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雅昌艺术网 文：廖廖

　　今天的艺术圈仿佛一个二手店，一切都不新鲜了，不仅各种艺术形式都已经出现过，就连我们的反叛与愤怒都是过期的，我们的反抗与抱怨都是二手的。最近很火爆的“坏蛋店”就是一家看似新鲜的二手店。

　　坏蛋店的老板“邸特绿”在公众号里以无厘头的姿态发表各种不合时宜的言论，以认真严肃的态度转发各种“坏画”。言论不羁、口味出格的邸特绿看似一台狂野的破车冲进光鲜亮丽的艺术品商店里横冲直撞，一时间破坏无穷，风头无量，但是那其实也是一辆二手车，而邸特绿也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老司机。

老司机的套路

　　先说说坏蛋店的叛逆、恶搞与无厘头对艺术形式和艺术体制的破坏力。如果把坏蛋店的“坏”与艺术史上的大坏蛋相比，邸特绿的坏蛋店顶多算是一家二手店。

　　论颠覆，坏蛋店比不上达达主义，坏蛋店没有像达达主义那么决绝地宣称“我们试图消灭艺术。” 绘画在达达主义者看来只适合点火取暖，只有破坏性的行动才是艺术的一切。相比起九十年前的达达主义者，坏蛋店的恶搞与牢骚并没有多大的颠覆性。

　　论对图像的破坏，坏蛋店比不上情境主义，坏蛋店没有德波的勇气，在艺术展上挂起“永不工作”、“超越艺术”的标语，那些文字标语的作品没有任何美学的装饰，只强调其意识形态的价值，彻底破坏艺术图像的意义。坏蛋店恰恰相反，并没有破坏艺术图像，反而认为绘画这件事很重要。

　　论对艺术体制的冲击，坏蛋店比不上观念艺术。60年代，有些艺术家对美国人无休止的过度消费非常反感，前卫艺术家们声称：“不愿意再给这个商业世界添加多一件商品。”他们开始创作不能在市场上交易的“观念艺术”，索尔·里维特说：“观念艺术是一种作用于观众心灵的艺术，而不是一种作用于眼睛或者感官的艺术。”坏蛋店并没有拒绝艺术的商业化，邸特绿也帮着艺术家卖画，也策划展览。

　　论对文化制度的挑战，坏蛋店当然也比不上美国反文化运动与法国五月风暴中的自由青年。六十年前的美国自由青年反对教育体制，关注民权、自由与平等。博伊斯在巴黎带领一众学生抨击教育制度，推翻文化体制。而今天的坏蛋店以及邸特绿的微信群，没有企图也没有能量关注在绘画以外的文化事件，邸特绿说要把“坏蛋店”公号的范围越做越窄，仅限于符合他个人口味的绘画就行。

　　坏蛋店尽管看似对艺术圈的许多现象颇为不屑与不满，但是他仍然热衷于参加各种博览会，也一直在做策展人与艺术品中介。坏蛋店的坏，始终都在主流体制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画廊也乐于赞助一下，艺博会也乐于支持一番，反正艺博会上多一个娱乐项目也平添几分热闹。总之，论破坏力与反叛性，只能让人感慨一句：这一届青年不行，这一届坏蛋也普通。

2016年艺术北京上，绘画艺术坏蛋店与画廊合作，扫码免费发现金，发放的一万元现金来自于邸特绿在微信平台的众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或许就是邸特绿笃信的互联网思维。

艺术史是不是进步史？

　　那么，坏蛋店到底是不是一个披着狼皮的羊?我觉得评价坏蛋店的价值的关键在于：艺术有没有“进步”这回事?如果说艺术一直在进步，艺术史就是一部在形式上不断创新、在行动上越来越激烈、在精神上越来越激进的历史，那么坏蛋店的价值顶多是一家二手店，邸特绿顶多是玩儿二手套路的老司机。

　　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艺术没有进步这回事，艺术只不过是时代的倒影，创新与激进并不是艺术的关键词，如何在一个时代的政治和美学的背景中确认自己的身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认同这些观点。那么，坏蛋店的当代价值就值得重新评估。

　　坏蛋店之所以没有达达主义、观念艺术和情境主义者的狂野与破坏力，因为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革命时代。当代的西方自由青年不再有旧日的热血与狂野，不再渴望推翻一切、对抗一切，背后的原因就是福山所说的“人类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代的西方青年不再有什么政治理想值得去追求，也不再有什么思想束缚值得去抗争。对于中国的新青年来说，我们也不打算挑战什么与争取什么，嘲讽与不屑已经是当代青年能够想象的最大的叛逆与狂野。

　　在此种时代背景之下，挑战艺术体制、颠覆艺术形式显然只是一个空洞无聊的口号，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当年号称要埋葬一切的达达主义和情境主义，宣传不能成为商品的观念艺术，最终的归宿都是他们当年要推翻的美术馆。

　　因此，判断坏蛋店的价值不是把他与前人相比，而是看他如何在这个时代的政治与美学的背景中确立自己的身份。

绘画艺术坏蛋店以艺术家身份参加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2016年“AMNUA国际计划II：丝路国际”展览活动现场

图像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坏蛋店不仅没有像达达主义一样破坏图像，事实上恰恰相反，坏蛋店是在维护最传统的艺术形式：绘画。

　　图像学是艺术史的骨架，如何让图像“脱胎换骨”成为每一代艺术家的终极追求——古希腊摆脱了先民图像的野蛮;中世纪摆脱了古希腊图像的人性;文艺复兴摆脱中世纪图像的神性;达达主义否定了图像;超现实主义摆脱了图像的理性;杜尚摆出了现成品图像;波普重组了图像;沃霍尔重复了图像······而今天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让图像脱胎换骨，更重要的是：艺术图像如何对抗无处不在的流行文化图像。

　　在传统社会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各精彩。在当代社会中，文化艺术不再是精英阶层专属的消费品，大众对于文化艺术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大，技术的发展也让文化艺术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精英艺术与流行文化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流行文化的图像以感性、直观、生动的特征取代了文字，成为今日世界的主要表征。电视、电影、广告、媒体、卡通、电玩、PC、移动终端···无数的图像时刻围绕着现代人。

　　就在图像被大规模地消费的今天，绘画作为精英艺术的图像却逐渐被边缘化。在当代艺术的评价系统中，绘画的价值备受质疑;在现实中，艺术图像也逐渐被大众文化的图像所淹没。同时，前路渐行渐窄的艺术图像也逐渐被唯美、感伤的小清新绘画与简单直接的政治人物符号所充斥。绘画越来越表现出媚俗的一面，逐渐远离艺术本体与精英审美。

　　坏蛋店推出的那些粗糙混乱、意义模糊的“坏蛋画”，在当代的价值就在于让绘画重新回归精英文化，而不是逐渐靠近流行文化的图像;让绘画重新回归艺术本体，而不是重复简单的文化象征符号。并不是说小清新或人物符号就不好，只不过艺术图像应该更多元化，邸特绿挑选的那些充满黑色幽默、暴力破坏的坏蛋画，不仅对抗着肤浅庸俗流行文化的图像，也让人看到自恋哀伤的小清新绘画和悲情肃穆的人物符号之外的另一种当代气质。这是坏蛋店推崇的坏画在当代美学中的价值。

邸特绿推荐的刘夏绘画作品《军医》 40X60cm 2016

这一届青年行不行？

　　除了坏画之外，坏蛋店的另一个特征是无厘头的恶搞。从坏蛋店转载的文章到邸特绿在艺博会上的小丑妆、无缘由的发钱···他的无意义、无厘头、无方向的恶搞，背后也是这一届青年的气质的投影。

　　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说：“人总是像他们的时代，而不是更像他们的父辈。”这一届青年不再有上一代的英雄情结、悲剧意识，也不再有历史感与忧患感，他们不再渴望崇高，也不尊重权威，这一届的艺术青年也不再有上一代艺术青年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他们不再有张晓刚自述里的那一代艺术青年的沉重与压抑。

　　在邸特绿的微博群里，很少有关于权利的追问，也少有关于崇高精神的向往，年轻人什么都不相信，出现最多的就是恶搞图片和调侃的玩笑。他们藐视一切，反对一切，不相信有什么真理或崇高，他们不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什么，就像邸特绿说的只不过是“让粪管里的粪便流通起来”。

　　对于上一代的人来说，坏蛋店这一代新青年的恶搞与无厘头是在回避问题，他们消解了一切权威，包括政治权威与学术权威，但是自己又无意成为权威。他们嘲笑一切，包括高高在上的秩序与庸俗的价值观，甚至嘲笑自己。在富有历史使命感的上一代人看来，坏蛋店这一届新青年的恶搞与无厘头只有无聊、空洞与无意义。

　　我们可以批评消解一切的无厘头只有解构而没有建构。但是如果还像上一代人那样，把艺术的职业崇高化，把艺术家的身份神圣化，是不是也会太累太无趣?就像吕澎讲的，当年的人们的付出与牺牲，不就是为了给今天的年轻人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与权利吗?总不能因为他们不选择宏大叙事与远大理想就责备求全。

　　也许恶搞与无厘头恰恰是这一代新青年的闪光点。在历史上，借乌托邦的理想来实现个人利益、借英雄主义的光环来诱骗青年的故事已经太多。不再相信乌托邦也许就是这一届青年最大的进步，不再把艺术家的身份神圣化也许会带来新的可能性。

结语：

　　艺术并没有进步这一回事，艺术品的价值也不在于其含有多少前人的基因，艺术家的意义也并不在于创作出与前人近亲交配的作品。艺术只不过是每一代艺术从业者在面临时代困境的挣扎与选择。这就是萨特讲：“人必须创造他自己的本质，他必须投身到世界中，遭受世界的苦难，与世界搏斗才一点一滴地定义了他自己。”

　　也许邸特绿只是一个抱怨进不了花店的草根，也许有一天坏蛋店也会慢慢融入主流。也许有一天当“坏蛋画”成为潮流，就会有许多投机者伪装成“坏画家”。但是不管以后如何，至少今天的坏蛋店和坏蛋画让我们看到一种不一样的可能性，至少今天的他们努力尝试在时代背景中定义自己。