglas)



Q8.

灵感来源?


德拉塞特:社会现象之于个人的意义,对工作生活周遭的观察与体验。

艾默格林:电影。电影对我们的影响远大于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

(你们说过希区柯克和伯格曼的电影对你们影响很大,哪一部印象最为深刻?)

德拉塞特:很难说哪一部,英格玛·伯格曼的《婚姻生活》、《假面》,希区柯克的《迷魂记》等等。

艾默格林:重要的是这些导演是如何仅仅通过场景的设计营造出一种情绪氛围,这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我们,通过家具、角落里的艺术品、光线和色彩可以传达很多信息。

德拉塞特:这是场景和对话的结合,只有这两个元素,没有动作,没有繁琐的剧情。这在我们自己的创作中也有很明显的体现。

在德克萨斯,他们在荒漠上建了一座无法进入的Prada专卖店

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Michael Elmgreen & Ingar Dragset)《普拉达·马尔法专卖店(Prada Marfa)》,土坯砖、石膏、铝框、玻璃面板、中密度纤维板、油漆、地毯、普拉达的鞋子和包,760 x 470 x 480 cm,2005年,美国德克萨斯州马尔法

版权归艺术家本人及纽约艺术创作基金会,马尔法宴会厅所有。摄影:利泽特•凯末尔(Lizette Kabré )



Q9.

创作时有什么必不可少的东西?


艾默格林:烟!现在我就满脑子想着抽烟。

遇到瓶颈时就喝醉。不是开玩笑。当我们把工作室的电话铃声远远抛在脑后,安安心心地坐在酒吧,本该搭搭讪、跳跳舞享受的时候,我们就会突然讨论起艺术来。这样好点子就来了。

▲在北京,他们组织了一场不能买的艺博会

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Elmgreen & Dragset): 2016年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好博”(The Well Fair)展览现场,摄影:Eric Gregory Powell,图片由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Q10.

最喜欢的艺术家是?


德拉塞特:迈克尔·艾默格林。

(如果不互相说对方呢?)

德拉塞特:那第二喜欢就我男朋友好了(艺术家Simon Fujiwara)。

艾默格林:我不喜欢排名榜单之类的东西。

▲在纽约,他们建了一个垂直的泳池

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Michael Elmgreen & Ingar Dragset)《梵·高的耳朵》(Van Gogh’s Ear)钢,玻璃纤维,不锈钢和灯,900×500×240cm,摄影:Guillaume Ziccarelli

返回页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